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沙龙活动现场（作者提供照片）
（本文节选自《城市建筑》杂志2012年8月号——“城市历史街区更新与保护的问题与思考”主题沙龙。）
在当今全球城市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下，城市更新的含义更偏向于“再生”和“复兴”，既包括物质空间环境的再造，也包括城市社会、文化等文脉的延续与城市区域活力的塑造等内容。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城市偏重于追求经济利益，却忽略了对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的保护，导致我国城市“千城一面”、“假古董”代替“真古董”等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老街区被商业化开发磨灭了活力，场所感与城市空间记忆慢慢消失殆尽，令人匪夷所思，继而扼腕叹息。
那么，我国城市在更新过程中如何合理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并激发老城区的活力？如何权衡管理者、开发者、使用者的利益？如何完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价方法与体系，制定合宜的城市更新与保护策略？西方成熟经验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带着以上问题，本期客座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昌鸣教授协助组织与召集此次沙龙活动，共邀请包括建筑设计师、管理者、高校学者在内的10余位嘉宾参加，就当前我国城市历史街区更新过程中的现象与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希冀为所有关心城市发展的人们带来些许启示。
沙龙主持：杨昌鸣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特邀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沈瑾 河北省唐山市政协副主席，唐山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副主任
张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等
杨昌鸣：实际上真正要做更新和保护还是得要落实到微观层面，虚的东西说起来容易，可能做起来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张威老师今天专程从天津赶过来，也有一些体会要跟大家分享。张威老师在天津的文物保护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曾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对法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有请张老师跟我们简单地说一说。
张威
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者,如何跟政府、开发商进行充分而有效的沟通，从而最终达成保护的目的，是当今建筑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天津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和盛锡福帽庄旧址的“死里逃生”就是非常典型的成功范例。
天津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傅磊 摄影）
盛锡福帽庄总店旧址（傅磊 摄影）
刚才沈主席说到在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中，能不能让开发商从经济效益上异地获利，我们在研究中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曾经在一些会议上跟相关领导探讨过。但是这位领导认为无论是在区级层面还是在市级层面基本上都是无法操作的。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从行政体制上来说无法平衡不同区县之间的利益关系。当然也有开发商“愿意”做这种经济效益异地平衡的开发。比如说，开发商提出要“开发”某个历史街区，但按照保护规划，开发商基本上无利可图。这时，开发商会提出要求，希望政府提供一块廉价的土地作为补偿。而事实上往往是开发商先开发作为补偿的土地，盖完房子，赚到了钱，就不再管历史街区的保护了。最终，保护的事情还是丢给政府。我想，大概开发商从一开始就没真正想要“开发”历史街区，以补偿为借口拿廉价的土地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操作上讲还存在一个如何制约开发商的问题，应该从制度上或者管理上建立相应的规则。
沈瑾
我插一句，刚才讲的开发权转移，您的理解可能这只是针对一个开发商来说，其实一个开发商他就会认为凭什么我从政府拿了地之后还要另外找地建设呢？这种几率是很低的。实际上政府在某地开发，应该是政府获利，这样就存在可操作性了，如果说在文物保护地区批给开发商一块地，别的地方在搭给开发商一块地，这种不太现实也不太可能，但开发权转移确实是一种思路和方法。
张威
对，我觉得开发权转移的问题应该在市级层面进行协调。现在天津市的情况是每个区县自己招商开发，在更高的层面上缺乏相应的协调与平衡机制。
另外我还想谈谈历史街区保护中的“历史健忘症”问题。
健忘症从医学上来讲就是大脑的思考能力或者检索能力暂时出现了障碍。“历史健忘症”可以说是人们对历史的思考能力或者检索能力暂时出现了障碍。我把历史街区保护与历史健忘症放在一起，是想说，在讨论历史街区保护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患上历史健忘症，而且是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健忘症。中国传统文化为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健忘症提供了沃土。时至今日，从歌颂“康雍乾”“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歌词，到重庆的“唱红”，无不深刻地体现着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历史健忘症的症状。
以我生活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集中的天津为例，作为第二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立足的依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明清天津卫故城和近代租界区。天津目前已公布了14片历史文化街区，这14片中，中国传统历史街区有3片：老城厢、古文化街、估衣街，其余11片基本都是原来各国的租界区。老城厢基本上被以“危改”的名义彻底拆除，古文化街被以提升改造的名义弄得面目全非，估衣街在苟延残喘。可见这3片中国传统历史街区的保护方式和结果都非常成问题。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租界区，像五大道、解放北路、意风区、泰安道等的保护和利用就很热，从领导到开发商都比较关注这些区域。如何来看待这种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被忽视，而外来文化遗产被重视的现象？天津如此，据我观察，国内类似的城市也差不多。我觉得，这当然也跟领导提出的天津城市建设要“大气、洋气”的口号有关，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领导层的意识问题，更关键的还是跟文化遗产和历史街区本身的特点相关。
