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国秦汉时期是原始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原始瓷器在该时期墓葬中有较多的发现。本文以考古实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类型分析，对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进行分期探讨，研究相关墓葬的形制特征、原始瓷的组合方式及使用特征、发展与衰落过程等。认为，原始瓷在战国时期已逐渐繁荣，而在秦汉时期经历倒退之后进一步发达，作为社会商品的交流也进一步活跃，并最终促成东汉晚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
关键词：战国秦汉；墓葬；原始瓷器；分期
原始瓷器，是指以瓷土作胎，施以人工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的瓷器品种。由于原始瓷多为青瓷，因此有时也称原始青瓷①。其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釉料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釉色一般为青绿色，但这种器物与东汉晚期形成的成熟瓷器还有一定差别：气孔体积大，胎料杂质多，釉色不稳定，吸水率较成熟青瓷高②，胎和釉之间没有形成发育良好的中间层，反映了当时施釉和烧制技术的原始性③，处在瓷器的初步发展阶段。战国秦汉墓葬多有原始瓷出土，器类丰富。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出土原始瓷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
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大致可以分为礼器、日常用器、乐器、工具和农具等几类。礼器主要有鼎、盒、壶、瓿、钫、罍、豆、鉴、钵、匜、盉、冰酒器、温酒器、角形器、璧形器等；日用器主要有罐、碗、杯、盅、碟、盘、盆、甑、洗、甗、盂、熏炉、锺、熏、釜、釜甑、镇、卮、勺、虎子、灯、坛、瓮等；乐器主要有振铎、三足缶、悬鼓座、甬钟、錞于、句鑃、镈钟、丁宁、磬、悬铃等；工具主要有斧等；农具主要有锛、锸等。其中礼器以鼎、盒、壶、瓿、钫为主，日用器以罐、碗为主，这些器物出土数量较多，且形制特征和演化规律较为明显。本文拟对上述主要器类进行型式分析，总结其一般演化规律。
1.鼎 根据耳部分二型。
A型 附耳。根据有无鼎盖分二亚型。
Aa型 有盖。分五式。
Ⅰ式 圜底，足部较高，附耳及盖钮较小。标本浙江绍兴猪头山战国墓出土原始瓷鼎④（图一：1）。
Ⅱ式 圜底，足部略高，附耳高翘，盖钮较为突出。标本浙江上虞董村牛山战国M17：21⑤（图一：2）。
Ⅲ式 圜底近平，足部稍矮，附耳高翘，耳根突出，盖钮十分突出，盖可却置。标本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 M4：5⑥（图一：3）。
Ⅳ式 平底，足根部靠下近于底部，两耳短直，盖钮变为乳丁状或消失。标本江苏仪征烟袋山M1：1⑦（图一：4）。
Ⅴ式 平底，足部完全消失。标本河南南阳陈棚村 M68：10⑧（图一：5）。
Ab型 无盖，即兽面鼎，前沿竖一模印兽面，后沿附尾形钮。分二式。
Ⅰ式 腹部浅而宽扁，直腹壁近底略垂，平底。标本浙江绍兴上灶乡战国墓出土原始瓷鼎⑨（图一：6）。
Ⅱ式 腹部稍深，腹壁上部近直，下部近底圆鼓弧收成平底。标本浙江余杭崇贤战国M1：17⑩（图一：7）。
B型 立耳。根据腹部形状分三亚型。
Ba型 盆形腹。分三式。
Ⅰ式 垂腹，下腹近底外鼓，平底，足部高且直。标本江苏无锡鸿山越墓 DⅦM1：708⑪（图一：8）。
Ⅱ式 直腹，腹壁近底弧收为平底，足部略高且外撇。标本浙江绍兴猪头山战国墓出土原始瓷鼎⑫（图一：9）。
Ⅲ式 弧腹，腹壁向下斜内收，平底较小，足部稍矮且外撇。标本浙江湖州云巢龙湾战国墓出土原始瓷鼎⑬（图一：10）。
Bb型 盂形腹，有束颈或束腰，整体腹形类于今之痰盂。分二式。
Ⅰ式 腹较浅而扁宽，口径近等于最大腹径。标本浙江绍兴县上灶乡战国墓出土原始瓷鼎⑭（图一：11）。
Ⅱ式 腹较深而垂鼓，口径明显大于腹径。标本浙江上虞董村牛山战国 M17：13⑮（图一：12）。
器物整体由规整、精细向粗糙、简化发展。盖纽由矮变高再变矮，最后消失，附耳由小变高再变短小，腹部由扁长变圆鼓，足由高变矮直至消失。
2.盒 根据足部形状分二型。
A型 平底。根据腹部形状分二亚型。
Aa型 弧腹，子口缺盖，假圈足。标本湖南资兴旧市战国 M356：8⑯（图二：1）。
Ab型 斜腹，敞口，平底。标本江苏仪征烟袋山M1：6⑰（图二：2）。
B型 圈足。分二式。
Ⅰ式 弧腹稍浅，器、盖相合整体近于圆球形。标本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出土原始瓷盒⑱（图二：3）。
Ⅱ式 斜腹稍深，器、盖相合整体呈椭圆体。标本江苏盱眙小云山 M7：14⑲（图二：4）。
器腹由浅变深，由弧腹变为斜直腹。
3.壶 根据足部形状分三型。
A型 三足。直口，溜肩，腹圆鼓，平底，矮蹄足，肩部有一对竖耳。标本江苏无锡鸿山越墓DⅦM1：950⑳（图三：1）。
B型 圈足。根据口、颈部形状分二亚型。
Ba型 侈口，短粗束颈，鼓肩或圆肩，肩上左右对立两个半环系耳。分三式。
Ⅰ式 小侈口，束颈较直，鼓肩，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而靠上，高圈足。标本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M4：2㉑（图三：2）。
