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中，有一些人因为对于中国未来革命的发展问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与党中央越走越远。
陈独秀
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党的缔造者之一，更是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大革命后渐渐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销声匿迹。本期视频为您讲述，党的第一个书记陈独秀在大革命后到底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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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抱着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人的态度，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清党”运动。
在此危机关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不愿主动脱离。这造成了在上海的大批党员或被杀害，或逃到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也学蒋介石，在武汉发起“清党”运动，大批党员或被杀害，或遭到驱逐。
在事情发生后，陈独秀成为党内错误的承担者。在8月7日的汉口会议上。名义上仍为书记的陈独秀被排斥在外，对此陈独秀默然无声。9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都希望陈独秀能够到莫斯科去，但被陈独秀严词拒绝。
这一年里，陈独秀没有再参与党的会议和行动，党虽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但也没有任用他。陈独秀在上海仿佛被人遗忘。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事情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党发出指示，要求其不惜一切代价拥护苏联，甚至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的做法引起陈独秀的反对，他写信给党中央表示反对。
结果，他的信遭到党内批评，一些人直言，陈独秀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基于这个理由，1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
在被开除党籍后，共产国际仍再次电邀陈独秀到苏联，然而再次遭到拒绝。
斯大林为之震怒，将“中山大学几乎半数的学生投入了监狱。”此时的陈独秀已然站在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对立面。
恰逢此时，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苏联归来，为他带来了“托派主义”。他告诉自己的舅舅说“在列宁去世后，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格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做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合适的人。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虽有过于自信的缺点，但仍是总书记的最佳人选。”
吴继严的说法，令陈独秀感到新奇，他饶有兴趣的听着吴继严的言语论断。在讲完后，吴继严又把自己从苏联带回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与评论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仿佛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他积极联络其他被开除的同志，在上海成立“无产者社”，并创《无产者》刊，发表宣言称：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已不再革命，中国革命须由无产者社独立承担完成。
托洛茨基
1930年春，上海已经出现了四个托派组织，1931年，听从远在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四派进行统一。
统一托派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组织的书记兼报委书记。然而好景不长，“无产者”社的一个成员，因未能当选为组委会成员，怀恨在心，偷偷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结果导致刚刚统一的托派，13人被捕，组委会成员亦在此中。
事情发生后，新成立的组织面临崩溃，陈独秀力挽狂澜，经过半年时间抢救，终于再度组织起临时组委。
然而刚刚抢救过来的组织再度遭遇危难，于1932年10月，被国民党一网打尽。这一次陈独秀也未能幸免。
陈独秀
陈独秀入狱后，中共苏区在刊出的《红色中华》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在文中作者写道“托陈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
陈独秀在知道后，感觉愤慨，于是便在狱中起草《上诉状》，驳斥国民党强加的“危害共和民国”的罪名。
1934年7月21日，被国民党操控的法庭公布了判决结果，陈独秀等人被判8年有期徒刑。
由于陈独秀的声望和舆论压力，国民党在狱中也没有为难他，反而将他的狱室，改成了一间类似于普通办公室的地方。
后来，他还获得了读书看报的权力。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独秀彻底转变了自己的思想，决心远离政治，潜心学术，他立志要“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为此他制定了诸多学术计划。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同年8月，进攻上海，南京面临危机。移都事宜提上章程。然而要撤离南京，就要处理一些重要的政治要犯。
国民党在内部商议后，认为释放政治犯可以，但需要加上一个前提条件，“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
