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后，洋务先驱郭嵩焘在致友人函中抨击清流主战派首领李鸿藻说：“李兰荪之意，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为？当国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亡家有余……数年前在京师即知高阳（即李鸿藻）必误国，今始验也。”
1894年7月14日，清国收到日本的通牒，拒绝从朝鲜撤兵，宣称“两国如起不测之变，日不仁其责”。自春天朝鲜东学党作乱以来，东北那个属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此时，日军在朝鲜已屯兵万余，而清国驻扎兵力仅有2500人。驻扎在朝鲜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发来急电，说要么水陆军齐发，守备朝鲜，要么从朝鲜撤军，在国际道义上陷日本于被动。如此不进不退，实为下策。
朝堂上下，议论汹汹。在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领袖之下，一批学士、御史疾呼对日一战， 速行决战”、先发制人”，打击东邻小国的嚣张气焰，维护大国体面。然而这些主战之人，多半不知军事，也不知国际政治，只有表面上的大义凛然。
光绪二十年的乐观情绪
1894年7月15日，64岁的翁同龢、74岁的李鸿藻奉光绪旨意，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准备应对朝鲜的危机局面。
至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不可避免。在此之前，主持北洋的李鸿章已经自认军事上不敌日本，希望通过外交来化
解危机。自当年6月，李鸿章频繁联络英国、俄国公使，请他们出面调停，并与日本多次交涉。但是他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一切努力最终未能奏效。
而中日在朝鲜对峙，剑拔弩张之时，清国的主战派依然沉浸在盲目的虚骄与自大中，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洋溢在朝堂间。这些主战派中的大多数，是朝廷的言官，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人标榜风节，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这些人多半出自科举正途，熟谙章句旧学，但对洋务和世界情势一无所知。
当时的户部主事裕绂上奏说，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没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
御史叶应增则用一套仁义天理来解读中日局势，说“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大清顺应天理，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日本以残暴对抗正义之师，必然会自取其祸。
对敌手的无知不止于此。主战派的官僚不仅认识不到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增长，反而认为维新之举使日本内部混乱。御史叶应增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学习西方制度，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编修曾广钧说，日本仿照西方法度设立议员，不仅没有收到公论是非的好处，还“徒开纷纭把持之风”，陷入内耗。还有人认为，日本“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无力支撑一场对抗大国的战争，而一旦开战，日本国内必然人心溃散、朝野纷争，中国可以坐等日本败于内患。
礼部侍郎志锐更加乐观，他认为，“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如果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编修曾广钧甚至直言对中日战争“窃喜”，因为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仅将东方的卧榻之患除掉，西方列强也会慑于中国之强大，不敢再窥伺中华。
当时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英国政府报告清国舆论时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李鸿章的自知之明与推诿
大多数主战派对于清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知晓。他们只有模糊的印象：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清国到底能否与日本一战，凭借什么与日本一战，则无人关心，如何调兵，如何筹饷，更无人参谋筹划。
当时的亚洲第一舰队与日本相比已经居于下游。北洋水师主力仅有8艘军舰堪用，且舰龄较老，多年执行巡逻任务，锅炉损耗，年久失修。而日本海军一直在增购新舰，航速、火力都在北洋水师之上。
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给李鸿章发电，申请率战舰至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 ”
