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是二里头、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处中心聚落。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因之也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学术界认识二里冈文化前后江汉地区及更广阔范围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文化属性的基础。进入新世纪，随着盘龙城遗址保护和管理属性的变化，盘龙城考古开始围绕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向进行工作，需要对遗址做深入理解，以解决诸如遗址布局、功能区、性质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也意味着近期盘龙城遗址考古由阐述文化属性转向探索聚落与社会场景，这样的转型也基本上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向。本文试图梳理与总结近期盘龙城考古工作收获，同时体现我们在新世纪考古转型中的一些思考。
一、工作进展
1954年，盘龙城遗址在时年的大洪水中因其地势较高从城垣一带取土抗洪而被发现”。自此这处重要的遗址新发现不断（封二）。20世纪50～60年代，在杨家湾、楼子湾等地点发现墓葬及青铜器等随葬品。出土青铜器与郑州商城同类器一致的形制特征，使盘龙城的年代及性质初步得到认知。正因如此，当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文革期间恢复招生后的田野考古工作，首先就选择了盘龙城并作为连续发掘对象。在1974和1976年北京大学和湖北省博物馆的两次联合发掘中，解剖了城墙，明确了城垣修筑年代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在城址东北发现了3处宫殿基址，在李家嘴发掘了M2等大型墓葬并出土大批高等级青铜器。这两次发掘工作基本上明晰了对盘龙城聚落年代、性质、社会等级等的认识，发掘揭示出盘龙城与中原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等文化特征及发展的一致性，使学者们认识到盘龙城所代表的江汉地区已纳入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或者中原王朝控制范围到达了长江流域。盘龙城等考古发现也展现了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水平，社会宣传上开始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并列在一起，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鉴于盘龙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性，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在盘龙城建立考古工作站，继续承担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中主要的收获是在王家嘴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在杨家湾岗地发现多座包括杨家湾M11这样高等级的墓葬。二十世纪的盘龙城考古工作进一步廓清了遗址的年代、面貌与性质，奠定了盘龙城在夏商时期考古、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及其研究中的学术与社会地位。这一时期盘龙城考古的工作成果，体现在2001年出版的《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之中。
