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汪曾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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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令敏

今年6月23日，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朝女士打电话过来，询问汪先生给我写的序言手稿是不是还在。她说，高邮汪曾祺纪念馆落成了，正在搜集先生的遗墨。

汪朝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三兄妹决定将汪先生的故居清理一下，把先生的手稿旧物全数捐赠给纪念馆。汪先生位于北京虎坊桥附近的故居，原是科技日报社分配给职工汪朗的住房，汪朗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就与两位老人所居住的蒲黄榆12楼的旧宅对换，没想到汪先生最后的生命气息，就留在了这套普通的单元房里。汪先生去世后，住房并不宽敞的三兄妹，将旧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挪过地方，就这样让光阴停驻了20余年，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汪迷留存一个寻踪觅迹的地场儿。书架、画案、茶几、桌椅，连杯子都静静地待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让人觉得汪先生还在屋里，喊一声就会出来……

可惜我没有先生的序言，因为先生没来得及写。

1993年，为了给小报约稿，我得以与汪先生相识。粗心又毛糙的我，在先生面前出过很多洋相，终因师母施松卿先生的认可，才得到先生的接纳，先后将《公治长》《水蛇腰》等五六篇短篇小说赐我首发，还为《平顶山日报》副刊题写了“落凫”刊名。地市级小报，不能抄国家级大报刊，我以实禀告，先生的每篇稿子都是等小报副刊发过之后再给名头大的杂志，这让我非常感动。

在之后几年的交往中，我与汪先生情谊渐深。难以免俗，曾求他为我的第二本书《消逝的田园》写序，为此打印了十几篇文章送去，先生答应写，不料身体不佳，疝气犯了，写序的事就被耽搁下来。其间施先生曾打电话给我，说我送的文章不知道放哪儿找不着了，先生让再寄一份过去。我当时想，肯定是老先生看不上那些“豆腐干儿”吧。不久又去北京，就转请张中行先生写了序。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与汪先生的投缘处——不想麻烦别人。先生正病着，我怎能再劳烦老人家？私下盘算，等先生病好了，再出书请他写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