国民党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让那些人，承认自己有“危害国家”的罪名。对此，陈独秀怒气冲冲的说“我宁愿被日本炸死在狱中，也不愿写悔过书，因为无过可悔。”
就在双方不愿退步时，日本人再次派飞机空袭南京，这一次陈独秀所在监狱也被轰炸，他本人所在狱室，被震塌。
情况似乎更加危险，国民党也不再犹豫，如果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被炸死在狱中，国民党将面对众多有识之士的指责。
于是在汪精卫等人的努力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在陈独秀出狱的那一天，天津的《大公报》发表了《陈独秀减刑》的短评，在评论中对陈独秀寄予了厚望
“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诚如斯望，陈独秀在出狱后，便开始专心寻找积极的抗战道路。这期间，他同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周佛海、包惠僧见面，商讨抗战出路。也同国民党人谈过，拒绝了他们要自己成立新共产党的要求。
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民族遭受危机时，各种政治力量联合的可能性。于是他萌发了组建新党派的想法，但在哪个城市组建成为了一个问题，在深思熟虑后，陈独秀决定在革命最早爆发之地武汉更为合适。于是在9月9日，他携妻子乘船前往汉口。
在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南京岌岌可危下，武汉已然成为全国抗战力量的汇集地，众多有识之士来到这里，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抗战团体。
陈独秀连续发表了自己的抗战主张后，迅速得到一些人的认同。
1937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如期而至。这一次，国民没有欣喜沸腾，而是义愤填膺。因为日本再次派出大量的飞机对南京进行轰炸。中国的局势越来越不好。
众多国民党人，也试图通过外交联络苏联、英国、法国等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在经济危机下，各国自顾不暇，对于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放任不管。
10月15日，汉口各界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陈独秀被邀进行演讲。当陈独秀来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上时，他便决定进行一次关于《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的演讲。
他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述他对于此次抗战胜利的多点主张，在最后，他总结性的说道“我们要得到胜利，必须在具体办法上指出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倘空口高喊'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便等于一种咒语，这种咒语打毁不了敌人，帮助不了自己。”
这一次的演讲再次加坚定了陈独秀的心。他开始频繁的出现在报纸头条上。就在他以为战争形势会逐渐好转的时候，那些从战争区域来的人，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山东地区涌入大量的日军，济南危在旦夕；在山西太原，日军大举进犯忻口，国军与之展开激战，伤亡惨重。南京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12月，日军发起对南京的进攻，几天后，占领了南京。
南京被日军占领后，武汉也变得岌岌可危。陈独秀在会见了几个从南京来到武汉的好友后，决定到战时陪都重庆，继续他的抗战研究。”1938年6月，陈独秀再次踏上流亡的路程，向重庆奔去。
在到达重庆、处理完琐碎事情后。陈独秀再次投身到抗战中。
他于1938年7月7日撰文说道“在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东亚病夫，使他不敢还手。”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也不过如此。
随后，他又分析了日本必然抗战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反响，它大大增加了人们的抗战信心，也让陈独秀在重庆出了名。
可就在陈独秀准备继续宣传抗战时，他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医生建议他搬迁到重庆上游的一个县城江津。
陈独秀
初临江津，窘迫的状况似乎没有得到改变。依然是老朽的身体，和日益艰难的生活。所幸在好友的不断帮助下，陈独秀也算是在江津安了家，可以好好写抗战了。
而此时中国的抗战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广州、武汉、香港的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的进攻策略也以正面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为主转变到以反共为主，政治上拉拢国民党为辅。此时终于可以喘口气的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开始了新的“安内”。
两党再次内斗，陈独秀成为双方共同关注的人物。陈独秀于是发出声明，自己此次逃难入川，不闻政治，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尔。
就这样，陈独秀不问政争，在江津时而为抗战撰文发表主张，时而继续研究自己的“小学”学术。
1942年，在身体彻底不行的时候，陈独秀曾想要搬迁到贵阳去，但终于没有去成。在5月27日夜，彻底的闭上了眼睛。
陈独秀
1975年冬，曾经与陈独秀并肩作战的托派同志王文元在英国一大学历史系演讲时，这样评价道“先进国从启蒙运动年代到社会主义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身上······现代中国的跃进清晰的反应在陈独秀身上。”
陈独秀的经历是独特的。他先是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然后是三民主义。
就在他信心满满地以为民主革命就要成功时，却遭到了打击，随后党派的内斗，让他厌烦，失去了革命的方向。抗战的爆发，让他重获新生。
投身于抗战中，潜心于学术里，最后的几年里，他虽然艰苦，但内心终于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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