Ⅱ式 侈口，束颈较明显，鼓肩，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而下移，整体腹形较I式扁鼓，圈足较矮。标本江苏徐州拖龙山西汉 M3：43㉒（图三：3）。
Ⅲ式 喇叭状侈口，束颈明显，圆肩，肩、腹无明显分界，最大径在中部，整体腹形近似球形，圈足极矮。标本山东海阳西汉 M1：1㉓（图三：4）。
Bb型 直口，细长直颈，折肩，扁腹，圈足较矮而直。标本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村 M1：13㉔（图三：5）。
C型 无足，平底或微内凹。肩上左右置一对半环或桥形系耳。根据口、颈部形状分三亚型。
Ca型 直口，短直颈，溜肩，鼓腹，最大径在中腹部，底微内凹。标本江苏无锡鸿山越墓DⅦM1：476㉕（图三：6）。
Cb型 侈口，束颈，平底。分二式。
Ⅰ式 侈口，圆肩，最大径靠上在肩腹交接处。标本江西南昌东郊西汉 M3：3㉖（图三：7）。
Ⅱ式 侈口，喇叭状明显，束颈较直，溜肩，垂腹，最大径靠下。标本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村M1：15㉗（图三：8）。
Cc型 盘口，直束颈，圆肩，颈与口、肩有明显折界，最大径在中腹部，平底。标本山东沂水牛岭埠东汉墓出土原始瓷壶㉘（图三：9）。
器物整体由瘦长向圆鼓发展，侈口由小变大，最后出现盘口，腹部由圆腹变为垂腹，圈足由高变矮。
4.瓿 根据有无器盖分为二型。
A型 有盖，短直口，广肩，肩上有兽首环形耳。根据有无三足分二亚型。
Aa型 平底或微内凹，无足，圆鼓肩。分二式。
Ⅰ式 口部略大，最大腹径在上部，平底。标本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 M1：58㉙（图四：1）。
Ⅱ式 口部稍小，最大腹径在中部，平底微内凹。标本安徽甘露西汉 M3：1㉚（图四：2）。
Ab型 平底下附三小足，圆折肩，最大径靠上在肩腹交接处。标本徐州奎山西汉墓出土原始瓷瓿㉛（图四：3）。
B型 无盖，短直口，有肩，肩上有兽首环形或桥形系耳，平底。分三式。
Ⅰ式 口略大，高鼓肩，最大腹径在靠上在肩腹交接处，腹壁斜下内收成平底。标本浙江余杭崇贤战国 M2：11㉜（图四：4）。
Ⅱ式 口略小，溜肩，最大腹径在中部。标本江苏徐州翟山 M21：7㉝（图四：5）。
Ⅲ式 口小，圆肩，最大腹径在中部。标本山东微山县西汉 M18：1㉞（图四：6）。
器物整体由扁鼓向圆鼓发展，后变得较为瘦长。口部由大变小，腹部由扁变圆至后期又变得瘦长。
5.钫 带盖，方口，口以下由方趋圆，大腹，圈足。分二式。
Ⅰ式 盖呈覆斗状，顶面较大，束颈，圆鼓腹，圈足略高。标本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M1：44㉟（图五：1）。
Ⅱ式 盖呈覆斗状，顶面较小，束颈较I式为细长，耳下移，垂腹，圈足较I式为矮。标本江苏仪征烟袋山 M1：23㊱（图五：2）。
器盖由低变高，顶面由大变小，腹部由圆鼓腹变为垂腹，圈足由高至矮。
1.罐 根据有无器盖分二型。
A型 无盖。根据领、颈的不同分二亚型。
Aa型 有领无颈。直口或微侈口，圆鼓肩或折肩，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腹斜下收折为平底。分三式。
Ⅰ式 口部大，肩部圆鼓，最大腹径在上部，腹部圆弧。标本江西贵溪 M1：40㊲（图六：1）。
Ⅱ式 口部略小，溜肩，最大腹径在中上部，较I式靠下，腹底斜内收。标本浙江江山县战国M1：8㊳（图六：2）。
Ⅲ式 广口，折腹，最大径在中上部而较II式又靠下，底变宽。标本江苏仪征烟袋山M1：24㊴（图六：3）。
Ab型 有颈无领。侈口，束颈，溜肩。最大径在中腹，底微内凹。标本安徽甘露西汉 M3：8㊵（图六：4）。
B型 有盖。根据领、颈的不同分二亚型。
Ba型 有领无颈。平底。分三式。
Ⅰ式 口部略大，肩部圆鼓，最大腹径在上部，器身瘦高。标本浙江安吉笔架山D131M4：7㊶（图六：5）。
Ⅱ式 口部略小，溜肩，最大腹径在中部，器身扁鼓。标本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 M1：28㊷（图六：6）。
Ⅲ式 口部略大，折肩，最大腹径在中部。标本安徽歙县西村东汉 M1：15㊸（图六：7）。
Bb型 有颈无领。侈口，束颈，方折肩，腹壁较直，近底内收，平底。标本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M1：36㊹（图六：8）。
器物整体由扁鼓向圆鼓发展，最后变得瘦长，口部先大后小而又大，腹部由弧腹变为折腹，最大腹径由上部移至中部。
2.碗 根据腹部形状分三型。
A型 斜腹。根据底部形状分二亚型。
Aa型 平底。标本浙江安吉笔架山 D130M1：2㊺（图七：1）。
Ab型 假圈足。标本江苏苏州长桥新塘战国M1：11㊻（图七：2）。
B型 弧腹。根据腹深分为二亚型。
Ba型 深腹，平底。分二式
Ⅰ式 敞口，弧腹，上腹微外鼓，下腹内收。标本浙江绍兴猪头山战国墓出土原始瓷碗㊼（图七：3）。
Ⅱ式 敛口，弧腹，上腹较Ⅰ式为外鼓，下腹内收。标本广东始兴县 M13：4㊽（图七：4）。
Bb型 浅腹，假圈足。标本浙江江山县战国M1：4㊾（图七：5）。
C型 折腹。根据底部形状分二亚型。
Ca型 平底。标本浙江绍兴猪头山战国墓出土原始瓷碗㊿（图七：6）。
Cb型 圈足。标本广西贵港马鞍岭东汉M2：32 [51]（图七：7）。
斜腹碗（盅式碗）最早消失，弧腹碗始终存在，高足碗最后出现。弧腹碗口部由敞口变为敛口，腹部由斜弧变为上腹外鼓、下腹内收。
在上文类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胎釉特征、纹饰特点的不同，本文将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原始青瓷分为四期，每期内又有不同的时间段 （表一、二）。
第一期，可分为两段。
