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朝贡体系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建成的，它是以天朝上国为核心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际关系体系。长期以来实行的“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以大明为中心向外输血的朝贡贸易体制中来。
再比如日本所进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三贯，但是宣德八年(1433)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十贯。日本人于是向中国贩入大量腰刀，第一二次朝贡各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更增至3万余把，第五次降为7000余把，但第六次又上升至3.7万余把。“由前后十一次之勘合船，输出刀剑，恐至二十万把”。有人说，日本刀质量好，进贡之后，可供中国民间使用，也不失为一种贸易之道。问题是，大明王朝为了防止百姓造反，规定刀剑不准私自交易，只能统统由官方出钱购买，所以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1449年大明王朝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因为蒙古势力的进逼勒索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财政十分拮据。日本使团前来进贡时，明政府不得不羞涩地提出，能不能只付给稍高于市价的金额。按照常理而言，天朝上国的话就是命令，而且毕竟仍然有利可图，属国往往只能听从。但是日本人深知大明朝廷极好面子的特点，即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亏待友邦——尤其还是专门前来朝贡的友邦。于是正使允澎假装勃然大怒，跳着脚大吵大闹，坚持“乞照旧例给赏”，最后明代宗被吵得没有办法，只好恩准按照日本人所索取的价格予以追加货值，还自我安慰道“远夷当优待之”的精神向来是我天朝上国的优良传统。
香料造成的问题更大。香料是贡品的主要品种，因为利润实在巨大，东南亚朝贡国听见风便是雨，每每遇到贺寿、贺登基、贺新岁、贺皇子诞生等重要的日子便借口朝贡强行带来大量香料。我们仅看洪武一朝的情况：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国王的贡物中有胡椒2000斤、苏木4000斤。洪武十五年(1382)爪哇的贡物中便有胡椒75000斤；洪武十六年(1383)，占城贡檀香800斤。洪武二十年(1387)真腊贡香料60000斤，暹罗贡胡椒10000斤、苏木100000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暹罗又来朝贡苏木、胡椒、降真等170000斤。皇帝皆“遣官厚报之”。其它没有具体数据记载的香料朝贡更是数不胜数。根据文献记载，到了永乐年间，香料的进贡频率更是达到“贡无虚月”的程度。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就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勃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进贡。
更有甚者，一小撮邪恶反动的大明本土商人和居心不良的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随便找人写一道表文——狗屁不通怎么办？没关系，反正大明皇帝也不会看；国家的名字没听说过怎么办？这就对了，没听说过的我大明皇帝更要重重有赏。于是大家纷纷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频繁入贡导致大明王朝香料库存量迅速上升。郑和下西洋结束两三年后的正统初期，英宗曾“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三百万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纳”。一次支用就达三百万斤，仅看南京的库存，这类香料应该至少上千万甚至几千万斤的规模。
大明前期的国力尚能支持这种毫无节制的亏本贸易，到了中后期财政危机早早地出现，大明皇帝终于开始对这种通过对外“大撒币”来换取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力图解决由此带来的财政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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