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档案：
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入围1990年首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1990年被王永波带领的考古队在对后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车马坑共两个，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这是目前山东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车马坑，揭示了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丧葬及出行制度。
口述人：王永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范佳
30年前，我35岁，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那时，我刚做完一个田野调查，接到所里一个大任务，带队发掘后李遗址。那是一场持久战，之后我在淄博后李官庄村的考古工地上一住就是两年多。
此前，对临淄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集中在两周时期，对史前遗址只进行了一般性的调查和极少量的试掘。后李遗址就是1965年被当时的山东省文物局临淄文物工作队发现的，那年秋天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在遗址的西南部作过一次试掘，发现了被称为“大汶口文化”和“晚商”时期的遗存。
当年要修济青公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勘探已结束，发掘工作要尽快铺开。我接到任务后，1988年的春天就和同事王守功赶到后李官庄村做准备。
考古大部队要来，在村里住哪呢？我们在村中转来转去，后李官庄村不大，几十口人在村民家住显然不行。村头一处废弃的大杂院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房屋露天，院墙已全部被村民拆走，院内满地的草垛、粪堆和垃圾。经过与村里协商，我们开始自己改造“大本营”。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十几里乃至几十里外的村镇上买建材，走村串户收购麦秸。在村民的帮助下，大杂院逐渐“重见天日”。住的地方有了眉目，但吃水、用水、陶片洗刷也是大问题。淄河常年无水，整个村子只靠村头一口深水井和一个小水塔分早晚两次供水，供水时村民排起长队。
不能和村民争水，当时院子里还有一口废弃的沼气室。我们就把沼气室里的垃圾、脏物掏干净，用水泥将投料口和进料口的底部封死、堵漏，再放水浸泡、消毒。经过反复处理，一口装满后可用三五天的“水井”建成了。一个多月后，十八间危房焕然一新，新增建了厨房、“水井”、临时“库房”、卫生间，大院重新拉起围墙，安上铁门，总共花了不到4000块钱。
野外作业，不仅有严寒酷暑的考验，在人员管理上，也要费一番心思。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奖惩制度，但问题还是防不胜防，一些日常琐事和村民引起的纠纷，都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精力解决。
一天夜晚，我正在寝室看书，忽然听到隔壁传来嘈杂的吵闹声，原来七八个当地青年寻衅闹事，“火药味”很重，一触即发。为稳住阵脚，我当即拉开大灯，让技工拿起马扎，谁敢妄动就一齐向他招呼。这时考古队员都围拢过来。我对闹事青年说：“打群架你们心里不服，那咱们一对一比划，先过了我这关。”心想，区区七八人竟敢到考古队驻地寻衅，必认定我们不敢公开和他们斗殴，因此一上来我就佯装集体动武的强硬姿态让他们气馁。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生怕这些家伙蛮干。看他们迟疑的表情，心知奏效，便请他们到屋里喝茶。离开时他们竟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再不来捣乱，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
当年雨季过后，后李考古队正式进驻“大本营”。
当时我只能算是一个“大孩子头”的领队，除了王守功、李振光、倪国胜、刘延常4名专业干部，“大部队”就是20多名刚受过一个多月简单训练的技工，他们大多是贫困地区没考上大学的中学生，朴实、能吃苦，但也散漫、不守纪律。后李遗址文化堆积厚度大，遗迹现象复杂，计划挖掘面积7000平方米，这样的队伍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恰好这时，公路建设部门在征地问题上的延误让我松了口气，有时间给技工补补课。等到10月下旬，总算开工了。第一次发掘我们开了十九个5m×5m的探方，所谓开方就是画一个5m×5m的方，实际挖4m×4m，留下的1米用来出土、通行、在剖面上观察地层。
第一批方开在遗址西头，这个遗址当时被考古界确定是大汶口文化，可是挖下去并没有大汶口文化的东西。我们发现地层相当复杂，除了北辛文化晚期的文化层，还包括商末周初的平民墓葬、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文化层。换句话说，地层从8000多年前一直到清初都有，这对考古来说非常困难，因为后代的人类活动总会对前期的地层进行破坏。
按照协议，1990年夏季就要完工，但是前期就耽误了一个半发掘季(发掘季指春季和秋季)，时间紧迫，只能在冬季和夏季加班加点。
