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8日下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刘瑞老师以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文江老师共同在复旦大学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举办“六朝陶瓷考古三讲”讲座。主题分别为“六朝都城考古新发现及有关问题讨论”、“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南朝以及与出土青瓷”、“洪州窑火八百年——考古视野下的洪州窑”。会后，三位老师及到场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老师与其他学者一同就三场讲座内容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长久以来，南越王墓及其博物馆是广州历史身份的归宿之一，而近二十年来发掘的南越王宫署遗址则更为南越文化建构了一处地上的、现实的真实文化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瑞老师在此次主题为“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南朝遗迹与出土青瓷”的讲座中，为我们梳理、介绍了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南朝遗址与出土青瓷，展示了诸多一手材料，并提出了一些材料衍生的研究问题，留待学界讨论。
刘瑞老师在讲座一开始就指出，与北方随着纷乱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政权变动而产生的政治中心频繁迁移不同，南方很多都城自建成开始，即使历经几朝，中心也往往在同一都城停留，甚至城内格局也不怎么变动，广州即是其中典型城市之一。
根据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以及试掘结果，现主要发掘地点，即原广州市儿童公园在南越国和南汉国时期是当时都城宫殿区核心所在。东汉、晋南朝为州治，隋为广州刺史署，唐为清海军节度使署、广州大都督府署，宋为经略安抚使司署，元为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清为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这里长期一直作为广东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的驻地。2000年试掘结束后，广州市政府将原地的儿童公园异地迁建，原址进行考古发掘。计划在考古清理工作完成后，建设大型的遗址博物馆。该遗址历代一直是广州乃至岭南地区的中枢所在，对于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而言，它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远非其他遗址可比。这一背景对考古发掘实践影响颇深，遗址本身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的文化面貌。
1907年，广九铁路的修筑在地下挖出了大量瓦片。善于鉴赏古物的南海人潘六如发现其上有文字，之后陆续收集了大量的文字瓦片，南越国考古即由此开始。因此，虽然早期的瓦片收集并不算科学考古活动，但以此为前身的广州南越考古发端较早，且有从建筑材料、文字起步的特点。
之后的考古发掘主要以1995-1997南越御苑的发掘与2000年开始的南越国宫殿遗址发掘为重点。1995年发现南越国御苑，1997年发现御苑保存良好的水渠系统，这两处为之前全为墓葬的广州考古发现带来了新的面貌，揭示了南越国更加立体的文化信息。2000年至今的考古活动则从选址意图开始就意在定位宫署，解决南越国核心在哪的问题。
目前南越国宫署已发掘的代表性遗迹包括南越国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一号廊道、明渠、水井（以J264为代表）等，勾勒出宫殿的基本面貌。但如前所述，由于多个时代的地层遗迹堆积挤压在一起，后朝活动往往破坏前人遗迹，发掘过程比较纠结，各探方保留与推进的文化层面不同步，整个发掘现场也就没有一张同一时期某一遗迹的完整照片呈现，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工作者后期绘图对各时期建筑结构和活动面状况进行复原。
一号宫殿
二号宫殿·一号廊道西南
一号廊道·一号宫殿西侧
廊道暗渠
明渠·廊道南端东侧的南部
J264为宫署遗址中的代表水井，位于砖石走道南端东侧，为圆形砖井，残深3.005米。井内堆积第六层中出土大量果核、兽骨，第七层出土大量树叶，最为重要的是，从第六层开始出现宽1.5-1.9厘米，长22-25厘米左右的碎木简，且随后被发现集中分布于第八层。
J264出土残木简
