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纣王囚禁周文王姬昌，《史记·周本纪》中塑造了心胸狭隘的纣王，和仁义贤达的文王形象。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羑里。
按照《史记》记载，文王可谓一代贤王，纣王成了反面典型，纣王囚禁文王的原因，就在于文王“太贤德”，威胁了纣王的统治。那么，真相是不是如此呢？
陕西出土了一批周朝甲骨文，上面文字改写历史，揭开了商周关系之谜，纣王囚禁文王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史记》记载的这样。
1976年，在陕西关中西部，岐山、扶风两县之间，考古专家挖掘了“周原遗址”，除了各种青铜器、陶器等之外，还出土了一批甲骨文（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字的甲骨）。
所谓周原，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因此通过对周原遗址的考古，可以获取第一手史料，因此这一遗址的价值很高。
在周原遗址的甲骨文中，有两段记载触目惊心，让人看到了一个野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周文王。至于历史上残暴不仁的纣王，对周文王可谓仁义至尽！
所谓“商汤正道”，这代表周文王的两个思想，即：一是周武王在理论宣传上，没有完全背弃商的立国思想；二是周文王准备效仿商汤推翻夏朝一般，推翻殷商。
众所周知，史料中说的武王伐纣，是周文王死后的周武王时期，纣王荒淫无道天怒人怨到了极点，于是武王替天行道，而文王一直是商朝的忠心臣子。
然而，周朝甲骨文却清楚的说明，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公然了“叛乱”，准备效仿商汤灭夏一般灭商。可见，周原遗址的甲骨文改写了历史，揭露了周文王的野心和商周紧张的“国际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周国臣服于商，却并非商朝的诸侯国，而是独立的“方国”。
帝乙继位不久，原本臣服于商的周国发动东进战争，但由于商周实力悬殊，最终周人打了败仗，周文王的东进战略受挫。结合文献等资料来看，周文王做了两件事：一是臣服于商朝，即所谓“文王事纣”，二是文王改变战略，转向西北与江汉流域扩张。
在陕西歧山凤雏村11号灰坑出土的甲骨文上，记录了这么一段话，证实了“文王事纣”确实存在。
衣王（殷王）田，至于帛，王（周文王）隹田
殷王打猎到了帛地，周文王陪同，显然“文王事纣”的确存在。但文王臣服商朝的同时，却又野心勃勃，积极在江汉、江淮发展势力，以至“天下三分其有二”。总之，在文王的五十年中，附近的势力更惨，许多国家给他灭的灭了，降的降了，国家实力大增。
通过史料和周原遗址的记载，不难看到这样局势：周文王早就反叛殷商，不过由于实力不足打了败仗，不得不再度表面臣服于商朝，但周文王尽管不直接攻打殷商或其同盟军，却先消除西北的后方危机，再攻打汉江、江淮等地，从外围战略包围殷商，给予商朝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纣王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所以才会囚禁周文王。至于《史记》等史书记载的“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周文王太贤，所以纣王才囚禁周文王，纯属无稽之谈。
周文王“积善累德”的背后，其实是或武力征服或安抚征服，所以才有“诸侯皆向之”。面对地盘不断丢失，纣王感受到巨大压力，由此囚禁周文王。
到了纣王时期，周国实力日益增强，而殷商国力却在下降，尤其东夷地区叛乱不断，牵扯了殷商大量兵力，所以杀了周文王，就代表两者不死不休，这对纣王统治非常不利。
于是，纣王囚而不杀周文王，甚至还将亲妹妹嫁给周文王继续建立姻亲关系，对周国军事压力表现出了巨大的忍耐力。姬昌晚年称王（儒家非常注重这一点，姬昌晚年称王，如同谋反，这是大罪，所以欧阳修认为史书记错了，认为姬昌没有称王，由此为姬昌正名），与纣王平起平坐时，比如“衣王田，至于帛，王隹田”，纣王都一一忍耐了下来。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楚简中，有一篇《容成氏》的失传古文中，提到“文王服九邦”（纣王将文王释放之后），文王征服的九邦，多数是商朝铁杆同盟，到了这一步时，纣王都还在忍耐。当然，也可能周国用计蒙蔽了纣王，所以纣王没有太多反应。
总而言之，纣王囚禁周文王姬昌，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国家利益博弈，而非史书记载描述的那般。至于不杀周文王，也不是周文王太贤、太仁，搞的纣王都不好意思杀，而是周国强大实力保住了周文王性命。
显然，纣王是一个亡国之君，但肯定没有史书描述的那么差；周文王是一个伟大政治家，但肯定没有史书描述的那么好，勃勃野心透过周原遗址甲骨文一目了然，之所以美名传千古，只不过再度印证“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这一句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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