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总序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和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需要，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次设立了国外著名考古学著作的翻译项目。我们在申报中，原本提出考古学理论与周边邻国考古学两个角度的翻译课题，后经过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的建议，把译著内容集中到周邻国家考古著作，即现在的《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在东北亚考古学方面，我们选译了日本学者高仓洋彰的《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和韩国学者崔梦龙等的《汉江流域史》。日本考古著作是从东亚的视野下研究弥生时代的国际化过程。所谓“金印国家群”是这些被纳入以汉字和汉语为沟通手段的中国统治秩序中的民族的总称。作者从东亚的宏观角度着眼，从九州北部地区的细微研究入手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韩国考古著作构建了朝鲜半岛先史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文化发展序列。新石器时代朝鲜半岛的圜底筒形罐和“之”字纹装饰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比材料。朝鲜半岛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琵琶形铜剑，是从中国辽东半岛经鸭绿江下游地区传入的。这些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可以追溯到大连地区年代相当于商代末期的于家村下层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商周之际。
在欧亚大陆旧石器研究方面我们翻译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Clive Gamble）和《小工具的大思考： 全球细石器化的研究》考古论文集（Robert G. Elston主编）。前者侧重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在旧石器研究中具有年代标尺的作用。作者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来自石器、狩猎与营地遗址的考古证据汇聚起来，用以探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形式。后者涉及了欧亚草原的亚洲部分，包括细石叶工艺以及相关技术的起源、制作技术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等诸多重要的问题。本书的全球视野、运用的石器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思路与观点，对于中国细石器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
在欧亚草原考古方面，我们分别选译了宏观著作《史前至蒙古帝国时期的内欧亚大陆史》（《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一卷）（David Christian）和微观研究的《印度—伊朗人的起源》（Kuzmina， E.），以及一本蒙古考古专著。第一本宏观著作将欧亚大陆分为处于内陆和靠北的内欧亚大陆（Inner Eurasia）与靠海的外欧亚大陆(Outer Eurasia)两部分，前者是游牧和渔猎民族活动的舞台，后者是文化发达的农业文明分布区。该书以宏观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内欧亚大陆的历史，认为两地的互动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农业与游牧业的互动。作者提出农牧交错地带为内欧亚大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为这里不仅有农牧社会的军事接触，还有技术、思想、贸易和人群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北方地区在东部草原中的重要作用了。第二本微观研究的著作是作者用50年时间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盟的翔尽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俄罗斯学者是如何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以及如何结合文化的发展演变与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来研究考古学文化族属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考古资料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自己的发现与研究介绍给世界的学者。蒙古是游牧文明的一个中心，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接壤的重要国家。《蒙古考古》是目前唯一的关于蒙古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该译著能够使中国学者了解蒙古各时期考古遗存的概况以及蒙古学者的考古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从事蒙古考古研究提供最系统的基础性材料。
这套考古学译著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资料占有方面重点选择了本土学者的著作，二是我们的翻译团队多是从事东北亚和欧亚草原考古研究的学者，是我们以边疆考古为依托的外国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译丛的出版将开启关注邻国考古、注重本土学者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系列考古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打破英文译著“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套丛书还将有助于把中国考古学放在东亚与欧亚视野下考察，提升我国边疆考古在东北亚与欧亚大陆考古研究中的影响力。在完成项目的这五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外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团队开始赴国外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非常有预见性地设立译丛课题，这些译著为了解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材料证据，并为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杨建华
