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基督教堂草原的宽步道,沿着恰味河漫走,会常看见一只平底船顺着河水划去,年轻的大学生们熟练地持着船桨,缓慢而优雅地上下河流,远处来自汤姆塔的沉重钟声,正依次响彻在牛津人的耳畔……这是蒋彝离开这座“学者之城”多年后,仍难以忘怀的情景之一。然而在这桨声棹影的背后,是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英国张伯伦下台,蒋彝所居住的伦敦寓楼遭德国飞机轰炸,他在一片慌乱中来到了牛津。
据悉在那次轰炸中,蒋彝的全部书画作品付之一炬。应该庆幸他以“哑行者”作为笔名先期创作的《英国湖滨画记》《伦敦画记》《战时画记》在那之前便已出版,否则我们将无缘看到蒋彝代表作——“哑行者丛书”的完整版。此后几十年间蒋彝陆续造访爱丁堡、都柏林、纽约、巴黎、波士顿、日本等地,用生动文字将各地风土人情囊入其中,以充斥远东风情的水彩画和线条画勾勒异域,丛书持续在欧美销售三四十年,《牛津画记》便是其中翘楚。
应当要讨论何以在战时的阴影下,蒋彝笔下的牛津仍能保持一贯的斑斓色彩:灯火管制使得晨光无法进入房间,于是与从伦敦一同撤来的年轻友人相约去钓鱼,孩子们跑去采毛莨,在细雨蒙蒙中会有翠鸟“闪入河中,如一道蓝色火焰”;尽管在打仗,牛津的大学生仍得划船,不管他们是否会在几天或者几个月内被征召;无论乡间或是从拱桥望见的美丽建筑,如宣纸上吸饱红色和黄色的颜料,于战时的灰调中浮沉隐现。总之,牛津恒常不变。
究其原因,其中蒋彝提到数百年来城市与大学融为一体,街道就从校园穿过。大学不仅没有校门和围墙,而且连正式招牌也没有。这种界限的打破,也从侧面看出牛津的人文传统怎样一点一滴地渗入人心,任谁也难以撼动。尽管城市的躯体渐渐老去,仍能抵御战争尘暴甚或文化荒漠时代的袭击,坚定无畏,屹立不倒。
不过别因此就误以为牛津只懂得固守旧章,一成不变,如果你见过大学学院所立雪莱纪念碑,就知道他们勇于承认错误的可贵精神。“雪莱曾在这里遭受过卑劣的对待。”书中写道。1811年雪莱因刊行《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而遭牛津大学开除,从英国出走,穷困交迫,直到死后才得到认可。正如他的墓志铭所写的那样:他并没有消失,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他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他的活力和反叛为这个城市注入了新的血液,得以盥洗因年深日久而留下的腐朽墙苔。
“我不敢猜测,但是生活中
充满了谬误、无知和纷争
世间一无所有,只有海市蜃楼
我们不过是这梦幻中的阴影。
……”
蒋彝认为雪莱的诗表达了生活的全部,说出了人们的心声,在当时恐怖的战争结束之后,得以成为和平的一盏明灯。牛津精神在伟大诗人的荫庇下得以延展,雪莱同拜伦、济慈、华兹华斯一道,激励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学子走向自由和创新之路。
蒋彝对雪莱有着深刻的认同感,他也同样在字里行间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洞见。“没有任何法律或单一规则足以适用于所有人”,他始终保持的开放心态让他敏于发现,并在不动声色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描绘牛津景色的画作中,随处可见水墨的运用和中国山水的影子,他以外来人的眼光审视西方社会,却乐于寻找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他的质朴与豁达让他可以安静享受地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不带偏见和误解。
“不论事物如何变化,牛津仍然属于年轻学子。”他在书中写道,除了学院划船赛,年轻人还热爱游泳、击剑和学联的激烈辩论赛;除了在书店中经常看到穿着黑色衣袍的学子在书架前闪来闪去,若没看到他们酒醉后误跌入墨丘利池的情形,没听过牛津到处流传的罗曼蒂克幽灵故事,不足以说见识过真正的牛津。恒常中自有趣意,这也是蒋彝笔下的牛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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