Ⅰ段：主要有Aa型Ⅰ式鼎、Ab型Ⅰ式鼎、Ba型Ⅰ式鼎、Ba型Ⅱ式鼎、Bb型Ⅰ式鼎、A型壶、Ca型壶、Aa型Ⅰ式瓿、Aa型Ⅰ式罐、Ba型Ⅰ式罐、Aa型碗、Ab型碗、Ba型Ⅰ式碗、Ca型碗等。胎质细腻致密，胎色灰白，釉呈青色或青中泛黄，胎釉结合好。轮制，内底多有轮旋纹。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瓦楞纹、戳印正反两个“C”形纹组成的“S”形纹、堆贴铺首等。典型墓葬如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浙江绍兴猪头山战国墓。与原始瓷同出土的印纹硬陶器，器表装饰小方格纹、“米”字纹和麻布纹，坛的腹部最大径接近肩部，下腹收敛较甚，小平底，形体瘦高等，具有战国早期风格[52]，故本段应为战国早期。本段的器类除上述不同型式的鼎、壶、罐、碗外，还包括瓿、鉴、罍、豆、角形器、璧形器、虎子、碟、匜、盘、杯、盉、盅、盆、权、甑、冰酒器、温酒器、振铎、三足缶、悬鼓座、甬钟、錞于、句鑃、镈钟、丁宁、磬、悬铃等。
Ⅱ段：主要有Aa型Ⅰ式鼎、Aa型Ⅱ式鼎、Ab型Ⅱ式鼎、Ba型Ⅲ式鼎、Bb型Ⅱ式鼎、Aa型盒、Ab型瓿、B型Ⅰ式瓿、Aa型Ⅰ式罐、Aa型Ⅱ式罐、Aa型碗、Ba型Ⅰ式碗、Bb型碗、Ca型碗等。胎釉特征与前段相比变化不大，器表多素面，纹饰主要有弦纹，个别器物上有S纹、水波形划纹。典型墓葬如浙江绍兴漓渚战国墓、浙江上虞董村牛山战国墓。原始瓷盖鼎中所见附耳、拱形盖、圜底近平等特征，对照楚式陶鼎的发展变化规律，可知是较晚期的形态，随葬品既有原始青瓷器又有印纹硬陶器，在战国中晚期的墓中十分普遍[53]，故本段应为战国中晚期。本段的器类除上述不同型式的鼎、盒、瓿、罐、碗外，还包括鉴、罍、匜、杯、盉、盅、钵、洗、甗、甑、盂、熏炉、甬钟等。
第二期。
主要有Aa型Ⅲ式鼎、B型Ⅰ式盒、Ba型Ⅰ式壶、Ab型瓿、B型Ⅱ式瓿、Ⅰ式钫、Ab型罐、Ba型Ⅱ式罐、Bb型罐等。胎质青灰或呈灰白色，亦有少量呈暗红色，外施青釉，釉色泛黄，器物上半部施釉，下半部露胎，纹饰主要有弦纹、水波纹、云气纹、堆贴铺首等。典型墓葬如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鼎、盒、壶的组合中，矮足鼎、长颈带盖壶与战国末期的风格相近，墓葬出土彩绘匜的纹饰与马王堆漆奁盒的纹饰完全相同，蚕茧壶的彩绘纹饰与马王堆漆绘外棺纹饰相接近，铜镜纹饰为蟠螭纹，钮细小，系西汉早期[54]。故本期应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本期的器类除上述不同型式的鼎、盒、壶、瓿、钫、罐外，还包括匜、盆、洗、锺、熏炉、釜、釜甑、卮、勺、灯等。
第三期，可分为两段。
Ⅰ段：主要有Aa型Ⅲ式鼎、Aa型Ⅳ式鼎、Aa型Ⅴ式鼎、Ab型盒、B型Ⅱ式盒、Ba型Ⅰ式壶、Ba型Ⅱ式壶、Bb型壶、Cb型Ⅰ式壶、Aa型Ⅱ式瓿、B型Ⅲ式瓿、Ⅱ式钫、Aa型Ⅲ式罐等。胎质致密坚硬，火候较高，胎色灰白或呈红褐色，釉色为青中泛绿或青中泛黄，亦有青黑泛绿或泛黄，上半部施釉，下半部露胎。器物不同部位装饰不同纹饰，主要有弦纹、模印花纹、叶脉纹等。典型墓葬如江苏盱眙小云山西汉墓、江苏徐州拖龙山汉墓。陶器组合为鼎、盒、壶、钫、仓、灶、井、磨、圈，不见早期常见的茧形壶，而有中后期常见的圈，墓中出土的钱币基本上都是宣帝时期发行的五铢钱，故本段应为西汉中期[55]。本段的器类除上述不同型式的鼎、盒、壶、瓿、钫、罐外，还包括盆、瓮等。
Ⅱ段：主要有Aa型Ⅳ式鼎、Aa型Ⅴ式鼎、Ab型盒、Ba型Ⅱ式壶、Ba型Ⅲ式壶、Bb型壶、Cb型Ⅰ式壶、Cb型Ⅱ式壶、B型Ⅲ式瓿、Aa型Ⅲ式罐等。胎釉特征与前段相似，纹饰有弦纹、波浪纹、划戳变形龙纹等。典型墓葬如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村汉墓、河南南阳陈棚村汉墓。墓中所出的五铢钱与洛阳烧沟汉墓Ⅰ、Ⅱ型五铢钱相当，蟠龙四花瓣草叶纹镜是汉代流行的镜类之一，故本段应为西汉晚期[56]。本段的器类除上述不同型式的鼎、盒、壶、罐、碗外，还有坛等。
第四期。
主要有Cc型壶、Aa型Ⅲ式罐、Ba型Ⅲ式罐、Ba型Ⅱ式碗、Cb型碗。胎质坚硬，胎色灰白或呈粉红色，施青釉或酱色釉，器身多饰弦纹、耳饰叶脉纹或兽面纹等。典型墓葬如山东沂水牛岭埠汉墓，安徽歙县西村东汉墓。原始瓷器装饰比较简单，颈部为细弦纹、水波纹，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器耳均为叶脉纹，是东汉流行的最主要而有最普遍的纹饰[57]，故本期应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本期的器类除上述不同型式的壶、罐、碗外，还有虎子等。
战国时期，江浙地区出土原始瓷器的墓葬在形制上完成了由土墩墓向土坑墓的转变，以安吉笔架山战国墓为代表，一改传统土墩墓平底起建的营造方式，出现了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这种竖穴深坑且带斜坡墓道的形制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在该地区出现。
西汉时期，出土原始瓷器的墓葬形制主要有竖穴土坑墓和石坑墓。竖穴土坑墓形状多为长方形，但存在特殊现象，即墓葬的长宽比与随葬原始瓷的多寡有关，如上海福泉山西汉墓[58]，墓葬长宽比越小，原始瓷越多，M18墓坑近方形，随葬的原始瓷器物最多。竖穴石坑墓主要流行于江苏徐州，江苏盱眙、山东海阳等地也有所发现，这一墓葬形制与上述地区丘陵地形、多石灰岩山体的地理环境有关。此外，竖穴石坑洞室墓是竖穴石坑墓的高级形制，前者在竖穴墓道的一端开凿洞室，较后者形制更为复杂，随葬原始瓷的器类和数量更丰富，如徐州奎山M11，墓主身份是高级官吏，墓葬形制为石坑竖穴洞室墓，M9墓主身份一般，墓葬形制为石坑竖穴墓[59]。
西汉晚期，随葬原始瓷器的墓葬开始出现砖室墓，如河南南阳陈棚村M69[60]，为长方形平顶单室砖墓。进入东汉时期，砖室墓成为出土原始瓷器墓葬的主要形制，多数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如江苏新沂M4[61]、江西青云谱[62]、安徽歙县西村东汉墓等。