我想通过两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一篇是2002年4月8日《生活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奥斯曼毁了巴黎？》，另一篇是吴焕加先生写的《从北京看城市建设发展》。
在《奥斯曼毁了巴黎？》这篇报道中，记者采访了几位法国和旅居法国的华人学者、建筑师，他们说，今天人们认为巴黎是美丽的，主要是因为奥斯曼没来得及毁掉的那些建筑，巴黎原本的中世纪传统若得到充分保护，应比现在更美丽。他们的这种说法明显是患上了历史健忘症。
我在巴黎生活过两年，也去了很多欧洲的大城市，但比较起来我还是最喜欢巴黎。我丝毫不觉得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是一种毁灭。一来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我们不能以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来苛求古人。再有就是虽然奥斯曼在改造巴黎的过程中，拆掉了大量的中世纪的建筑，但同时也建设了一个近代的巴黎，是一个精品，巴黎也从步行时代进入了马车时代。在这之后，近代的巴黎有经过一些改造就很容易适应当代的生活。我个人觉得这些学者否定奥斯曼对巴黎的贡献，称颂中世纪巴黎的“美丽”，不仅犯了历史健忘症的毛病，而且是在用偷换概念的方法误导大众。因为如果没有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而留存下来的中世纪的巴黎，根本就不是现在我们印象中或概念中的巴黎，只能是雨果《巴黎圣母院》所描述的那个巴黎。把《巴黎圣母院》的那个巴黎放到今天来看，巴黎还会是世界文化之都吗？
《巴黎圣母院》电影剧照
举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我们都看过《离开雷锋的日子》这部电影。当年乔安山意外撞死了雷锋；30年后人们在背后议论他，说他连雷锋都敢撞。这前后两个“雷锋”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前一个是乔安山的战友、普通战士雷锋；而后一个则是已经被“神化”了的雷锋。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巴黎的时候，奥斯曼改造前后的巴黎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犯历史健忘症的毛病。
《梁陈方案与北京》书影
回过头来说北京的保护和“梁陈方案”。
吴焕加先生在《从北京看城市建设发展》中讲，在解放初的时代，梁陈方案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所为明清北京城没有被整体保护下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很明显，那些大谈特谈梁陈方案如何能保护好明清北京城的人，其实是患上了历史健忘症。
文中也列举了1900年记载的当时北京城的实际状态，可以说北京城也好，留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城市、历史街区也好，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梁思成先生也是认为北京城是中世纪的遗产。所以，如何既要保护中世纪的北京古城，又要让它面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我认为可以说是无解的。
同否定奥斯曼改造巴黎的观点不同，也有专家认为今日的巴黎是古城保护的优秀范例。但实际上，北京和巴黎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因为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巴黎，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只需要跨越一步；而北京，从中世纪跨越到现代，中间还差了一步近代化过程。也就是说巴黎和北京二者之间相差了一个发展阶段。如果只保护一个中世纪村镇或一片历史街区，是可以有办法的，国内外成功的例子也很多。但像巴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如果想整体保护中世纪的风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巴黎到今天要么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要么就是被建设成为勒柯尔比西耶所鼓吹的现代城市。可以说，要整体保护明清北京这样规模的中世纪城市，全世界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吴先生就认为北京必须要扬弃，不可能作为“博物馆”被完全保护起来，我觉得这种观点是能够接受的。很多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公众，可能就过于片面地强调古城的价值和静态的保护，但这是不能适应现代化生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历史街区保护的时候一定不能犯历史健忘症的毛病，一定要把历史脉络梳理清楚，善于发现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究竟如何来解决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历史街区面向现代化生活需要跨越近代化的过程，相对来讲就不如本身就是近代化的租界区来得容易。
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跟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合作做过北京两片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规划做过之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保护和再利用的目的，实在是很难说。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可能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设计任务来完成的。所以关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和利用，我是赞同刘总（刘燕辉）刚才说的，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当然，不能因为无解就不去做保护这件事，但究竟应该怎么做，也许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我们能做到哪一步，那一步就是答案，这是我个人研究和实践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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