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龙山时代后期（2300-1700BC）
龙山时代后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持续发展，出现了陕北神木石峁那样的超大型石城。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在持续兴盛一段时间后走向衰亡，城壕聚落也退出历史舞台，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冲击有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河中游中原左近及海岱地区，垣壕城邑蓬勃发展。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也集中出现城邑群（图一）。
前已述及，大体在阿善文化的晚期，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黄旗海到河套地区兴起了 “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到龙山时代后期之初①，绝对年代或可上溯至公元前2500年。其后，老虎山文化扩展到了包括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在内的北方地区的大部②。一般将此区的龙山时代文化又分为前后两段。总体上看，这类文化遗存的重心有逐渐南移的趋势。
图一 龙山时代后期城邑分布
就包含有石城址的文化遗存而言，活跃于阿善文化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包头东部大青山南麓聚落群此期已衰亡，鄂尔多斯东部黄河两岸的聚落群持续存在，而东边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在龙山时代后期前段兴盛起来。
内陆湖岱海周围地区已发现老虎山文化遗址10余处，遗址规模多在数万至1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间距一般在3-5千米或更近。其中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4处发现有石砌城垣③。这些石城址均位于蛮汗山南麓的东南向阳坡地上，面向岱海及其周围的开阔地（图二）。石垣沿坡地两面或三面断续分布，多呈簸箕形。城址内都有成排或成片分布的房屋群。各聚落间看不出明显的地位高低和主从关系④。
图二 岱海附近石城与其他聚落分布
至龙山时代后期晚段，岱海地区的定居农耕文化聚落群消失，农业文化进一步南退至鄂尔多斯及陕北地区，随之修建了更多的防御性石城⑤。
鄂尔多斯东部黄河两岸，龙山时代前期阿善文化阶段的石城聚落应还持续使用，同时，还发现了可能新建于此期的石城，如准格尔旗寨子上⑥、清水河县后城嘴遗址⑦等。
与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减少甚至消失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进入龙山时代后期晚段，偏南的陕北榆林地区遗址的数量反而有明显的增多。据统计，在总面积约4.3万平方千米的榆林地区共调查确认了82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仰韶时代遗址125处，龙山时代遗址则达695处，是仰韶时代遗址的6倍⑧。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很可能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趋于干冷导致局部环境恶化、人群大规模迁徙有关⑨。
进入龙山时代后期晚段，此区聚落形态上最令人瞩目的是陕西神木石峁大型城址⑩（图三）的出现。由外城、内城和其内的“皇城台”台城组成的大型垒石城址，总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内城和外城的城内面积分别为210余万平方米和190余万平方米。城墙范围内发现有多处集中分布的居住区、陶窑和墓葬区，遗物几乎全属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从城墙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确认城址始建于龙山时代中期或略晚，毁弃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是一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在北方文化圈中应占有核心地位。
图三 神木石峁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规模的内、外城圈围区域内，沟壑纵横、地势崎岖，有些区域显然并不适于居住生活，其具体功能用途究竟为何，是否用于畜牧或其他活动，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与神木石峁大体同时的大中型石城，还见于黄河东岸的山西兴县碧村⑪。在黄河西岸，属于此期的石城聚落，多集中于陕西榆林地区的黄河一级支流流域，如前述榆林横山金山寨等遗址位于无定河流域、寨山遗址位于石马川流域，佳县石摞摞山遗址位于佳芦河流域，桃柳沟、薛家会遗址位于秃尾河流域，神木寨峁遗址位于窟野河流域。中型石城聚落多具有两重或三重结构⑫。又据披露，黄河东岸吕梁山以西已发现石城址达11处⑬。
黄淮流域的城邑，在龙山时代后期明显可分为中原左近和海岱地区两个组群，以下分别叙述之。
（1）中原左近
指黄河中游及淮河的最大支流颍河上游区域。进入龙山时代后期，这一地区集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址。
地处晋南的陶寺遗址⑭总面积可达430万平方米⑮，而圈围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城兴建于陶寺文化中期⑯。目前可以确认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圈围设施，就是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环壕，以及其近旁零星的夯土墙遗存。在它们的南方，还发现了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大型墓地，使用时间与居址相始终⑰。到了陶寺文化中期，环壕西北可能新挖建了排水渠，圈围起环壕和大型墓地等遗存的大城得以兴建。城的南部还发现了圈围起同时期大墓等遗存的小城（图四）。陶寺遗址成为黄河中游一带最大的中心城邑，一般认为具有都邑的地位。
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主要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百处以上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距陶寺都邑直线距离不过20千米、中隔塔儿山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逾200万平方米，左近的开化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可能是陶寺古国的另两处重要的中心聚落⑱。在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又在陶寺以北的古湖沼区附近，发现了以县底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聚落群⑲。
图四 襄汾陶寺
新近发现的绛县周家庄大型环壕聚落⑳，其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分布总面积达450万平方米，壕内面积约300余万平方米。这一发现修正了既往陶寺文化的分布限于临汾盆地的认识。
在太行山东南麓的黄河两岸至颍河上游一带，迄今已发现了10余处城址。属于豫西、豫中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城邑最多。其中，属于该文化王湾类型的垣壕聚落，有博爱西金城
图五 豫中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群
在王湾三期文化的东北和东方，还分布着属于豫北冀南地区后冈二期文化的城址如河南安阳后冈㉚、辉县孟庄㉛、濮阳戚城㉜，属豫东鲁西地区造律台文化的城址如河南淮阳平粮台㉝等。
可以以发现城址较多的煤山类型遗址分布为例，大致管窥这些城址在聚落群中的地位。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共发现3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20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是垣壕聚落或环壕聚落。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10万和20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的距离在25-63千米之间，平均距离40千米，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千米。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图五）