新旧世纪之交，盘龙城遗址文物保护机构和保护任务发生变化。2000年遗址管理权移交到武汉市并成立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备机构，遗址的针对性保护措施逐步加强，如确定遗址保护区范围（面积3.95平方公里），划定包括城址、李家嘴、杨家湾等地点的核心保护区（面积1.39平方公里），这些工作使得盘龙城遗址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浪潮中得以保存其原生环境与风貌。继1988年盘龙城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2006年又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大遗址保护项目。自此，配合大遗址保护开始成为盘龙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方向，这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保护工作是按象限法以100×100平方米将整个遗址进行统一的地理分区，使遗址各区域得以在统一的空间概念下有了精确的定位。在此期间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包括在杨家湾北坡发现疑似外城垣遗迹，在杨家湾南坡发掘发现大型基址F4和大型墓葬M13，在杨家嘴东部也发掘多座墓葬等，丰富了对遗址不同功能遗存的认识。
2012年，由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三家考古队联合，对遗址核心保护区之外的一般保护区范围进行了约220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勘探中在遗址较为边远的区域如大邓湾、小王家嘴等发现遗址和墓地，此次勘探也基本弄清了盘龙城遗址外围的遗存分布情况，对遗址范围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
2013年，盘龙城考古遗址保护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田野考古进入服务于大遗址保护乃至展示的新的工作阶段（封三）。同年，由湖北省文物局组织，安排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组成考古队负责盘龙城的考古工作。经过征询多方面专家意见和多次讨论，考古队编制出《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对盘龙城遗址考古提出近期和中长期工作计划与目标，其中近期工作主要是配合大遗址保护与展示、探索盘龙城聚落分布与布局、研究盘龙城聚落与遗址环境及其变迁，中长期工作拟探讨盘龙城聚落功能区分布及其空间结构、从盘龙城观察中原王朝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盘龙城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互动等等。在近年的考古发掘申请中，盘龙城考古工作计划在上述框架下几经修改，并由此推动我们对新时期考古工作，特别是连续多年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学术目标、技术线路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又指导和提高了盘龙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实际操作，并使盘龙城近几年的考古工作得以在稳定的学术思想和目的下进行。
2013年的考古发掘继续围绕杨家湾南坡此前发现的大型基址F4进行。鉴于F4柱础石已经出露或被破坏，该建筑的结构及准确的规模实际上已经无法获知，因此当年度发掘重点放在以F4柱础石分布为线索探知其范围与相关遗存、以周围堆积叠压关系观察其年代等等方向上。通过发掘与分析，估算F4东西长约40米、南北进深约10米，年代属于盘龙城第6～7期，规模与城垣一号宫殿相当。发掘过程中还在F4西北10余米处发现6座集中分布的墓葬，其中M17出土有多件重要遗物，如绿松石镶金片饰件、兽面纹大型牌形青铜饰件等。这些墓葬与F4年代大体相当，墓葬与大型建筑位置上的近密说明在布局上是有意识的安排，也同时说明这里应该是当时聚落的中心区域。
杨家湾南坡所在的岗地坡度约10度，整个岗地也少见1000平方米以上的平坦地貌。商时期的聚落中心何以没有选择一个开阔平整的环境，值得探讨。杨家湾岗地是盘龙城遗址区面积最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区域——包括岗地的北坡都有丰厚的文化堆积，说明曾经经历过频繁的人类活动。为进一步了解商时期岗地地貌环境及聚落布局，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7年，考古队连续对杨家湾南坡、岗地顶部的几处地点进行了发掘。对杨家湾南坡的进一步发掘，揭示出F4大型建筑之南，阶地式分布着其他中小型建筑，这样的布局可能还是人为对环境利用与改造的结果。对杨家湾北坡的工作是围绕过去发现疑似外城垣遗迹进行的，勘探和局部解剖表明，北坡生活类堆积不多，但多见条状或片状铺石，初步可见的分布规模东西达400米、南北100米这些石头或沿陡坎堆砌，或沿坡地平铺，其详细范围与分布，结构与功能可能要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才可能廓清。