著名的后李春秋车马坑是在1990年春夏发掘扫尾阶段发现的。最后一批探方下去，底部发现了大面积夯土，我们原以为是马坑。在刮平面时发现，坑的南侧靠近坑壁的位置，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窄溜的土质和四周的夯土明显不同。夯土是挖出来旧地回填的，是颜色不均的花土，上面有斑点，很密实。而这一溜一溜的土颜色很纯净，明显不同。经过解剖，确认这是车轮子。因为车是木质的，埋下去两千年，在北方干湿交替的环境中烂掉了。这个缝怎么填上的呢？是地下水下渗的时候，带进去的浮土，正如毛细血管作用，把缝隙填了起来，比周围的夯土要软。
车马配套，真让人振奋，之前在齐地从没发现过这样的现象存在。我们立刻改变了清理措施，看到车轮的痕迹就留住，从侧面清。马车的清理在考古学上最难，因为痕迹没有成形的东西，夯土又硬，稍不小心就碰塌了。
清出几个轮子之后，已经到了1990年6月。雨季来临，我们便决定在车马坑上面搭个塑料大棚。当时经济条件有限，我们在菜市场买来一些竹竿，竿顶蒙上塑料布。天热不透气，棚内有六七十摄氏度，人在里面只能光着膀子。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技工组织成几组，一拨下去十来个人，分在不同的工作面上，干十来分钟就换出来透气，轮班倒。
六月中旬一天，天降大雨，简易的塑料大棚哪挡得住，到处漏雨，刚出土的文物随时都有可能被毁。考古队员排成长龙，用铁锹、水桶、脸盆、饭勺同天公展开“肉搏”。好在车马坑里头有条汉代的沟，比车马坑深，漏进坑里的水就引进沟里。临淄区副区长、文化局副局长也闻讯赶来，送来了借调的抽水机，大伙忙到凌晨1点。一场“灭顶之灾”经过考古队和当地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终于有惊无险地消弭了。
我们在车马坑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因为它非常珍贵。
之前，考古界在齐地发现的马车都是被拆解后放在墓室里面，马匹则被埋在墓的后面。而这是第一次发现车马配套殉葬的春秋车马坑，也是目前山东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车马坑。
车马坑有两座，1号坑规模较大，南北向排列着10辆车。马32匹，马头朝西方，一些马身上保存着精美的马饰。头两辆车，马的头上、脸上用贝壳编的梅花形装饰，脖子上戴着三套项链垂到马肚子上。中间有两辆马车是战车，上面发现了铜戈、铜矛，最后一辆是辎车，用来拉货，车厢比其他车大一倍还多。2号坑位于1号坑的东南，有殉马6匹，车辆埋在了马骨的下方。它显示了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丧葬以及出行制度。
按照发掘惯例，需要对战车解剖，以弄清其格局结构。但一解剖，遗迹现象也就破坏了。我们忍痛割爱，不解剖了。经过反复协调，最终确定：原址保护。公路要架旱桥，桥梁连上面的路面深度就有半米多。因此我提议桥面至少再提高半米，遗憾的是当时淄河大桥桥墩已经浇筑好了，权衡各个方面，最后保持原高度。这就出现空间有限的问题，只好把外围的坑彻底挖掉，让车马坑变成了台。这是山东考古发现转化为文化产业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车马坑的主人是谁呢？可惜大墓、车马坑都被盗过，墓葬只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箭头，尸体也烂没了。根据墓的大小判断，这是夫妇并穴合葬墓。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车马的品级，墓主似乎应该是齐国上卿。
通过车马坑，我们可以想象到墓中贵族生前车队出行的情景。车马坑的出现对当时战车的位置、马匹的驾配、战车的规格结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或者也可以称作痕迹学，需要走前任没有走过的道路，耐得住寂寞、辛苦，不断探索。
1990年，我国第一次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程序尚不完善，后李春秋车马坑是山东省考古所集中申报的，领队没有参与。在我看来，报“后李文化和后李春秋车马坑”更为合适。因为，后李文化的发现意义更为深远。
在前三期发掘中，已经确认了后李文化，这是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由后李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这也是山东唯一由本省学者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向前推进了将近三千年。
后李遗址的挖掘，还发现了近180座商末周初平民墓，其随葬品包含夷人、商人和周人等不同风格，为齐地物质文化分期、编年的建立和周初夷夏交争、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另一个收获是，发现了四十多口井和大型窖穴。窖穴是放粮食的，井多数是桶型井，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直径八十多厘米，十四五米深。其中一口井中还发现了一匹马和一个人，看似是人骑着马掉进去的。这一发现位于齐古城东南面，直线距离不到五公里，我估计这应该是个兵营。因为春秋战国主要是车战，养战马用水量较大。这些发现都给我们再现了齐故国灿烂的历史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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