师爷在明清之前，被称为“幕僚”。晚唐诗坛巨擘李商隐，在省级领导手下当了半辈子大秘，多年奔波于幕僚生涯，迎来送往，案牍劳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明清时期，浙江绍兴籍师爷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衙门，清代比较重要的三部幕学专著《佐治药言》《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的作者汪龙庄、龚萼和许思湄都是绍兴人。龚萼《雪鸿轩尺牍》云：“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就是说绍兴当师爷的有近万人，这些师爷在全国各地大小衙门中广泛分布，形成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互通声气，互为党援，排挤其他乡籍而一家独大。
师爷为什么以绍兴籍贯者为多？自古以来绍兴文风炽盛，文人辈出。明代以来，由于人口增长，绍兴成为地狭人稠之地。因此，大批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中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外出任各级衙门师爷，游牧四方。另外，绍兴水乡之民，习于漂泊迁徙，富有开拓冒险性，安土重迁的观念比较淡薄。这些地域文化要素与师爷各地奔走的职业特点相契合。绍兴出师爷，又与绍兴人善于谋划的思维和精细谨严的性格有关。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云：“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说的是中央六部的书吏皆为绍兴人。虽然这些文秘人员在官场上并未入流，但却擅长权谋。如果说绍兴书吏善谋划，那么绍兴师爷加上伶牙刀笔，就更驾轻就熟了。
清末，在改革官制和兴办新学的氛围中，各省各府各县审理讼事改由法院专使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于是，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新型的司法人才取代了刑名师爷，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随着绍兴师爷在刑名和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衰微，其群体随即没落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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