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德莱尔的滑稽镜头中，描述过在林荫大道上驰骋的诗人。因为速度太快，轮子卡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而翻车。他头上的光环被震掉了。这个光环，仿佛变成了会动的拟人物。有一种可触摸的感知，这是光环美学的巨大转变——在文艺复兴之前，光环在《最后的晚餐》中成为区分犹大和其他门徒的重要标志。犹大是不配拥有光环的，这就是他与其他人的关键性区别。凝视者无法想象这个光环是可被摘取的，它只有存在或者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两种绝对状态。而人与光环之间的接触方式唯有一种，就是虔诚的凝视。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
我们今天已经沉醉在消遣性的美学里，光环变的更像一个可以随意摘取的香奈尔挂件。斯努比肩膀上的小鸟和诗人头顶的光环，都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展开了它的Siri属性。媒介不断展示着人造物的迪斯尼般的柔韧度，旋转变幻，令人心碎而又着迷，而背后全是薛定谔式[1]的虚空。当你觉得Siri已经快要通过图灵测试时，她总会问你：“你在说什么，我好像不太明白。”当本雅明在西班牙小镇写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已经在对西方的泥沼中挣扎太久了。光晕被摧毁了，从诗人的头顶上掉落下来。他戴着在厚厚的镜片，透过它去反复吟诵游荡者，巴黎的莫希干人，游荡在城市中的印第安人的奇特境遇。同时喋喋不休地描述他们触目所及的第二自然机器。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19世纪中叶钟表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革新只有一个共同点：手的突然一动就能引起一系列运动……照相机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在这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在危险的穿行里，神经紧张的刺激疾速地、接二连三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机器是人造的自然，同时也是集团化的肢体和欲望的延伸。与此同时，独立知识分子却陷入前所未有的严峻状况。法西斯把美学引入政治领域，大众在政治中狂欢，也在无形中卷入政治机器。资本主义将所有存在都卷入大机器的循环，并不断挤压着人之为人的赤裸生命。帝国主义用组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对大众进行持久的精神电击，并将他们转化为真正的无名物。面对帝国主义的庞然大物，本雅明用审美的政治化予以回应，他是无名者，也为无名之物赋灵。
本雅明在一切关于现代性产物的寓言写作中，用游击战法作为波希米亚式的抵抗，这便是他写作背后的精神弥赛亚[2]。惊颤体验，日益演化为机械复制时代欲罢不能的鞭刑。本雅明在书中写道：“达达主义者那里，艺术品由一个迷人的视觉想象或震慑人心的音乐作品变成了一枚射出的子弹，它击中了观赏者。这样，艺术品就具有触觉特质。”官能的惊颤效果[3]（Schockwirkung）被电影自由地释放出来，波德莱尔仍在惴惴不安的东西，已经由电影的洪流倍数的扩张为一个时代的现实。马列维奇巨大的黑色方块降下来，法西斯战争机器触发了扳机，大众最初恐惧着机器的鞭打，随即却又迷恋。日益增长的对惊颤体验的渴望使游荡的文人彷徨无依，迷失在巨大的现代性森林中。一朵朵的灵晕[4]掉落下来。在余烬里抖动。
本雅明就像一个生不逢时的达摩流浪者，被搁浅在历史的滩涂中。在他自杀后的十八年后，佩鲁瓦克写下达摩流浪者的故事，记载这群嗑药云游的男男女女们：
“你们可知？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届时，将有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到高山上去祷告，会逗小孩子开心，会取悦老人家，会让年轻女孩儿爽快，会让老女人更爽快。”（凯鲁瓦克《达摩流浪者》[5]）
从1932年开始，本雅明就不断地迁徙，却无法在欧洲大陆寻找到任何一块让他安心的栖居之地。正如他宠爱的波德莱尔那样，“在整个时代里找不到什么他喜欢的事情，”1940年9月27日，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服用大量的吗啡自杀。这是他流亡生活的终结，也宣告一个欧洲难民的美国梦的彻底幻灭。他最后的希望是从法国前往西班牙，从那里他有机会坐船前往美国。已经在纽约的阿多诺帮助本雅明得到了签证，他唯一要做的便是翻越比利牛斯山，再从西班牙前往美国。但在边境上，西班牙人告诉他，他必须被押送回法国。在那儿他随时会被沦陷区吞噬，他的绝望到达了顶点。阿伦特在导言《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中说：“如果他能早一天到达边境，他可以轻松通过，因为西班牙当局还承认法国领事馆的紧急签证；如果他再晚到一天，马赛的美国官员会在得知难民无法通过西班牙时施以援手，总之“灾难不巧偏偏在那一天才可能发生。”如你细心感受，本雅明的笔下的人和物都在渴望这样的逃逸，但他的精神背负却过于沉重，他是携带着文明的整体性在逃逸——无法放弃整个被机器所吞噬的古典世界。他对这个时代的态度始终是爱恨交织的，他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死于肉体的脆弱。但这个离时代最远的人却期望保留这个时代的整体面貌，想用诗去承担哲学的使命，正如荷马要通过吟诵完成理想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着巨石上山的人无法避免其滚落。这种紧张的运动导致了本雅明的不堪重负。他漫长的攀登，就是关于达摩流浪者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隐喻，因为负重前行，他的心脏在到达目的时已经不堪重负，用一场有计划的自杀结束了生命。最终，这个旧世界的西西弗与新世界的大门失之交臂。十八年后的达摩流浪者，他们的精神偶像是寒山子，一个疯疯癫癫的唐代诗人。因为厌倦了世界而跑到森林中去隐居。