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教授曾在三联书店以“现代中国的文人学者”为题，“缅怀了前辈大师们的风采，论述了知识分工带来的现代学者缺乏情趣与独立个性的问题”。他说：“老一辈的学者除了学问以外，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才情是学生们阅读、欣赏的对象。这些人过去了，校园里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了……”由此他进而感慨道：“我们这一代还能成为风景吗？”他是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疑虑的，而我最为注意的是他所说的最后一个原因：“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是很张狂；老一辈的先生特立独行，你会发现学问是一回事，做人或者说为人处世是一回事。”我很同意平原先生的这个说法。是的，也许有人做学问可能在某些人文学科达到或超越前辈大师们，写出某本精深的学术专著来，对此我不怀疑，但学术的境界能否达到则大可怀疑，而学人魅力恐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媲美。
我觉得，可以将陈平原教授所谓的“大师的风采”拆解为“学问”“学术境界”和“学人魅力”这样三个成分。在我看来，一时难以企及“前辈大师的风采”，恰恰在于“学术境界”和“学人魅力”这两个“软指标”，而不是可能达到的“学问”这个“硬指标”。也就是说，难乎哉，难在其“人”，而非其“学”。
“人”之难，就是陈平原教授所说的“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是很张狂”的意思。其实，平原先生立论未免太过于谨严了，“我们”岂止“不是很张狂”？恐怕也只有“梦里不知身是客”而已，那种“早岁哪知世事艰”的率性、任情，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消磨殆尽，只剩下“画眉深浅入时无”的不安、谦卑与揣摩。刚回城的一次知青聚会，觥筹交错，正在“我们当年”如何如何、“我们将来”如何如何，一位老大姐眼泪一抹，慨然而曰：“何为'我们’？什么'当年’？就是什么我们都经过，什么我们也做过，'有这碗酒垫底’，我们就什么都不在乎！”言讫，号啕，众默然。这也是我听到的关于“我们”的最深刻的论述。谈“学问”，“我们”先天不足，谈人格，更是无从谈起。可“我们”见过世面，世事洞明，“我们”能处理无论多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能应对无论多么险恶的钩心斗角，“我们”视年轻学子的“张狂”为太愣、太嫩……
陈平原教授所谓的“张狂”二字，略作笺注如下：
其一，知堂1935年的《文章的放荡》一文为梁简文名言“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作“翻案”文章，认为“我觉得他不但对于文艺有了解，因此也是知道生活的道理的人”，并且进一步申说云：“文人里边我最佩服这行谨重而言放荡的，既非圣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谨重或言行皆放荡的，虽属凡夫，却还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言谨重而行放荡的，此乃是道地小人，远出谢灵运沈休文之下矣。”虽说知堂此文乃皮里阳秋，另有所指，借题发挥而已，但20世纪30年代以儒雅著称的知堂先生且有“放荡”之说，那个时代的学者之所以有令我们景慕不已的“大师的风采”，亦在其中矣。
其二，张宗子有名言曰：“人无痴，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痴”者“癖”者，“张狂”也，“放荡”也；有“真气”，有“深情”，乃有“大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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