根据墓葬出土资料及器物用途等相关内容，战国秦汉时期原始瓷器的组合可分为礼器组合、日常用器组合及乐器组合。战国时期原始瓷礼乐器多仿青铜器，其仿制造型可分为中原系统和越系统[63]。具体而言，礼器既有仿中原的盖鼎、盖豆、盖壶等，亦有越系统的盆形鼎、甗形鼎等，乐器中既有仿中原系统的甬钟、镈钟和磬，亦有越系统的句鑃、丁宁、錞于、振铎、三足缶、悬鼓座和悬铃。战国时期，原始瓷仿铜礼器组合基本为鼎、豆、壶（表三），日常用器主要有罐、碗、杯、盅等，战国初期原始瓷乐器有振铎、三足缶、悬鼓座、甬钟、錞于、句鑃、镈钟、丁宁、磬、悬铃等，至战国中晚期仅发现甬钟一类，由于礼乐制度的瓦解，战国晚期之后原始瓷乐器逐渐消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为注重陶瓷器的实用性，同时，陪葬品生活化的趋势日渐增强，原始瓷器作为一种陪葬品也日益反映出日常生活中陶瓷器的变化。作为食器，盒较豆容积更大，器盖可翻转作碗使用，实用性更强，战国晚期之后原始瓷豆逐渐消失，盒逐步代替了豆，而至西汉时期，瓿与鼎、盒、壶常常同出。因此，至西汉时期，原始瓷仿铜礼器的组合演变为鼎、盒、壶、瓿。随着陶瓷器实用性的进一步加强，原始瓷鼎、盒等仿铜礼器在西汉晚期之后逐渐消失，日常用器如罐、洗、盆、熏炉等急剧增加，西汉晚期常见瓮、坛、盆等大件器物。至东汉时期，随着墓葬出土陶制明器如仓、灶、井、楼、动物模型等数量的增多，原始瓷器仅见罐、壶、碗、虎子等器物。
表三：原始瓷礼器组合情况表
因地区的不同，原始瓷器的使用特征表现形式有所差异：首先，越国贵族墓主要随葬原始瓷礼乐器，不见青铜礼乐器，如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111]、无锡鸿山越墓[112]等，这与越国特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有关。于越族有以瓷代铜仿制礼器用于随葬的传统习俗，早在西周、春秋时期，越族土墩墓如德清皇坟堆土墩墓[113]、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114]等已随葬原始瓷礼乐器而无青铜礼乐器，“理性务实”的古越之风使越人将珍贵的铜资源用于耕战，越国对中原礼制的推崇和模仿也促进了原始瓷仿铜礼乐器的发展[115]。墓葬虽未出土青铜礼乐器，青铜兵器和农工具却出土甚多，是对越国注重耕战这一事实的客观反映[116]，如绍兴皋埠凤凰山清理的3号墓随葬的11件青铜器只是一些剑、环和镞等，而无礼乐器[117]。此外，《越绝书·记地传》中“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的记载，反映了越国以舟充当车马作主要交通工具的现实生活状况，在该习俗的影响下，越国墓葬不见车马器等青铜礼器[118]。近年来南山窑址等原始瓷早期窑址的发掘也表明越地原始瓷早在商代已进行有规模的生产，形成了独立窑区，豆、尊、簋等礼器的出现反映本区域内独特的原始瓷礼器制度[119]。值得注意的是，越国贵族只随葬原始瓷礼乐器这一葬俗在越人外迁后并未形成定制，广东增城浮扶岭M511墓主为越人部落的首领或上层贵族，该墓葬规模较大，不见盗洞，未出土青铜器[120]，而安徽屯溪土墩墓属越族墓葬，除随葬原始瓷礼器外还有青铜礼器[121]，说明越族葬俗可能会受当地葬俗影响而有所变化。其次，楚越两地互相影响。一方面，楚地受到吴越影响，黄州[122]、汉阳[123]及鄂城[124]等鄂东地区楚墓出土原始瓷器，但又有自身特点，仅出土杯、罐类器物，出土原始瓷杯的墓葬墓主身份较低，为下层平民，而出土罐的墓葬墓主身份相对较高，为士或相当于士一级的下层贵族[125]。此外，在汉阳熊家岭东周墓地[126]，春秋晚至战国初墓葬出土原始瓷钵，战国早期以降，则基本为陶鼎、敦、壶等楚式器物，说明楚人加强了对本地区的控制，原始瓷从有到无的现象也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过程。另一方面，越地原始瓷受楚国青铜器影响，浙江上虞董村牛山战国墓[127]等越墓出土原始瓷楚式鼎，为盖鼎，而越式鼎为盂形鼎，至战国晚期，二者逐渐融合。再如越地墓葬绍兴凤凰山木椁墓[128]，出土物中既有泥质黑陶鼎、敦、壶，又有原始青瓷鼎、盉，体现楚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再次，南北方原始瓷器的使用也有差异。战国时期北方出土原始瓷器的墓葬较少，墓主身份相对较为尊贵，如洛阳唐宫西路东周墓[129]、临淄齐国贵族墓[130]等，而南方中小型墓葬亦有较多的原始瓷器出土，原始瓷器有无出土及数量多少并不是衡量墓主身份等级的绝对标准。西汉时期南北方均有较多原始瓷器出土，原始瓷的南北差异日渐减少。
此外，个别地区有一些特殊的与原始瓷器相关的葬俗，如战国晚期广西平乐银山岭出土的原始瓷杯中含玉玦[131]，西汉中晚期山东微山县画像石墓出土的原始瓷壶口沿均残碎[132]，这些可能是当地特有的葬俗，但相关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战国时期，原始瓷器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渐繁荣，窑业技术的发展为这一时期原始瓷器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近年来，考古发现以德清为中心的浙江东苕溪流域是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主要产地[133]，该地区自二里头时期已开始生产原始瓷，商周时期南山窑址、火烧山窑址一脉相承，使得原始瓷窑业技术在胎土选择、人工釉的出现和使用、窑炉构造及烧成温度等方面日渐成熟，为战国时期以亭子桥窑址为代表的原始瓷窑业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亭子桥窑址出土大量原始瓷仿铜礼乐器，是江浙地区越国贵族墓出土原始瓷礼乐器的产地。