他从不说平凡的话，写一些非理性的诗——“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他已经丢弃了一切，只携带了一个背包（这是本雅明大量图书收藏的压缩版），和一台灵晕的发电机（他自由自在的肉身）。就像本雅明在《机械》中所说：“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边休憩着一边凝视地平线上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那就是这座山脉或这根树枝的光晕在发散。”这无疑是轻盈的，但无人确定是否不可承受。无论如何，禅疯子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嚼茶叶的时候感知到了迷醉，他们在印度嬉皮士的探险中感知到光晕，一切光晕本质上都是神秘的，不可展示的。这就是古代神像用布遮盖的原因，唯有当你离得足够近的时候，才能看到它独一无二的光晕。而为了避免这光晕落入机械复制之手，禅疯子们必须一次次的机锋和棒喝中一闪而逝。他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自行发出灵晕，又自行接收。无人能够确知它的细节，因为它决绝在大众面前作为消遣性的展示，而仅供自赏。禅疯子已经放弃了本雅明想要背负的世界，但确保了灵晕。审美的政治性已经成为了昔日的余晖，世界也告别了本雅明的战争图景。在他的《机械》一书的结尾中引用马里内蒂，寓言了时代激战的顶峰：“二十七年来，我们未来主义者反对把战争描述为反审美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借助防毒面膜，令人生畏的扩音器，喷火器和小型坦克，建立了人对他所征服的机器的统治……”本雅明的写作将他引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将在毒气战中消灭一切光晕。“以前，在荷马那里属于奥林匹斯神观照对象的人类，现在成了自己的关照对象，他的自我异化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人们把自我否定作为第一流的审美享受去体验。”最后，人们的异化不是以毒气战而是以蘑菇云的形式走向了顶峰。但与之不同的变化是，达摩流浪者通过与机器整体切割后的自我观照，实现了灵晕的重建。这是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的意义。有人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读本雅明了。言下之意，本雅明是过时的产物。其实本雅明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产物。他的书斋像诺亚方舟一样随着他的死亡而移动，在这临时的栖息地中获得片刻的自我。直到五十年后，我们在波瑞奥德的关系美学中发现了居无定所的现代人，已将审美压缩为一串流动的体验，架上化似乎已经被压缩成能够被搬进电梯的一段关系，一口葡萄酒，一首有时而尽的曲子。这表明这种由本雅明揭示的异化过程并没有最终定型，我们还像达摩流浪者一样，“永远在路上。”本雅明所寓言的弥赛亚已经降临在大地上，他所忧虑的历史大幕早已铺开。本雅明去世几个月后，阿伦特试图去找他的坟墓，结果是“找不到，哪里也没有他的名字。”四年之后，在某个公墓里出现了一座本雅明的坟，木头上刻着他的名字。肖勒姆说，这个坟是后人为了骗取迷恋古迹者的小费而伪造的。本雅明成了真正的无名者，他一生所写作、揭示的存在的无名之物的同类。他是一个半真半假的禅疯子，因为迷路而消失在寒山中。[1] 薛定谔的猫（英文名称：Erwin Schrödinger's Cat），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年8月12日－1961年1月4日）提出的一个思想试验，是指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因其反应不可测，猫处在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今天，我们对光环是否存在一个自在自为的“物自体”存在疑问，光环的状态犹如薛定谔的猫，其状态是不可测的。[2] 弥赛亚指的是受害者。受害者预言神的信息，所有预言，若把现状与神终极的目标相连，就可以称为弥赛亚预言。一般而言，弥赛亚预言包含救恩预言，末日预言和启示预言。这种信仰道终成肉身的世界观与本雅明对无名之物的阐释有潜在的契合。[3] 语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19世纪巴黎的街道中，个体遭际的是互不相识而簇拥着匆匆向前的人流，为了能在这样的人流中向前行走，个体就必须对行走中很快出现而又很快消失的各种意料不到的现象作出快速反应。这一不断切换的放电般的心理机制成了他研究现代人特有的心理机制的切入口，本雅明称之为“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4] “灵晕”（aura）是本雅明在其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即一件古典作品拥有的即使即地的全真性。[5]1958年，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瓦克（Jack Kerouac，1922－1969）写了一部小说《达摩流浪者》，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在这部小说里，凯鲁瓦克把寒山子称作禅疯子（Zen lunatic）。禅宗思想高度解放了放浪形骸者，甚至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南宋画家梁楷在疯癫行为中将写意画推向自然深奥的神秘体验，人称梁疯子。章文姬 那特艺术学院联合创始人 ，【范景中讲西方艺术史】音频项目策划人及执行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硕士），其文章收录于《画刊》《当代艺术家》等各种期刊、出版物和画册中，文章《作为自然主义的摄影──彼得·亨利·爱默生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视觉问题》获得民生艺术史论文奖学金，并收入民生艺术论文档案库。2016年出版书籍《捍卫新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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