空间位置的记录、对遗存分布情况的掌握是田野考古的重要基础。2014年开始我们即开始着力这方面的建设并持续地努力中。目前盘龙城遗址已建立了永久性的三维坐标系统，完成布设两级控制网和控制网联测工作（图一），从而使整个遗址不同年度、不同地点的空间数据可以在统一的地理坐标系统中精确记录。考古勘探是对遗址遗存情况进行系统了解的最佳手段，继2012年对遗址一般保护区的勘探之后，2014年起我们持续对遗址重点保护区各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工作。勘探中既有10米间距夹梅花点的普通勘探，至今已累计完成的面积为265万平方米，也有在此基础上对发现遗迹现象的局部重点区域进行5米间距夹梅花点的重点勘探，至今已累计完成的面积为28.6万平方米。2015年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合作开发“盘龙城遗址田野考古钻探系统”，记录和管理勘探资料（图二），这些资料在考古工作过程中随时备查和回看，远较纸质资料便利。该系统还可通过对探孔三维坐标的定位，可将不同时期层位探孔数据，以便形成点云来构建遗址不同时期的地貌模型，分析遗址环境及景观变迁。通过勘探基本摸清了盘龙城各地点遗址分布范围，发现和定位了一些重要遗迹。
具体而言，盘龙城的勘探工作为环境研究的土样、植物、测年等取样提供了标本或取样线索，勘探工作基本厘清了盘龙城城垣及其壕沟位置、规模，勘探工作还整合出杨家湾北坡的石头铺垒遗存。2013年小嘴遗址南端采集到石范等铸造遗物，但勘探工作表明，该采集地点文化堆积已经被湖水侵蚀殆尽，而在采集点100余米之北分布有较为丰富的堆积，包括较多的灰烬土，属于生产类遗存可能性较大。为此在2015～2017年度对小嘴遗址这一带连续的发掘中，发现沟状遗迹、铜渣、陶范、木炭等与铸铜生产相关的遗存，说明小嘴应该为其时铸铜作坊。
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遗址保护进行抢救性发掘，为配合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建设，在新馆馆址所在的小王家嘴至大邓湾一带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2015年对小王家嘴进行发掘，发现墓葬21座、灰坑8个，这次发掘扩充了遗址范围，提升了对聚落功能区的认识。2016年在大邓湾发掘6座明代中晚期墓葬，这是遗址废弃之后盘龙城一带不多见的晚期遗存，说明直至近代武汉人口暴涨之后盘龙城一带才作为普通聚落使用。
二、对聚落布局的认识
盘龙城遗址是由杨家湾、李家嘴等多个高低起伏的岗地构成，这样一个遗址群并不是完全呈片状分布，其外在形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大型遗址较为平整开阔颇为不同。二十世纪盘龙城除发现有城址、大型建筑与高等级墓葬等高等级遗存外，普通居址和墓葬等文化堆积在多个岗地上也都有分布，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面积接近1.5平方公里。无论是从聚落功能区设施还是从聚落面积看，这里应该是当时的中心城市之一，社会等级仅次于郑州等政治中心。在这座城市里，城址与宫殿区域位置经过精心安排并在相互之间关联紧密，高等级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并靠近宫殿区。显然，聚落经过明确的布局，并形成非常清晰的轮廓。因此，学界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主流认识：盘龙城遗址是以城垣及其宫殿区为核心，周边分布有墓葬区、手工业作坊以及普通居址等不同遗存的大型聚落”。不过，这样的描述所体现的盘龙城，看不到时间维度上城市发展与变化的场景。
按照《盘龙城》报告的分期，盘龙城遗址大体经历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到殷墟文化第一期这样很长的时段，即在绝对年代上从公元前16到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说，盘龙城的这处聚落延绵发展三百多年，这样长的时间对于一座中心城市而言，其聚落布局一定应该有较为显著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大型建筑、墓地或墓葬的分布上应该会有所体现。
