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过一位很特殊的朋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交朋友时，他尚在高墙之内，并有九十九封书信往来。至今，我和他的友谊延续了二十年有余，从高墙里，走到了高墙外，从阴霾中，走到了阳光下。曾经的他，是一个陷入绝望之中不能自拔、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服刑犯。现在的他，已经成家立业，过上了安稳生活，享受着人世的舒适美好、天伦之乐。
这个特别的朋友叫阿献，他和我结缘，源于我写过关于他的一则新闻。1998年，成都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抢劫案，阿献是此案的作恶者，而我是报道此事的记者。阿献因抢劫而落网，高中文化的阿献已经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至少会判10年以上的徒刑，故而心情难以名状，种种复杂情绪拥塞在一起。
第二天，成都市金牛公安分局杨柳村派出所警察带来一张《华西都市报》，阿献看到了我写的有关他落网的报道。在报道这起抢劫案时，我的立场客观而公正，并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阿献看成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只配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阿献翻来覆去看这篇报道，他激动不已，也感动极了。他是做错事犯了罪，但谁会关心一个好好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曾经追求理想、渴望知识、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是怎样走上一条不归的犯罪道路？想着自己接下来的漫漫刑期，想着自己的余生也可能被人指指戳戳，这辈子都难以洗掉身上的罪孽，阿献有了轻生的念头。我的报道，犹如清风一般拂过他的心，阿献固执地认为，这个记者一定是能听懂他的话，愿意听他倾诉的人。
阿献恳请警察帮助，他想见见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否则宁愿死，也不愿配合警方的调查。当天警察通过报社热线电话和我联系上了，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奔向派出所，见到了阿献。那天，他一直在说话，带着一点点神经质，目光发直地望着我，一连讲了两个小时，倾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曾经的理想、如今的痛苦和悔恨。我没有打断阿献，一直默默地听着，静静地看向他。他说他就是想向我倾诉，没有别的想法和要求。我离开他之前，给了阿献一张自己的名片。
很久之后，阿献说起自己为什么会珍藏我送他的名片时，动情地说，我当时听他滔滔不绝讲了那么多话，一点歧视的态度都没有。他从我脸上看不出一点鄙夷和不耐烦的神色，我既没有高高在上地表示一种同情，又没有对他这个抢劫犯表示厌憎，我的神情平静得像是一面深湖，他再多的激愤、苦痛、愧疚，仿佛都能容纳无声。由此，他深受感动。
我看望阿献三个月之后，他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送往位于雅安市石棉县境内的新康监狱，开始了漫长的服刑生涯。入狱当晚，监狱给每个新来的人发了两个信封、两张邮票。阿献拿着这宝贵的、可以和高墙之外联系的信封和邮票，心中泛起了苦涩的涟漪：我可以给谁写信呢？家人还在生他的气，父母根本就不愿和他联系，过去那些一起作恶的朋友，是肯定不能再有勾连了。这世上，还有他可以去交流去问候的人吗？
阿献思来想去，将第一封信寄给了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我很快写了回信给他，鼓励他好好改造。多年之后，他走出了那堵高墙厚壁，眼含热泪告诉我，说不相信你一个大记者，真的会给一个服刑犯人回信！
是的，我回信了。在我眼中，阿献不仅仅是一个服刑人员，他更是一个对过往充满了悔恨，一心想要摆脱阴霾、向善向好的人，他卑微地渴求着一份理解，一份懂得，一份相知，这和每一个平凡人的诉求并无不同。
我尊重他，犹如尊重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平凡人、普通人。
我们开始了特殊又漫长的“高墙两地书”。
在1998年的六七月份，阿献的来信忽然表现出一种十分灰暗的人生态度，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颓废和绝望情愫，甚至流露出越狱或自杀的念头。
我深知对于当下的阿献来说，内心拥塞着多少痛苦。他为自己的错事赎罪，漫长的刑期却令他感到前途茫茫，他自暴自弃地想，也许死亡才是更好的解脱。
我赶紧提笔写下长信，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一家人如何贫困窘迫、艰难度日、受尽欺凌，但在那种情况下，都从未放弃过自我，放弃过人生，通过努力学习，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是的，没有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通过不懈奋斗，一定能把握未来命运的走向！
我的长信，终于让阿献认识和醒悟，他人生还长，倘若现在越狱，即使成功，也会一辈子当见不得光的老鼠，东躲西藏，不见天日；倘若现在自杀，结束宝贵的生命，他将永远没有机会，为自己做过的错事真正去忏悔与改过，现在他必须要面对的惩罚——不但要在肉体上失去自由，还要在精神上历经痛苦，真正悔过，才得以涅槃重生。
捧着我的信，阿献的眼睛湿了又湿，他终于打消了悲观绝望的念头。再次写信来，他称我是他的朋友，没有放弃过他，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激励了他，用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了他。他开始端正心态，适应高墙内的生活，并第一次有了争取立功减刑的念头。
2000年6月，阿献以良好的表现首次获得减刑，减掉了一年半的刑期。我得知消息，激动之情不亚于阿献，当天，我专门回信鼓励阿献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改造自己。
几个月后，由于阿献良好的表现，有着高中学历的他，被监狱聘为“新康监狱育新学校”的语文教员。他在来信中感叹，说自己最初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后来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以致行差踏错，进了这深牢大狱，没想到理想竟然在高墙内得以实现。
我为阿献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振奋和高兴，决定安排时间去看望一下他。2000年11月11日，我一早就开车从成都去往石棉县的监狱，那时路面不好，到达监狱已经是傍晚七点过。狱警通知阿献，说家人来看他了，他很茫然地随着狱警来到接待处，看到的竟是两年前只有过一面之缘、却不断有书信往来的我。那一刻，他忽然捂住脸蹲在地上，泪水从指缝滑落，我的眼睛也潮湿了，含泪微笑着对他说：“兄弟，你今天过生日，我看你来了！”
阿献没想到，这世上还会有一个人记挂他的生日，还有人称他为兄弟。他说他自己都忘记了生日，也许他家人都忘记了他的生日，但我还记得。我带来了阿献生日礼物，也带来了对他的祝福和鼓励，同时带给他的是一份人性的暖意。
在我的温暖帮助之下，阿献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服刑改造中，他参加了四川省服刑人员的汇报演出，还获得名次，再度得到减刑机会。因为我和阿献的屡屡通信，当时的监狱教育科科长邢学勇也和我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友情延续到了今日。他说一个记者，会这样真心实意地帮助服刑人员改过自新，让他们管教人员都十分感动。社会力量能来帮助高墙之内的人，不戴有色眼镜，不持别的想法，这是难能可贵的事。
阿献后来成为监狱里的“立功明星”，他表现出色，提前了五六年出狱。出狱之后，我积极地帮助他找工作，为他找女朋友的事操心，阿献出狱后的人生，很快走上了正轨，他拥有了稳定工作，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仍有联系，他将我视为兄弟，也视为师长。他无数次地说，在他灰暗的日子里，是我为他透进了一缕人生的光亮。
我之所以和高墙之内的阿献，往来了九十九封书信，并在他出狱后给予种种帮助，是因为我知道众生皆苦。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只是自私地为他自己作想，从不帮助他人，竖一堵高墙，拦阻自己和别人心灵的交流，这个人活着，也是一种痛苦。他这是为自己划了一座牢房，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困在其中服刑。而我，只想做一个能从生命中真正提取价值的人——不但要提取自我的价值，还要尽自己可能，帮助别人也能提取价值。只有这样，我们生存的世界，才会变得真正和谐美好。而我，也才真正觉得生而为人，恪尽职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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