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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托尔斯泰家门口的流浪汉
——高尔基150岁诞辰记
高尔基、托尔斯泰最著名的一张合影
“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还是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人物中的一个。”
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是他1928年拜谒托尔斯泰陵的随想。而托翁是生前就被封圣的文学家，在健在的时候就感受到慕名者的压力。在追慕“当代最伟大人物中的一个”的人之中，不乏其他的伟大人物，例如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伊凡·布宁，例如契诃夫，例如《红笑》的作者安德烈耶夫，以及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高尔基。
20岁的时候，也就是1888—1889年间，高尔基是“托粉”中相当普通的一位，他出身低微，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四处流浪，给富农当过长工，在里海渔场里捕过鱼，在铁路上当过看守人，自己搭火车的时候，他经常因为没钱买票而躲躲藏藏，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步行者。
高尔基，1901年肖像
他是流浪到莫斯科的。20岁的高尔基连文法都不通，却受了托尔斯泰的感染，相信自己有一条作家命。他把托翁可能的落脚点都找过了，从托翁的老家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他在莫斯科老织工巷的住所，到谢尔基圣三一修道院，结果只是见了一次托翁的夫人。夫人很客气，把他请进来，给了起码的招待，但她并无理由重视这位年轻人，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些百无聊赖的“社会青年”。沙俄时代，有文化的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实在太低了。
一个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的帝国，普通人的生活很容易撞到一堵名叫“无聊”的墙，如果居住和工作在外省，就更容易如此了。高尔基明白，如果不想像他日常所遇到的贩夫走卒那样面貌愚蠢，举止粗野，动不动就跌在酒精里度日，就得抓住托翁这样绝无仅有的救命稻草。作为有封地的伯爵，托尔斯泰用作品表露了他对苦难大众的深厚同情，也点燃了大众对他的期待。1889年，高尔基请人代笔了一封写给托翁的信，不仅表达了例行的仰慕，而且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他和他的同伴需要一些在沙俄时代禁售的书；第二，求一块没用的地给他们创业，以及再给一些钱。
信的落款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高尔基的本名。
托尔斯泰，石膏面模
他肯定没想过，自己的这封信，以后会收到个人的档案馆里。托尔斯泰给苦难无聊的年轻人隐隐指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搞互助、合作，不再指望反正也指望不上的政府。高尔基们提出的要求，蕴含着对托翁“知行合一”的殷切期待，希望他不要光写，而且付诸行动。在俄罗斯，人们一向是把文人能否如其所写的那样去行动看得很重的。然而，托翁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信，他可是连一一回复都做不到的。
然而，过了几年，这封信就被重新找了出来。托尔斯泰夫人在信封上标记了“高尔基”。那时，高尔基真的见到了托尔斯泰。他告诉托翁，自己要一块地，成立公社，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在那里反思自己过往的经历。他是个激进的政治青年，之前在喀山，在克拉斯诺威多沃，他用激烈的语言鼓动农民团结起来，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之所以如此，一半是激于对现实的愤懑，另一半则是给自己找点事干，以免堕入无聊的深渊。
高尔基有一首没写完的长诗，叫《老橡树之歌》，全诗只有一行流传到今天：“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妥协！”可以说，它浓缩了高尔基整个青年时代的心态。当他放弃写诗，转而写短篇小说时，他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成名作家柯罗连柯的帮助下，高尔基发表了作品，约在1898年前后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书，收录了他的短篇作品和随笔。1899年，第一次来到彼得堡的他就是来赴宴的，《生活》杂志专门为了推介他而办了一次宴会。俄国批评家米尔斯基公爵毫不保留地称他是“俄国最著名的作家，最受关注的人”，还说他已被与托翁相提并论，而且人们“无条件地把他摆在契诃夫之上。”
一代新人胜旧人。托尔斯泰那时已是神龛里的人物，可以仰望，但高尔基代表着未来，这个未来带有“世纪末”的神秘魅力，完全不可知，只是隐含着一种与往昔挥手作别、乃至一刀两断的强大的冒险气息。1899年也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俄译本出版的一年，尼采的影响覆盖了晚期俄国象征主义者如勃洛克、别雷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这些苏联作家，而高尔基则完全是他的信徒。他完全信奉尼采的“强力意志”：托翁将阳光一样的仁慈注入他的故事，高尔基却让人们相信，要欣赏强力之美，要以唯美的标准，而非抽象的道德规范来审视和评判世事。