在北洋军中，对实力士气均难以抗衡日本已是共识。经远”号装甲巡洋舰上担任驾驶二副的陈京莹曾写家书，说：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他还在信中透露，水师官兵对时势无有把握，且想福建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的前车之鉴，都战战兢兢。
至于清国陆军，虽然号称百万，但是作为国家正规军的25万八旗和40万绿营早已腐朽透顶，全无一用。可堪一战的，只有北洋淮军38000余人，加上驻扎奉天的奉军、直隶练军中一部约14000人，总计不过5万之数。除去守卫炮台要塞的兵力，能够投入朝鲜，与日军作战的仅有2万5千人。
这些军队依然沿用旧编制，军官和士兵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近代军事训练，后勤、战场救护等近代军事制度更是分毫不知。军队的装备也是五花八门，没有统一。
而同时的日军已经完成了近代化建设，有完善的战争动员体制和军事教育，有参谋部统一调度指挥军队。在日本本土，有12万人的野战部队可以投入朝鲜和中国战场。
任何了解情势的人，都难以对中国战胜产生信心。
早在6月25日，光绪就密令李鸿章，将军事应对之策具奏。李鸿章深知，据实奏报必然龙颜大怒，故一直避而不谈。7月2日，光绪又谕：李鸿章练办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
迫于无奈，李鸿章在7月4日给光绪皇帝上奏折，列举一旦与日本开战，中国的可用之兵只有北洋沿海防军2万人，绿营兵丁疲弱已久，断难抽调远役”。他对年轻的皇帝信誓旦旦：北洋防务尚属完密，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8舰，助以炮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加一兵一饷，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这种貌似信心十足的话语，实际是在用不那么难看的话语提醒光绪：北洋只能勉强自守门户，与日本决胜海上或者朝鲜，实无把握。
但是主战派却对此一无所知。一力主战的御史钟德祥说，日本倾国之兵，也不过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又弱不经战。他言之凿凿，认为日本海军只有一艘名为“速力”的战舰可以跟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相比，其余都不过是木头船。
就连湘军宿将、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犯了糊涂，说日本士兵“多系抽调而来，是驱市井之徒以犯锋镝，金鼓一震，心胆皆寒，安能当我百战劲旅？”
派系斗争与“奇袭日本”
对于李鸿章的“怯懦”与推诿，主战派大为愤怒。有人攻击他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大臣上奏，说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请求朝廷予以撤换。
翁同龢的学生王伯恭曾经一力劝阻老师主战，但翁同龢大不以为然，反倒笑他书生胆怯。
王伯恭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且器械训练，百不如人，何可放胆尝试？”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次扫荡大敌，如今北洋海陆军都如火如荼，难道不堪一战？
王伯恭进谏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确知我们不如日本，哪能指望胜利？翁同龢说：我正要试试李鸿章的本事，将来整治他就有余地了。”
可见“主战”与“主和”不仅仅是国家利益问题，还是政治斗争的关键。
翁同龢也不是不关心战事。但是许多主战派不知己，不知彼，只知道纸上谈兵，于是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有“爱国者”提出，派兵到日本本土，围魏救赵，以10万水师游弋于各个海口，作为疑兵。又分5万人到琉球，伺隙而攻，相机而进”，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胜算可以独操”。
又有人说，可以把北洋、南洋水师的铁甲舰、鱼雷艇、蚊炮船（安装大口径火炮、机动性差的近海防御小吨位舰艇）首尾相连，一直向东开到对马岛，截断日本海军的后援。驻扎朝鲜的日军归路被截，就会不战自溃。这支“连环舰队”还可以直捣长崎，使日本海军煤源断绝；再直捣神户、西京，将日本国横断为二，首尾不能相顾。接下来，清军再攻破横滨，震动东京，迫使日本迁都，则“全国可传檄而定矣”。
甚至有人建议，征发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民风剽悍之地的“凶悍徒卒”，以高官厚禄赏赐之，命令他们从福建、广东一带渡海，到日本横滨上岸，或者绕道东北，由本州岛东北部的新泻登陆，分几路骚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这些荒谬之论却在主战派官员中颇受欢迎，包括最积极的主战派翁同龢。他将其中一些“克敌之法”抄录收藏，似颇有兴趣。
然而等到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再到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无论是翁同龢还是他所领袖的主战派臣僚，除了高喊战斗到底的宏论，以及指责李鸿章畏怯无能、用人失察以至于骂人“汉奸”、卖国”之外，没有提出过一条可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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