战国时期，山东、河南等地的墓葬均有原始瓷器出土，这是当时社会交流的一种体现。如洛阳唐宫西路东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三足残器、山东临淄齐国墓出土的原始瓷罍，其胎釉、造型、纹饰均具有南方地区文化的特点，体现出南北方原始瓷器的交流与发展。湖北等地墓葬出土原始瓷器则体现了楚、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广东、广西等地随葬原始瓷器的墓主多为越人，如广东增城浮扶岭战国墓[134]、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135]等。就越地而言，随葬仿铜原始瓷礼乐器的葬俗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原始瓷生产的繁荣，就江浙乃至南方许多地区而言，在青铜时代的衰落时期，原始青瓷已成为贵族和上层社会使用礼乐器的主要替代品[136]，原始瓷的使用日渐普遍。
战国后期到西汉初期，原始瓷的生产有所倒退，江淮鄂豫皖交界处和宁镇地区已很少发现原始瓷，分布范围开始向南方退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楚越征战，战事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窑址遭到破坏，因此，作为越文化特征之一的原始瓷生产也遭到了破坏。但是对部分地区而言，原始瓷的生产不但未曾衰落反而更加兴盛，主要地点为战国晚期的浙江绍兴和西汉初期的江苏仪征、徐州。对浙江绍兴而言，它处于钱塘江以南，楚国未能完全消灭越国，吞并“故吴地至浙江”，即只达钱塘江以北，而绍兴作为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并未改变[137]，同时，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发明和使用也为绍兴地区瓷矿的开采带来了便利。仪征，战国时属楚，战国晚期各地征伐无时，此地却较为安定，有利于原始瓷的生产。汉代属广陵国，靠近王国都城，在继承前代生产的基础上，原始瓷生产更为发达，可能已专门为王室烧造原始瓷礼乐器[138]；而且仪征处于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之间，沟通南北，有利于原始瓷器的生产与交流，该区地势北高南低，乃风水吉地，符合古人择吉地而葬的要求，因此上层贵族多选择在此安葬，这些都有益于原始瓷器的生产、发展。对江苏徐州而言，商周时期吴、越北侵将原始瓷器的烧造技术也传到北方。战国时期徐州属楚国势力范围，政治环境较为稳定，奠定了原始瓷器生产的社会基础。西汉初年徐州属刘交所辖的楚国，社会稳定，原始瓷器的烧造得以复兴和发展。此外，徐州地区陶土和瓷土资源丰富，为原始瓷器的烧造提供物质基础。水陆交通运输便利，促进了徐州与外界的交流，推动了商品的流通，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原始瓷烧造业的发展[139]。
西汉中期，原始瓷生产再度兴盛。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生产力得以恢复，手工业也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更为便利。同时，西汉初期原始瓷器的生产继承了战国时期已有的良好基础，包括生产工艺、工匠等，加之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文化融合的前提等，都为瓷器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汉代瓷器生产发展具体表现为原始瓷的分布地区扩大，产品数量和种类增加，原始瓷作为社会商品的交流也进一步活跃。两汉原始瓷的主要产地之一为长江下游的浙江，体现在窑业生产上，曹娥江流域成为西汉以后该地区的制瓷中心[140]，有较多的窑址分布。浙江作为越文化的中心，商周时期已与周边地区进行了较多的文化交流，至西汉更为广泛。而今天的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安徽东部地区在东周时恰好是吴国和楚国的势力范围，也是汉代使用原始瓷器的主要地区之一。有东周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作基础，因而这一区域内汉墓随葬的原始瓷器与长江下游地区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山东微山县西汉画像石墓发现了与浙江龙游东华山汉墓相似的原始瓷瓿和壶[141]。此外，这一时期河南、陕西、四川亦发现了与长江下游原始瓷相似的器物，如河南南阳市嘉丰汽修厂汉墓出土的具有南方文化特点的原始青瓷壶[142]，南阳为南北文化交融的典型遗存之一，属楚国地域，西汉时是南北贸易枢纽。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现了原始瓷壶，在当地尚属首次发现[143]。上述地区原始瓷出土较少，数量在出土器物中所占比例很小，与当地陶器特征迥然不同，应该是作为商品交流输送过去的。
