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清政权的弊政“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产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努力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材，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
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梁启超的文章文笔犀利，饱含激情，通俗新颖，富有哲理性。宣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严复也对封建专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 ，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一是攻击和否定民主主义思想，肯定和颂扬封建的孔孟之道，宣扬非孔孟之道不能为立国之精神，其出发点是从国家政治思想角度抨击民主制，全面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二是攻击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宜于中国国情，认为国人民主意识淡薄，不懂得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民主理论的宣扬导致当时的中国“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②]三是鼓吹君主制，宣扬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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