读《盘龙城》发掘报告，不难注意到盘龙城聚落布局在时间上的变化。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多分布在王家嘴一带，此时盘龙城城垣尚未形成，发掘报告中位于东城垣南部的遗存，实际上也正属于王家嘴。盘龙城遗址第三期开始有大型建筑和青铜器墓葬，第四、五期出现城垣，并在其东北分布有一、二号宫殿，宫殿区之东约150米有李家嘴墓地，李家嘴M1、M2的墓主无疑应该是当时盘龙城最高首领，可知其时的核心区就在宫殿区到李家嘴一带。在盘龙城第六、七期的最晚阶段，在杨家湾岗地南坡分布有大型墓葬如杨家湾M11、H6，结合新发现的大型基址F4，可认定盘龙城最晚阶段的核心区在杨家湾南坡。盘龙城聚落布局这些变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曾据此将盘龙城聚落的发展，划分为初始、兴盛、衰退三个不同阶段。盘龙城聚落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可加深对盘龙城的性质、对当时中原王朝与长江流域文化之间文化互动关系的理解，聚落布局的发展及其形成的不同核心区域，展示出一个城市兴衰的动态发展过程。
盘龙城聚落发展三阶段的认识基本上是阅读《盘龙城》发掘报告的认识，这一认识在2013年度的发掘中即得到部分的证实。当年的发掘在F4西北部发现有6座集中分布的墓葬，这些墓葬规模都较大，其中M17除了常见的爵、斝、觚等青铜礼器之外，还出土有青铜兽面纹牌形饰件、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等贵重随葬品，其中绿松石镶金片饰件应该是迄今所见中原文化系统最早成形金器，M17墓主也应该是盘龙城最高首领。杨家湾南坡这批墓葬和此前发现的杨家湾M11、H6等都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大型建筑与高等级墓地的并存，印证了这里作为晚期中心的存在。
盘龙城聚落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核心区从王家嘴—宫殿区—杨家湾，位置越来越向北移动，目前我们还不理解这样变化的背景或原因，但盘龙城晚期杨家湾一带文化堆积最为丰富，该地点的聚落活动最为频繁，这是最近几年发掘很强烈的感受。相对而言，城垣一带此前繁盛的区域，只见有零星的属于晚期阶段的墓葬。
盘龙城晚期聚落重心北移，在杨家湾以北还形成了新的功能区，其表现之一是小王家嘴墓地。小王家嘴墓地东西范围超过100米，2015年，依照勘探线索在这里发掘了墓葬21座，年代都属于盘龙城晚期阶段。小王家嘴是一处颇为特殊的遗存，这里没有普通的文化层堆积，许多墓葬长度在1米、宽0.5米左右。这些墓葬除规模较小外，其他特征均一致于盘龙城普通墓葬，随葬青铜器组合也多为觚、爵、斝、鼎等，这些可能属于未成年人墓葬。小王家嘴墓地是早商前后不多见的有意识规划的墓地，这里在位置上属于独立于杨家湾之外的地理单元，埋葬的可能是身份特殊的人群。当然，小王家嘴也可能是盘龙城晚期杨家湾聚落向外围空间发展的结果，除了这个地点之外，盘龙城最后阶段墓葬也在杨家嘴、王家嘴等距离杨家湾核心区较远的区域有零星的分布，这是盘龙城晚期阶段一个常见的社会场景。
在盘龙城城市自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约300多年的发展中，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来计算，则盘龙城大约经历过了约15位首领的统治。从墓葬规模、体现最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和玉戈等元素考察，目前大体可以确认属于第一阶段的杨家湾M6，属于第二阶段的李家嘴M1～M5等5座墓葬，以及杨家湾M6、H6、M11、M13、M17以及其他两个可能已遭受破坏但仍见大型玉戈的遗存，共计12个遗存单位原来属于最高首领。这些最高首领的墓葬或随葬多套青铜礼器，例如李家嘴M1，或随葬超过50厘米以上的大型玉戈，如李家嘴M3。这样算起来，盘龙城目前已经发现了大部分最高等级的墓葬，特别是第二、三阶段的最高等级墓葬。因此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已不大可能预期再有以上级别墓葬的考古发现。纵向观察盘龙城各阶段高等级墓葬，其青铜礼器器形、器类与组合，其埋葬习俗都一直与中原地区政治中心保持基本的一致性，而未出现地方化的倾向。这说明，盘龙城的最高首领一直都应该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应该是在当地世袭。换言之，盘龙城应该是纳入中原王朝政治系统控制之下，而非政治独立的地方方国。盘龙城城市从初起、兴盛到衰落的不同变化，应该是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不同经营策略的反映。