据分析，这些城址除个别遗址如漯河郾城郝家台的始建年代稍早外，大部分城址的兴废时间相近，延续时间不长，但“凡有城址的遗址，文化遗存均相当深厚，这些遗址无一处在城址弃用后即聚落搬迁、文化中断。”尽管无法对绝对年代做细致的把握，但可以估定这些城址的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前后。而从空间分布上看，城址集中分布于王湾三期文化王湾类型的东北部边缘和偏东南的煤山类型，以及介于中原与海岱两大文化区之间的后冈二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范围内㉟。
考虑到考古学对遗存“共时性”把握的相对性，以及上述聚落群文化面貌上较强的地域性，尤其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因而，一般认为城址产生的主要原因应是聚落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即，“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来自距离更远的集团。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㊱。
总体上看，中原及其邻近地区的这些城址均为夯土城垣，一般坐落于平原地区的近河台地上，地势都较周围略高。平面形状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近（长）方形。城垣的构筑一般采用堆筑法，平地起建或挖有基槽，个别城址已使用版筑法。城内都存在有较丰厚的同时期文化堆积。城址面积从3万多平方米到30余万平方米不等。各城址所在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但作为拥有城垣的城址，其存在时间只是龙山时代中极为有限的一段。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
在上述城址相继废弃后的龙山时代末期，约当公元前1900年前后，嵩山周围地区的“新砦类遗存”中出现了新密新砦㊲、巩义花地嘴㊳、汝州煤山㊴等几处环壕聚落；仅在这类遗存的边缘地带发现了小型垣壕聚落，如面积仅2.2万平方米的郑州东赵㊵。
据报道，新密新砦大型聚落南以双洎河为自然屏障，中心区约6万平方米的区域由环壕（内壕）圈围起来，其内分布有大型浅穴式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发现了包括铜容器残片在内的重要遗物。70万平方米的设防聚落规模，在龙山时代末期的中原腹地首屈一指。大概到了“新砦期”，三面临河的、半岛状的聚落北缘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连通河流和自然冲沟，形成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总体上看，当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至其全盛时，后者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与前述龙山时代后期的城邑相比，新砦大邑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构成了其较为鲜明的聚落形态上的特色。中心城邑的庞大化和以环壕取代围垣，成为处于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之间的 “新砦类遗存”的重要特质之一。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腹地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表明较大范围内社会集团间的整合历程已拉开序幕㊶。
（2）海岱地区
海岱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和淮河下游的山东省及邻境地区，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千米。目前已正式公布的遗址数量超过2000处，这不仅超过了此前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远多于其后的岳石文化和商代文化，直到1000多年后的东周时期才被超越。所以，龙山时代后期是海岱地区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期，且持续了数百年之久㊷。
继大汶口文化晚期该区偏南地域出现环壕和垣壕聚落后，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在较广大的范围内都有发现（图六）㊸。
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现垣壕聚落的鲁东南地区日照尧王城、五莲丹土城址延续使用至此期。据分析，以尧王城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南区，聚落形态呈典型的金字塔状结构，即大型中心聚落只有1处，二级聚落为8处，而三级小型聚落多达172处㊹。而以丹土和两城镇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的两城地区，也存在着三个等级的聚落遗址，这种聚落结构在遗址的数量上呈现金字塔状分布。三个等级的聚落遗址，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衡，两城镇位于交通便利、水源充足的中部位置，而二级聚落多数也在河流附近，只是周围的活动区域略小而已。这一聚落形态显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已经进入“都、邑、聚”三级控制体系的早期国家阶段㊺。
图六 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城邑分布
鲁北山前地带至鲁西北平原南缘，此期出现了济南章丘城子崖㊻、淄博临淄桐林㊼、邹平丁公㊽、阳谷景阳岗㊾等数处垣壕聚落。属于淮河流域的海岱地区南部则发现有山东费县防城㊿、滕州庄里西
使用时间较长的海岱龙山文化城址，多有双重或多重围垣或环壕。据分析，情况比较明确的几处城址的不同城圈基本上为先后关系，即内圈的时代较早，外圈的时代较晚。也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多数城址在使用过程中除了有规模不等的修葺和增补之外，还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扩建。
此外，在山东寿光边线王
总体上看，海岱地区的城址形状多数不甚规整，均为平地起建，垣壕相连，由于筑城技术以堆筑为主，城垣一般并不高大，要靠垣壕结合才能起到防御作用。大多数城址存在二至三层圈围设施，基本上应为先后关系，反映了城址持续扩大的事实。这些城址大都有围绕自身的聚落群，均属于聚落群内的中心。泰沂山脉北侧发现的几处集中分布在鲁北平原的山前平原上、东西约120千米的范围内，彼此间的直线距离仅40-50千米左右。这些呈线性分布的城址，正处于 “经济走廊的通道”上，向西甚至可以将其与豫北的龙山时代后期城址联系起来，观察彼此交流与互动的情况。临近中原的城址如山东阳谷景阳岗、滕州庄里西，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存在方块版筑城垣的技术，应该就是与中原地区交流的结果。而与中原相比，城址延续使用时间较长。海岱地区“包括龙山城址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成长得益于持续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山东龙山城主要是基于经济条件下的聚落现象，起码一开始并不主要是政治军事对抗的据点。”
图七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重要遗址分布
（1）成都平原
地处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由许多河流的冲积扇和平原两侧的山前阶地组成。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宝墩文化 （绝对年代被推定在公元前2500-前3700年）
绝大部分宝墩文化的遗址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与这些遗址相比，上述城址的规模都较大，一般在10-30万平方米左右，最大的宝墩城址面积达60万平方米，在城圈外又发现了圈围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的 “外城”（图八）。但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宝墩城“外城墙”很有可能不是城墙，而只是南方多水地带的一种挡水和居住遗迹
