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事物

马国兴

自给自足的时代，田里是丰富的。小麦和玉米自然不必说，除此之外，每家每户似乎都种着西瓜、花生、红薯、棉花、烟叶之类，也不是太多，没有拿来换钱的意思，只为自家享用。如今想来，各家田里弄得跟农作物博览园似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就是有钱，有心去买这些东西，也没人有多余的东西肯卖给你。只好自己种了。我清晰地记得，我家原本是不种西瓜的，夏天到了，只有靠街坊邻居送的两个解解馋。看着我们馋而未解的眼神，爷爷一拍桌子：明年，咱们也种西瓜！

比田里作物更丰富的，是我的童年。单说红薯。秋熟时节，翻挖出来的红薯一下子是吃不完的，还需窖藏起来慢慢消受。我家门外有条河，河内有土堤，家人在堤上深挖一口窖，藏些冬天的食物，窖口用废弃的石磨盘压住。每次要取用什么东西了，总是年龄最小的我下去。移开石磨盘，先点火探下去，火不灭，说明里面还不缺氧，人在其中并无大碍。随后，我被绳子系住腰，和篮子一起下到窖里，装了红薯什么的，再上得地面。这活儿说轻松也不轻松，我有时会撞见冬眠的蛇，或者偷吃的鼠，先尿了裤子，匆匆上来，得半天心神不定。隆冬时节，地气渐暖，窖里的红薯开始腐烂或发芽，我们将其全部清出，削皮、粉碎、打浆，少部分熬成红薯粉，可以冲茶喝，更多的，做成粉条，晾干，留做过年炖菜吃……

不断读书的我，渐渐远离了故乡，作别了童年。而童年故乡的田地里的作物，也渐渐消逝和单一，仿佛它们专为我的童年而生而灭。故乡的人都选择了经济作物，目的倒也明确，就是为了卖钱。于是，农药、化肥轮番上阵，连应运而生的“催熟剂”都派上了用场。而有了收入后，也可以在市场上买来自己早已不种的瓜果，我曾经尝过，怎么也抵不上原来的味道，感觉全变了。

当然，田里的作物再减少，小麦和玉米总还是有的，但是，收种的方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起初，秋收的玉米运回家院，我们是先撕了大半的玉米壳，再用余下的壳将玉米棒一一辫结，悬挂于屋檐下或者树杈上。闲时望望白的黄的玉米粒，在太阳的映照下，闪烁着丰收和幸福的光泽。入冬以后，几经晾晒的玉米完全干透了，我们把它们先后解下，白天黑夜剥玉米。一个人捉住一个玉米棒，先用锥子穿出几道“沟沟”，另外的人再用手剥——一冬下来，每个人的手都生疼。玉米入仓后，玉米芯还不能扔，有人收的，不远处就有糠醛加工厂。如今，这一切都简单了，将玉米棒完全脱了壳，倒入脱粒机即可，一冬的活儿，一日可就。

还有小麦。收割机的出现，让镰刀和草帽歇着了，麦场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那时，村里划定一块麦场地，作为脱粒的场所。脱粒的工具，原先是牲口甚至人拉着石碾来碾，其后是脱粒机提高效率。小麦入仓后，闲下来的麦场可不能闲着，犁耙之后，还得种上蒜；来年五月，麦要熟了，蒜也差不多了，忙挖出蒜来，将地碾平碾实，迎接小麦的到来——如此，周而复始。我曾在一首《五月》的诗中写道：

麦场也是磁场

无论我在哪里 心

总是朝着这个方向

如今，麦场早已不见了，石碾、木杈、木锨等农具仿佛一夜之间，逃出了农人的视野。将来如果没有一个农具博物馆，任凭老人们如何解释，农民的后代对此也是毫无概念的，更别提什么感情了。

消逝的事物在前，背景是时代的悄然转换和农民生存方式的改变；消逝的事物在前，其后是一批批农民在土地上“消逝”。从繁杂的农事中解脱出来，他们又在不同的城镇上劳作，同样付之以汗水甚至血泪，收获宽裕的生活，或者一无所获。这是一方新的田地，依然纵横交错，像极了这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