三、环境研究
考古学的环境研究，内容上应当分别包括聚落废弃后遗址延续至今的环境、古代聚落形成过程中的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近年盘龙城考古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收获。
盘龙城商时期聚落废弃之后，其后的人类活动和自然侵蚀成就了遗址当今的现状。就人类活动而言，盘龙城一带周代至唐宋时期很长的时段少有遗存，大邓湾岗地一带形成6座明代中晚期墓葬表明，盘龙城直至近代武汉人口大增之后才开始有较多居民。这又说明盘龙城一带因为土壤较为贫瘠，并不是一般农耕人群宜居之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夏商先民何以选择盘龙城为聚居点；另一方面，盘龙城夏商时期聚落废弃之后少有晚期聚落，又说明遗址没有被其后居民大规模改造。
遗址环境研究还可为我们所关心的聚落废弃之前状况提供线索。当今的盘龙城遗址为低丘与河湖相间的地貌，海拔多在20～40米之间，遗址区分布在多个岗地延伸至盘龙湖的嘴子上，如杨家湾、杨家嘴、李家嘴、童家嘴、小嘴、小王家嘴等，这些不同的地点构成盘龙城遗址群，其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2013年进行发掘时，我们常常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嘴子之间的陆路交通不得不绕行费时颇长，如从杨家嘴步行到童家嘴需要一个小时，但如果是通过水面直行，则只要10分钟，难道夏商时期人们是以水面交通为主？《盘龙城》发掘报告已经指出，王家嘴南部伸入府河并常常被淹没至水下，随着在盘龙城遗址更多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我们又进一步注意到在当今的枯水季节，即海拔18～19.5米左右的湖滩地带，多见被湖水侵蚀后残留的遗存，其中多处地点见有墓葬或青铜器，如杨家嘴M26等。就常理而言，古人当然不会将墓葬安放在水位侵袭之处，而当今武汉一带汛期水位接近30米，这说明今天长江中游包括盘龙湖水位有较大抬升，我们今天所见盘龙城遗址分布在湖叉之间的地理景观，在夏商时期应该并不存在。研究表明，近代武汉城市形成过程中对环境特别是水系的改造，造就了当今武汉包括盘龙城一带的地理景观。
为了较准确了解夏商时期水位及盘龙城一带夏商时期地理景观，我们围绕盘龙湖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水下考古”工作。一是利用测量船搭载RTK定位系统与单波束测深仪，以联合作业的方式对盘龙湖湖盆地形进行测绘工作。测绘数据显示，盘龙湖湖盆底部较为平坦，湖底最低点高程为16.4米，湖盆大部分区域高程在19.5～17.2米之间。二是搭建水上勘探平台，对盘龙湖湖底进行采样勘探。通过勘探在李家嘴水域高程为17.5米处发现商文化时期堆积与陶片。勘探发现结合湖滩地带的文化遗存表明，17.5米可能就是夏商时期堆积较低范围。为确认这样的判断，我们进行了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即“水下考古”发掘。发掘选择西城垣至小嘴之间的湖叉破口湖水下，这里处于西城垣至小嘴遗址之间，高程大于17.5米，因此极可能分布有文化堆积。为此，我们排干破口湖湖叉一带湖水，布设探沟进行试掘。试掘表明，在淤泥1.4米下出现商时期文化堆积，堆积厚达0.6米，延续最低处高程为18米。这就印证了勘探工作的判断，即盘龙城夏商文化堆积最低高程延续至17.5米左右。
盘龙城遗址废弃后水位上升造成古今地理环境变迁，对重建盘龙城夏商时期地理景观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夏商时期盘龙湖一带17.5米以下的水位较当代低5米以上，则当时盘龙城各个地点之间大部分应该是连成一片的陆地，当时盘龙城陆地面积较目前丰水期陆地面积要大接近1.5平方公里。进一步来说，根据对盘龙城大面积勘探资料，可以将商文化层出露时的探点、生土的探点分别生成点云，并以此分别形成商文化堆积形成前后的地形模型。这样，以当今遗址的地貌逆推当年聚落地貌是一条可行之道，例如杨家湾F4及其周边现今为一片坡地，围绕F4的发掘与勘探表明，F4之北为海拔更高的杨家湾岗地脊顶，F4之南阶地式分布着其他中小型建筑，当时这样的布局可能还是人为对环境改造的结果。盘龙城晚期核心区一带聚落如此布局，迥异于中原政治中心地区。