图八 新津宝墩
城址均位于远离岷江干流的区域，建于台地上，方向大体与附近的河流平行，平面形状不甚规则。城垣一般为平地起建，坡状堆筑而成，夯筑的方法为拍打。用土未经严格选择，夯层不规整，夯筑质量较差。多见城垣上下铺砌卵石的现象。双重城垣应更突出了防洪的功能。挖壕筑城、水稻种植技术的出现，应是受来自东边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大部分城址内未发现异于一般聚落的重要遗存。近年在新津宝墩遗址发现了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单体面积均在 200平方米以上，当为宝墩文化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类似的大型建筑，也见于同属宝墩文化的成都郫都古城、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等处。
据分析，“这种大型聚落有可能是若干小型聚落组成的聚落群。这些大型聚落是否修筑夯土围墙或其他设施，完全取决于聚落所在的环境地貌，从目前情况看，宝墩文化时期的夯土围墙可能是起防洪作用。”总体上看，“宝墩文化时期是一个多中心并存的局面，聚落明显两级分化，是一个比较松散而简单的社会。 ”
（2）长江中下游
如前所述，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大多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湖北武汉黄陂张西湾
到了以往所谓的 “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即公元前2100年前后，此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受到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面貌发生突变，一般认为应已不属于石家河文化系统
长江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后期的城址，仅见有安徽怀宁孙家城
注释：
①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②a.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 127-12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b.戴向明：《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③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 （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岱海地区考察队：《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魏峻：《内蒙古中南部史前石城的初步分析》，《古代文明》(第 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张宏彦：《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西部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上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后城嘴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⑧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
⑨戴向明：《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⑩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 7期。
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⑫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⑬王晓毅等：《兴县碧村龙山时代遗存初探》，《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⑭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b.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2013-2014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15年第28期。
⑮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第11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⑱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⑲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11年第21期。
⑳a.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2期。 b.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2年勘查与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5期。
㉑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6期。
㉒毋建庄等：《河南焦作徐堡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日。
㉓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 （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㉕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文化遗产（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出版社，2015年。
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年。
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㉘㊲a.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b.赵春青等主编：《新砦遗址与新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
㉙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b.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2007-2010年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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㊷栾丰实：《试析海岱龙山文化东、西部遗址分布的区域差异》，《海岱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㊸孙波：《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略论》，《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㊹栾丰实：《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结构和人口》，《“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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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㊿防城考古工作队：《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试掘》，《考古》2005年第 10期。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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