2017年6月
后记
2002年3月，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公布，因英语一分之差，我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东北考古研究方向的学缘被迫暂时中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4月底，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林永珍教授通过日本龙谷大学的徐光辉教授给朱泓教授发来一封“请求推荐信”，希望推荐一名对东北考古感兴趣或者有经验的学生，来全南大学校攻读学位。朱泓老师和我的硕士预定指导教授朱永刚老师商议后，决定推荐我去韩国留学。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二十岁出头的我来讲，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正随朱永刚教授在赤峰地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全力推进“西拉木伦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综合研究”项目。其间就此事多次与朱永刚教授协商，他的意见是： 了解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放宽视野，可能回来做东北考古更好一些。于是，我着手学习韩语，并于2003年3月前往韩国国立全南大学人类学科，跟随林永珍教授进行东北亚古代文化交流的学习与研究。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密切相关，在韩国学习期间，这种感受越来越深，但韩国大学研究生的指导方式基本为“散养”，老师们根据不同的主题给学生们布置参考文献，学生们围绕这些著作、文章，对这个主题的内容进行梳理和讲读。其中，由崔梦龙教授等编写的《汉江流域史》就是其中一部参考书目，尽管我学习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左右，但其学术地位丝毫没有动摇，由较高的引用率可见一斑。
《汉江流域史》由四部分组成，分别由首尔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的李鲜馥教授撰写旧石器考古部分，圆光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的安承模教授撰写新石器考古部分，忠南大学考古学科的朴淳发教授撰写青铜器—初期铁器时代考古部分，首尔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的崔梦龙教授撰写汉城百济时代考古部分，应该说，这在当时学术界是一支年轻的学术中坚力量，他们都是首尔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后来又分别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英国伦敦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背景及素养非常好。韩国同中国一样，近代考古学形成与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从金元龙教授算起，上述几位作者连同林永珍教授基本上可以称为第二代学者，其中李鲜馥教授、安承模教授和林永珍教授还是大学同班同学，而崔梦龙教授在赴美国哈佛大学跟随张光直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也在全南大学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朴淳发教授的女儿近年也曾在吉林大学学习中文。因此，多重关系下，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学缘关系，我对这本《汉江流域史》感情深厚。
时光飞逝，我结束了在韩国七年半的学习、工作，转眼又到了我回国任教的第三年夏天，杨建华教授准备组织力量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该课题是以国外考古学的翻译整理为主要内容的。当时，杨老师对我委以重任，将朝鲜半岛考古成果的遴选以及翻译工作都交给了我，尽管当时已经出版了由韩国考古学会主编的《韩国考古学讲义》，但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汉江流域史》，因为从中国读者角度考虑，《韩国考古学讲义》相对于《汉江流域史》稍逊一筹。决定之后，我马上给朴淳发教授发了一封邮件，告知翻译意向，并由朴教授转请另三位教授的授权，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与支持。
项目大概开始于2013年，正是我全力承担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的关键时期，2013～2015年，我的精力集中放在东大杖子墓地上了，而《汉江流域史》的初译工作就交给了我带过田野考古实习的侯哲、任金华两位同学，请她俩分别初译旧石器部分、新石器部分以及汉城百济部分。两位同学不负众望，很快翻译出了初稿。但在2015年秋，我开始翻译青铜器—初期铁器部分并做全书统稿时才发现，两位同学的工作还有很大的补充修正空间，一直到2016年年初，我才完成《汉江流域史》的初稿通译工作。
本以为翻译稿交给杨建华教授后可以稍缓口气，但随后细致、认真的杨老师主导推进的校对工作又使我神经高度紧张。中韩学术传统的差异我本人可以很好的理解，但杨老师要求必须对此阐释清楚，以便于一般读者的理解。于是，本译著中出现了大量“译者注”，希望有助于各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进而推动中韩之间的学术交流。我和杨老师讨论难懂的专业术语、学术表达等，又分别请教了陈胜前教授、赵宾福教授、朱永刚教授、滕铭予教授等，请大家为这本译著的学术含量严格把关。但尽管如此，可能还会有一些遗留问题，还请读者们不吝指教。
2002年去韩国留学之前，我曾给朱泓教授和朱永刚教授谈过我留学的三个目标： 掌握一门语言、收集一批材料、诚交一些学者。2010年回国工作前，我又和两位老师谈到了回国工作的三个目标： 开设一门课程，建设一个方向，培养一批人才。时间到了2018年，我还在为这些目标不停努力。2015年我和赵宾福教授访问韩国期间，赵老师关心我的学术发展道路，问起我在朝鲜半岛考古方面的学术计划，我提出了“朝鲜半岛考古三部曲”的宏伟构想，不知这三部曲需要多少年可以完成，但我深知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
每次在中韩学者欢聚一堂，我担任翻译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谢我，称我为“中韩考古学交流的桥梁”。可是随着交通流量的增长，独木桥已经不能满足中韩学术交流的需求，真诚希望与我并肩作战的朋友越来越多，也借《汉江流域史》译著出版之际，祝愿中韩考古学交流繁荣昌盛。
译者（成璟瑭）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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