尼采和高尔基，可以做个亲子鉴定了
高尔基长得也很像尼采：除了那一抹留到死的唇髭外，他和尼采一样，长着一副外突的口唇，即便在微笑时，他也总是很威严，眼神里布满了阴云，有一种不但预警灾难、而且期待灾难到来的先知表情。世纪初年，还有一位与尼采思想关系密切的文豪——鲁迅，与高尔基的容貌也十分肖似，但大先生与尼采就不很像了。可以说，高尔基把尼采身上尖锐、凶险的气质带入到一个相对日常的人生状态里。
早期的高尔基是浪漫的，主张唯美的，有着毫不留情地爆破一切的能量，尽管读者无数，但事实上他并不见容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在公开演讲时，他总是对提问者出言不逊，尤其那些忧国忧民的左翼青年，经常困惑于高尔基的难以亲近，咄咄逼人，不知道如何借用他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事业。给予他最有力的支持的，主要还是文学界的人，如柯罗连柯，还有契诃夫。契诃夫肯定了高尔基的才华，高尔基则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题赠给契诃夫，尽管后者对此书提出了不少批评。
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
1900年，在他曾经悻悻扑空的老织工巷，高尔基见到了托尔斯泰。这次会面中，托翁也谈起他多么不喜欢《福玛·高尔杰耶夫》。在两人的数次“切磋”中，托翁每次都倾泻了对高尔基近作的不满。1902年，高尔基朗读剧本《底层》给托翁听，后者的回答是：“你干吗写这种东西？”对托翁来说，书写底层，就要表露对底层人的爱，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此，他对高尔基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曾经在俄国大地上到处流浪的作家“展示了活生生的流浪汉，他爱他们，并用这种爱感染了我们”，即便他使用的语言多有夸饰，也值得原谅，只因“他扩展了我们的爱”。
垂垂老矣的托翁，在高尔基的书里写了不少批注，批评他的作品虚假不实。可以想见，尼采那样把一个人的自我平地拔升或瞬间扩张的劲头，托翁完全接受不了。他更无法接受的，是高尔基的新派作风：他的脸上千沟万壑，一派饱经沧桑的平民气息，可他在成名之后，却俨然按照一位现代成功人士的标准打扮自己。
时尚偶像，可惜当时的摄影技术还是更善于把人拍得水深火热
仍然是“知行合一”这一点，让托翁快速退出了高尔基的世界。虽然托尔斯泰并没有按年轻人的期待着手实践他的平民主义仁爱（现实上也不可能），但他完全接受不了一位一直在书写平民的年轻作家成为偶像派的事实。这太过分了。高尔基曾在托翁老家与托翁有张合影，那时的他，虽然两手插兜，表情桀骜不驯，毕竟还有几分稚嫩，是个心怀敬畏的后学的模样，如今他却变了，身上带有讲究场合穿戴的商业气息。
如果你觉得“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名字散发着旧时代的气息，那一点都不奇怪，你若熟悉他的长相就更会这么认为了。然而，在20世纪最初的那几年里，他是时尚的化身，甚至为了不被大众模仿而刻意改变衣着，穿得尽可能地讲究，并且惯于摆拍。托翁的日记里，对高尔基的态度有个明显的转变：起初都是客气的，他说，这是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人”，和契诃夫一样谦逊有礼，心怀苍生。然而，1903年后的他就不这么认为了，他不满于高尔基背离了所谓“作家的天职”，他脱离了人民，不再用世间的苦难去震撼读者，而去追求空洞的虚构，设计不自然的、耸人听闻的情节。
契诃夫死得早，否则恐怕要对高尔基失望
终究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托尔斯泰认为高尔基和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一样都是“有害”的，他们都是不信上帝的“新人类”。在托翁的世界里，上帝未必是客观存在的，但“信则有”是一种必需，否则则无道德可言，而丧失了道德，文学也就被抽去了根本。年过八旬的托尔斯泰不可能再换上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如日中天的叛徒了，只是凭着自省的秉性，他告诫自己不要嫉妒别人，“应该看到他的优点”。
1910年托翁逝世。九年后，高尔基写了一篇回忆特写。俄罗斯作家普遍爱给同行或艺术界名流写特写，其写作风格也出奇地一致：散漫的片断式的，信马由缰，不太讲结构，段落之间缺少轻重，时而“走神”。帕乌斯托夫斯基、吉皮乌斯、霍达谢维奇、苔菲等都是如此，他们写作回忆散文的习惯，甚至影响到如萧红、汪曾祺之类的中国作家。
托尔斯泰墓
然而，高尔基的这则长篇回忆却有着不同一般的质量：段落长，洞察深刻，描写细节时不厌其详，伴以精到而慎重的联想。他把托翁写成了真正具有神性的人，不带任何“死者为大”的客套和自我炫耀的动机，但这神性里又含着令人不适的个性，犹如一张旧沙发塌陷了下去，能摸得到海绵底下的硬块。也许，这等动情的文字，的确需要在一个人的心中酝酿九年，才能落到纸上：
“我想象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他躺在那里就像溪底一块光滑的石块，大概在他的白胡须里隐隐地藏匿着他那对任何人来说都属陌生的骗人的微笑。那双手终于静静地叠在胸前——它们终于做完了自己的苦役般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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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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