西汉末到东汉时期，原始瓷的发展进入衰落期，这与釉陶器的广泛使用和成熟青瓷的产生等有关。这一时期，厚葬之风盛行，明器需求增多，釉陶得以迅速发展。釉陶即低温铅釉陶器，约在西汉武帝时期出现[144]，此后逐步对原始瓷的使用产生影响。在原始瓷生产和使用较多的南方地区，釉陶器对原始瓷器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北方地区却不同。西汉晚期，北方地区墓葬出土的器物中有两者并存的现象，如西汉晚期河南南阳陈棚村M69[145]，墓葬出土釉陶器及来自南方的原始瓷器。至东汉时期，北方地区墓葬则很少出土原始瓷器，随葬品大多为釉陶模型明器。成熟青瓷由原始瓷发展而来并最终取代了原始瓷器，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胎釉、造型、装饰及烧造工艺等方面的经验和基础。通过对浙江上虞东汉瓷窑址出土青瓷研究，可知器物的造型、纹饰、成形特征都与原始瓷有相同之处，如瓷罍与印纹陶罍造型相同；壶、锺用分段拉坯法分别制成上、下腹和口颈等后，再粘接而成，与原始瓷相同[146]；瓷器纹饰主要为水波纹、弦纹等，亦与原始瓷相同。对浙江地区古陶瓷胎的化学组成施行对应分析，证明越窑青瓷的组成点基本上分布在原始瓷区，更加说明了越窑青瓷在组成上与原始青瓷的渊源关系[147]。龙池庙后山的东汉窑址中成熟瓷器与原始瓷共存，而东汉后期的郭塘岙窑已是单一烧制成熟瓷器的瓷窑[148]。至东汉中晚期，随着成熟青瓷的烧成，原始瓷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国秦汉时期是原始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原始瓷器的生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上，继承了商周原始瓷器制作的传统，在下，为东汉成熟青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原始瓷器的生产在战国中后期一度中断，但在西汉时期复烧之后更为繁荣。战国秦汉原始瓷器研究对于了解这时期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等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研究瓷器的出现提供了参考。
注释：
①郑建明：《夏商原始瓷略论稿》，第1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②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76—78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③鲁小珂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④⑫㊼㊿[52]周燕儿等：《绍兴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东方博物》2005年第1期。
⑤⑮[53][70][127]上虞市文物管理所：《上虞董村牛山战国墓清理》，《东方博物》2010年第3期。
⑥ ㉑ ㉟ ㊷ ㊹ [77]南京博物院等 ：《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⑦⑰㊱㊴[91]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⑧[56][104]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陈棚村68号汉墓》，《考古》2008年第10期。
⑨⑭[67]周燕儿等：《浙江绍兴县出土一批原始青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
⑩㉜[71][112]余杭县文化管理委员会：《浙江省余杭崇贤战国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⑪⑳㉕[63][68]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
⑬[72]湖州市博物馆：《湖州云巢龙湾出土的战国原始瓷》，《文物》2003年第 12期。
⑯[73]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⑱㉛[54][76]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⑲[87]南京博物院等：《盱眙小云山六七号西汉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㉒[55][88]徐州博物馆：《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㉓海阳市博物馆：《山东海阳市开发区发现一座西汉墓》，《考古》2007年第 12期。
㉔㉗[102]潍坊市博物馆等：《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文物》1987年第9期。
㉖[97]江西省博物馆：《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㉘[110]马玺伦：《山东沂水县牛岭埠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3年第10期。
㉙[64][1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㉚[83]无为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无为县甘露村西汉墓的清理》，《考古》2005年第5期。
㉝[75]徐州博物馆：《徐州翟山战国至西汉墓葬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
㉞[95][132][141]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西汉画像石墓》，《文物》2000年第 10期。
