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叔叔

记得初识季羡林叔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父母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沙恭达罗》。曲折感人的剧情、舞台上旖旎的异域风光和貌若天仙的演员，深深吸引了当时六七岁的我。听父亲臧克家讲，那次请我们观看演出并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将这部印度剧目翻译介绍到中国、令我和观众大饱眼福的羡林叔叔。后来我知道了，叔叔精通多国文字，其中有几种已经是“世上能有几人识”了。他是东方语言学的世界级大家，我由此对他格外崇敬。

　　多年前，我陪父亲去对外友协参加“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纪念会”。不少中外文化界名人到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派来了代表。作为会议贵宾、中国研究泰戈尔权威的羡林叔叔，依然是那身深灰色旧中山装，一双黑面圆口布鞋，这就是他自己笑称的“几十年一贯制”吧！但是，这位质朴老人身上的那种大学问家的儒者气度，却深深吸引了每一位与会者。羡林叔叔的生活一向非常俭朴。我曾听去探望叔叔的我母亲说过，他家中的四壁很久没有粉刷了，居室中没有一点儿装饰过的痕迹。然而，他的家是一座“藏书城”。一行行书架紧紧排列，其间只能容一人行走。羡林叔叔就在这样的“书城”中生活和工作。

　　叔叔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依旧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翻译巨著、文学创作一样不落。叔叔曾对我讲起自己独创并行之有效的“大脑轮换休息法”：他着意将不同门类、不同语言、不同形式的文字工作轮番交替地进行，让大脑不同区域间或地得以休息。这种方式，他长期坚持，屡试不爽，成果显著。这是他将全部身心投入事业之中的佐证呵！

　　我是羡林叔叔看着长大的，他对我的关怀，我一直深铭心间。我至今清晰地记得，1992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我的散文《我的父亲臧克家》。刚从国外归来的他在给我父亲的来信中写道：“回来看到小平的文章，很有韵味，非常喜爱。为什么不提一提你那要活到120岁的豪言壮语呢？”叔叔的鼓励之情，溢于笔端。身为报纸副刊编辑，我常叨扰他，向他邀稿。电话中，叔叔的话不多：“我极忙，容我考虑一下。” 但，没过几天，一篇用小字抄写得非常工整的美文，就会寄到我手中。我知道，这期副刊一定又会颇为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