与聚落布局相关的新发现是杨家湾北坡的铺石遗迹。此前，学者怀疑盘龙城存在外城垣遗存。外城垣遗存是否存在，对理解盘龙城的布局和早商时期城市都有着重要意义。在近年的勘探中发现杨家湾坡北Q1614区一带存在长约150、宽约20多米的黄土带，其南北两侧有人工垒砌的石块疑似为护坡。黄土带这样的范围以及垒砌的石块，在刚刚发现时让我们怀疑其为外城垣遗存（图四）。但在其后进一步探测其结构和范围时，发现石块在杨家湾北坡较多区域或成片、或垒砌成坎，分布范围极大。这些石块涉及的工程量、功能性都很大，解决其性质是近年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
尽管功能不明，但大面积石块遗迹至少说明，其时盘龙城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改变环境的生产建设活动。与之相对应，对杨家湾土壤微结构分析发现，盘龙城遗址在早商及中商文化时期存在较大面积的土地改造活动，涉及的社会劳动规模很大，体现了这处中心城市的生产组织能力。和石块遗迹一样，这样的土地改造活动的环境背景和社会背景如何，尚待研究。
四、关于手工业生产遗存的新发现
制陶等手工业生产是古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定会占据城市较大的活动空间。《盘龙城》发掘报告中也在杨家湾等多个地点的文字描述中介绍了生产作坊，比如杨家湾的“长窑”，平面结构上有所谓窑头、窑室（其内包括大量灰烬土、红陶缸）、窑尾，但如此结构特别是20米长的窑室，让人难以理解其功能。杨家湾另外一处“灰烬沟”遗迹与“长窑”形制、包含物接近，在《盘龙城》报告中被归入不同性质，但其功能同样难以窥知。至于报告中提到的其他“作坊”，结构与功能在报告中多语焉未详。
盘龙城文化堆积遭晚期侵蚀严重，遗迹保存较差，这些极大地制约了对手工业作坊的揭露与认识。不过，这些“作坊”属于哪一类功能？发掘所揭示的结构与作坊结构有何关联？报告也未有定论。不仅《盘龙城》报告未能展示手工业生产详情，我们近年的考古工作也未能提出更多的细节，只是在作坊生产类别上找到一些线索。
盘龙城青铜器的产地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过去学者多从技术垄断和控制的角度，论断盘龙城青铜礼器多是在郑州制作而后运输到盘龙城，即盘龙城不具备铸造礼器的能力。虽然《盘龙城》报告有出土炼渣的遗物，虽然有学者认为“灰烬沟”甚至“长窑”等遗迹属于冶铸遗存，但这些支撑冶铸结论的依据，都嫌薄弱。2013年，西城垣之外的小嘴采集到6件石范，证实盘龙城青铜铸造活动的存在。根据勘探工作的引导，我们在小嘴选择对应于西城门的位置进行发掘。在2015～2017年对小嘴遗址的连续发掘中，在南、北区域均超过30米的范围内，发现较为复杂的大型遗迹。这些遗迹包括灰坑、灰沟、房基等（图五），灰沟或平行、或垂直，不同走向、不同宽度，有的长度延续近20米，大部分灰沟有一定的倾斜度，间或有石块分布，有的石块类似柱础石，有的石块构成操作台面。这些灰坑、灰沟遗迹填充物主要为灰烬土，局部范围包含有大量铜颗粒或铜渣颗粒。便携式X荧光仪检测显示，遗迹中一些区域铜等金属含量超过其他区域数十倍。在对一些遗迹进行解剖等清理，发现有炼渣、炉壁、木炭、工具、砺石、残铜块以及陶范碎块，这些遗物几乎包含铸铜作坊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在发现的陶范中，一块较大者带有弦纹，应该位于鼎、簋口部，或者簋圈足等处。岩相分析表明，盘龙城陶范对材料的处理，方式与中原地区同时期陶范接近。显然，这些遗迹现象是青铜器作坊的某一生产场所，但到底是属于哪一生产环节，仍需进一步工作，目前对该区域的发掘工作也尚在进行中。小嘴青铜器生产作坊遗存的面貌，结合近年洹北、殷墟等地点的发现，说明商时期青铜生产作坊布局与功能区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目前的理解。另一方面，小嘴遗址青铜器生产作坊属于早商时期都城地区之外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需要重新认识早期国家青铜器为垄断生产的主流观点，同时对于盘龙城性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制陶应该是夏商时期最常见的手工业生产之一，不过迄今盘龙城还没有发现工序明确的遗存。2014年，在一次以探索居址为目的的发掘中，在Q1914区商文化层中，发现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片数量110片，这个数量不大，但在陶片中所占比例高达2.5%～5.9%，远高于盘龙城一般地层中1%的比例。