在此之前，除南越王墓出土少量简外，广州的古井中从未发现木简。对比同时期长沙的古井大量出简的遗存状况，这时的广州也有很大的可能性留下了大量木简，只是有待发现，而此次的J264为这种等待迎来了结果。此井虽然出简量不多，保存状况也并不理想，木简大量碎片且质地变软，但它们对广州考古和广州历史的还原都意义重大。
《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彩版六
除木简外，宫署遗址内还出土了其他大量南越国时期的重要遗物。其中，一如上世纪初的南越国研究之发端，包含文字信息的建筑及器物材料数量可观，如此处代表性的“万岁”瓦当（也是南越国唯一一种文字瓦当），陶器上残留的“华音宫”、“未央” 、“中共厨”陶文以及“殿中”封泥等。
“万岁”瓦当
“华音宫”陶文
“殿中”封泥
这些器物中，有些显现了时代性的中原因素，如与广西、湖南等地共同发现的线条纹饰瓦当，以及上述以“未央”名宫殿的做法等，虽然细节上有差异，但本质上属于秦朝统一中国时带来的建筑文明，与中原地区主体一致。也有不少器物表现出接受中原风格后广州的本土发展，如中原不见的带腿瓦当，以及在器物表面反复印相同纹饰的戳印技术等。如刘瑞老师所说，“南越国没有金玉满堂，都是砖砖瓦瓦”，细软物品容易随人群迁走，唯有这些不起眼的角落才成为了历史最忠实的材料。
带腿瓦当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把原赵佗割据地区划分为九郡，广州仍称秦时的南海郡，归属交趾部后称交州，行政范围缩小。交州治所在地曾移至广西梧州，广州城一度较前衰落。宫署遗址中，汉武帝统治时期地层出土遗物很少，有学者认为与这段历史中广州行政地位下降有关，但这一关联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的证实。
东汉时期，广州地区逐渐昌盛繁荣，进入富庶的阶段，文献资料与器物材料上都有所体现。如永嘉年间，全国范围内普遍灾荒，但广州发现诸多铭文，自书如“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语气颇为自豪、显示广州太平的文字，体现广州地区的富庶安稳。
“永嘉”砖文
东汉及之后的这段时间中，广州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加深，《晋书》等不少文献提到中央朝廷向广州派遣官吏以进行管理，而在唐末之前中原官吏共三次大规模“教民烧瓦”，即教导原只搭建茅草屋的广州民间用瓦建筑，广州发现的这类大量有铭文的砖瓦也是佐证之一。
由于宫署遗址地层复杂且密集，难以区分，刘瑞老师此处将晋代并入南朝地层中，并基于近年来最新的材料与发掘状况，对南朝及之后的地层遗存进行了介绍。虽然南朝广州为本区域的政治中心，但此时地层被后代破坏严重，因此遗存与信息有限。宫署御苑遗址曾在1997年出版内容详尽的考古报告，而此次讲座中展示的为1997年之后发掘中的摄影记录，并非经过整理的正式资料，供大家讨论。
建筑材料上，南朝地层中也发现建筑排水，但由于政治等级与经费缘故，皆用瓦片铺成，相比南越王时期专门定制尺寸形状的砖制排水相差甚远。建筑用砖相比南越国时期更加多样，铭文有“田”、“封侯位”等不同内容，并可见大量莲花及其他花卉纹瓦当。
南朝时期瓦制排水
“封侯位”砖文
而随着时代的推后，其他类型的遗物出土数量和种类都逐渐增多。整个发掘现场共清理300余口水井，大多属于明清，数十口归于南朝。遗址出土陶瓷器同样较多，但由于地层上难以分期，只能按照器物类型学排出东晋、三国、南朝等时代顺序。瓷器以青瓷为多，白瓷也有少量出土，如南汉宫中的“掌要局”白瓷等，但窑口来源尚未知晓。疑惑的是，宫署内出土的很多瓷器质量明显较差，表面粗糙，看起来并不适合官方使用，遗址出土许多小瓷片也不知用途，这些细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同时，广州作为沿海城市和之后的贸易大港，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外交往的过程，出土物中如玻璃器等一些器物鲜明地反映了广州的这一层身份。同时，刘老师特别提到，北边遗址在发掘时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坩埚和水银，是一处有趣的现象。
井中遗物
“掌要局”白瓷
如刘瑞老师所言，此场讲座更多带有介绍一手材料与互相交流讨论的性质，讲座现场的诸位学者、老师们也针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文江老师指出出土青瓷的一部分应出自洪州窑，而郑建明老师、沈岳明老师等也提出其中几件瓷器应为典型的秘色瓷。
秘色瓷壶残件
南越王宫署遗址自2002年冬天开始第二次大规模正式发掘，2007年收尾停工。由于为全面发掘，出土量与后期整理工作量都很庞大，其中也已经初步浮现了很多问题留待后续学者研究解决，可以想见，南越王宫署的材料对于学界必是一处宝藏。
（图片材料均由主讲人刘瑞研究员授权提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组织/ 郑建明
文字/ 黄一汀
拍照/ 戴若伟
排版/ 韩雨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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