㊲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㊳㊾江山县文管会：《浙江省江山县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6期。
㊶㊺[6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
㊸[57]杨鸠霞：《安徽歙县西村东汉墓》，《考古》1995 年第11期。
㊻苏州市博物馆：《苏州市长桥新塘战国墓地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 6期。
㊽廖晋雄：《广东始兴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5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港市马鞍岭东汉墓》，《考古》2002年第3期。
[58]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第8期。
[59]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奎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2012年第2期。
[60][106][145]南阳张仲景博物馆等：《南阳市审计局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61]吴文信，《江苏新沂东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62]江西省文管会：《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6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年第 8期。
[6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漓渚的汉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7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78]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
[79]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第59—6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80]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金山村汉墓》，《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
[81]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 9期。
[8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84][14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10期。
[85]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 11期。
[8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湖州市方家山第三号墩汉墓》，《考古》2002年第1期。
[89]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
[90]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
[92]扬州博物馆等：《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年第3期。
[93]扬州博物馆：《扬州平山养殖场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期。
[94]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荆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2期。
[96]丁岩等：《西汉一代重臣张安世家族墓考古揽胜》，《大众考古》2014年第12期。
[98]新沂市博物馆：《江苏新沂市乱墩汉墓群I号墩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99]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 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
[10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省凤阳县搬井墓地M15、M54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
[101]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1979年第4期。
[103]海阳市博物馆：《山东海阳市开发区发现一座西汉墓》，《考古》2007年第 12期。
[105][142]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等：《南阳市嘉丰汽修厂汉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08年第4期。