此次发现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片个体较大，其中又有较多有烧流变形者，我们怀疑这里距离一处烧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陶窑较近，所出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片为陶窑废弃物。由这一现象进一步观察，可发现盘龙城存在仿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手工业。这些仿制现象包括工艺等全面模仿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只在细部特征上留有中原文化陶器形制风格。也有工艺等方面模仿印纹硬陶与原始瓷，但纹饰或器形保留较多中原文化陶器风格，甚至还有只在纹饰或器形上模仿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做法。有关盘龙城仿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认知，对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生产与产地这一重要热点问题，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接下来除了进一步寻找相关作坊遗存之外，将仿制品等进行岩相等材料分析，将是深化这一研究的方向。
总结近年来盘龙城考古工作，学术目的明确的多学科协作考古是我们努力把握的一个方向。自然科学手段越来越在田野考古、室内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明确的学术目的则是推进其作用的根本。从这个角度而言，考古学家应该是科技考古中学术课题的总设计人，并协调从分析检测到测绘记录数据的处理。在盘龙城，我们根据遗址多年连续考古工作的特点，定制了从发掘到资料整理的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图六），使资料从录入到导出合乎考古工作流程与习惯，简易而实用的数字化信息处理不再成为考古工作中的一项负担。得益于明确的学术目的和资料处理系统，盘龙城田野资料在每个年度都会及时完成，并分别形成满足综合性报告的繁本和期刊发表的简报。即便是在简报中，我们也希望体现出发掘之初的学术意图和最终达成的学术收获。到目前为止，仅盘龙城考古及其合作团队针对2012年之后的工作已发表考古发掘简报6篇、论文12篇，使学术界能够及时分享我们的考古工作收获。
盘龙城考古所面临的学术任务繁多，我们也常常不得不对许多问题进行取舍和缓急的区分处理。例如，对于遗存分期这样的基本问题，在近年的盘龙城考古中并未过于着力，其原因一则是因为盘龙城发掘报告的分期虽有过细或待商之处，但基本框架和排序则是考古界基本认可的；二则是考古学分期应该是在一定学术目的要求下进行。在基于考察聚落布局的目的下，我们的三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对理解不同区域遗存就颇为有益。例如，在杨家湾岗地上多个地点的发掘表明，最晚一层商时期堆积丰厚而包含物杂乱，其相对年代多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这些现象恰好对应、或者说不断验证着我们对于盘龙城聚落发展三段论。
服务于大遗址和遗址公园建设的考古工作，并不难兼容考古研究的学术目的性。大遗址保护，要求考古工作对遗址内涵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整合与梳理历年发掘资料、对遗址的全面勘探、尽可能从整体到细节不同方面的资料信息做出解释，由此形成对聚落布局、生产以及生活的理解，以阐述盘龙城聚落社会场景。而对聚落的深入理解，又有助于加强大遗址保护特别是遗存的展示、博物馆展陈。
最后，也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武汉市文化局对我们承担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高度支持与信任，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其他十余家合作单位的支持。自2018年度的发掘始，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将加入盘龙城考古，我们计划将在近期整理出版盘龙城2012～2017年度考古工作资料，并将2018年度及其后作为下一个考古工作阶段，希望在今后取得进一步的收获。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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