[107]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
[108]徐州博物馆：《徐州市韩山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109]赣州市博物馆：《赣州发现汉代画象砖墓》，《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3期。
[113]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2年第4期。
[114]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115]陈元甫：《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文物》2011年第4期。
[116]董忠耿：《对绍兴地区出土战国原始瓷器的几点认识》，《东方博物》2011年第3期。
[117][128]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2002年第2期。
[118]张敏：《吴越贵族墓葬的甄别研究》，《文物》2010年第1期。
[1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120][13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增城浮扶岭 M511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7期。
[121]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第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2]a黄州古墓发掘队：《湖北黄州国儿冲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黄州楚墓》，《考古学报》2001年第2期。
[123]a武汉市考古队、汉阳县文化馆：《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楚墓》，《考古》1988年第12期b武汉市考古队、汉阳县博物馆：《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东周墓发掘》，《文物》1993年第6期。
[124]湖北省鄂城县博物馆：《鄂城楚墓》，《考古学报》1983年2期。
[125]丁兰：《鄂东楚墓出土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现象与民族文化融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30卷第4期。
[126]武汉市考古队等：《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东周墓发掘》，《文物》1993年第 6期。
[12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唐宫西路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2003年第 12期。
[130]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葬》，《考古》2008年第11期。
[13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133]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135][137]绍兴市博物馆：《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文物研究》，《东方博物》2009年第2期
[136]陆明华：《原始青瓷与青瓷概念思考——兼述德清窑及鸿山考古的收获》，《东方博物》2008年第4期。
[138]刘勤：《论仪征出土的汉代原始瓷》，《东南文化》2005年第2期。
[139]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140]秦大树等：《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越窑的历史与成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叠翠：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青瓷精品》，第19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144]安金槐：《河南原始瓷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
[146]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1981年第 10期。
[147]李家治等：《浙江地区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3年4月21卷第2期。
[148]林士民：《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考古》1980年第4期。
原载《南方文物》 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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