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玩微信，有手机，但几乎不用。他害怕噪音，马路上的噪音、餐馆里的噪音以及语言中的噪音。
旅居蒙特利尔十五年，用于应酬的时间不到24个小时。文学创作28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他有意与世俗世界保持距离，却永远保持着对脆弱的痛感和内心的柔软。
深冬清晨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安、被人一点点扯掉翅膀的小鸟，寒风里坐在轮椅上不停写作的东方女人，都会激发他心中的不忍，随后在心中发酵，最后走进他的小说。
28年前，他寂寂无闻，在岳麓山下完成了首部小说《遗弃》。28年后，他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下完成最新小说《希拉里·密和·我》。相隔28年的两部小说，都在思考同一个母题：人的内心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而此时的他，也已被人冠之以“迷人的异类”、“著名华裔作家”、“年度小说家”等称号。然而，对于它们，他通通“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有一天，蒙特利尔94岁的邻居老奶奶，拿着他的小说，跟他说，“我读了，好重的情绪，感情好充沛，非常emotional！”。他心中一热，“真的读懂了，我不是写大人物，写的就是普通人的心。”
采访约在下午3点半，3点20分拨打薛忆沩的电话接不通，发短信也没回复。3点30分再次拨打，“嘟”一声后，立马接听，我的脚步也正好走到了约见的酒店大堂，与他迎面撞见。“我不太用手机，但肯定不会耽误事，一开机就接到了你的电话。”他笑着说。
一米八二的大高个，灰色T恤，格子衬衣，深色牛仔裤，单肩背着一个布书包，这是一个52岁的“大男孩”，笑容温和甚至有些腼腆。他离开长沙已有多年，此次回到家乡，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我会跑步去找丢失的地方，但变化太快了，消失太快了”。
他将长沙称之为“cradle”（摇篮），不仅因为他在这里长大，写下第一部小说，更因为这段时光沉淀下了他最初的人生底色。在长沙，他的足迹辗转过三个地理坐标，开福区的周南中学、雨花区的雨花亭和宁乡的历经铺。前面两个地点属于城市，接触的是老师、工人；后面这个地点是薛忆沩的外婆家，真正的农村。“从一开始，我的生活中，就有两个这样强大的经验。”
搬至雨花亭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从干校回来后进入工厂工作，有将近六年的时间，薛忆沩住在一家中型国营工厂的家属区里。“那是真正的国营工厂，五脏俱全，有食堂、澡堂、学校、医院。”敏感的薛忆沩说，“从人与人的眼神、手势中都能看到非常多的秘密。”
有一天，下班时分，因为父亲是国营厂领导，薛忆沩坐着父亲的车进出厂门,看着下班的工人涌出,在车前分流，给车让道，小小的薛忆沩从车窗后面打量着上下班的人流，脆弱的内心马上会被强烈的负疚感抓住，并尽量将身体蜷缩在后座的角落里，将头尽可能地低下去。薛忆沩说：“这种特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折磨。我无法接受这个东西，现在都无法接受。”
随着年岁增长，这种对脆弱和不平等的痛感从未消失过。前一阵子，天已经冷了，薛忆沩走在清晨的街头，看到上班的保安，随口问了句，“吃早饭没？”保安说，“没吃，我们单位不管早饭。”薛忆沩心中一酸，在冬天的早晨，满大街找吃的，走了很远，终于买到了几个包子，“附近都没什么买的，就买了这些。”薛忆沩满是歉意的把包子放在保安眼前，保安半天没吭声，一脸吃惊。
他的法文译者在读完薛忆沩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后，给出的评价是，“我觉得好脆弱。写作文字本身都让人感到脆弱，这在中国文学中是很罕见的。”
而薛忆沩认为，这便是文学的本真，“最伟大的艺术家，就应该是最脆弱的艺术家，你必须用最脆弱的心去理解最脆弱。你没有那个脆弱，怎么理解那种脆弱？”
少年薛忆沩遇见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沙。幸运的是，在书籍“贫乏”年代里，他有一个当老师的妈妈。因为母亲在周南中学当老师，薛忆沩在开福区的周南中学度过了他的童年，还因此认识了两位老师周范群和李曼青。
“周范群老师是长沙很有名的语文老师，我小时候在她家看到很多的书，比如《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是当年的禁书。”
而李曼青老师则给了小薛忆沩最初的肯定。她是周南中学和长郡中学的外文教师。有一天，她用惊叹的语气对薛忆沩说，“你读的书，已经远远超过你的年纪。”
“当时我坐在一个小椅子上，她坐在大椅子上，我抬头看着她，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个长者的承认，而且还是一位十分优雅美丽的老师。”薛忆沩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这么多年，她也一直读我的小说，如今她已经90多岁，我曾对她说，‘当年您的评价对我很重要’。”
在许多人眼中，周遭一切都在极速变化，然而薛忆沩几乎不曾改变。7岁的他，常背着一个书包，穿梭在图书馆。如今，52岁的他，也是背着一个双肩包，行走世界。
“喜欢读书是天生的么？”我问。“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他说。
小时候，薛忆沩会流连各种小图书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义工，收发报纸，好处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书籍。”
16岁时，母亲递给他一张杂志征订目录，他在上面挑出了《自然辩证法》和《哲学译丛》作为自己的课外读物，“对我来说，亚里士多德和萨特是同时到来。”
这样的阅读轨迹，必定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文字中显露。有人说，“他的那些简短而晦涩的作品，总是试图咀嚼某种含蓄隽永的哲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篇小说就是某句哲学格言的衍生和铺陈。”
最鲜活的例子，当属他最新的小说《希拉里 密和 我》。对于这本小说，通常的介绍是，一个丧偶的中年男人，经历妻子的死亡，又遭受了女儿“离家”所带来的父女关系的“死亡”，在蒙特利尔的冬天和两个“神秘的女人”相遇了。一个是“健康的病人”希拉里；一个是坐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密和。
但薛忆沩直接“夺”过我手中的书，直接翻到130页，指着“王隐士”三个字说，他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这个“王隐士”永远戴着一副墨镜，不知道是为了保护眼睛还是隐藏身份，人们永远也不知道他是谁。
随后，他自顾自地开始读起“王隐士”的话，“其实所有人都是囚犯，他们被囚禁在家庭、学校和单位之中，他们被囚禁在恐惧、焦虑和绝望之中，他们被囚禁在表面的繁华、浅薄的名利和虚幻的权势之中……一句话，他们被囚禁在‘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之中。”
读到这里，我立马问，“那么，你有囚禁感么？”
“我一直都会有，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监牢，但我是一个思想很自由的人，更加会感到囚禁感。”他抬头回答完，又自顾自地继续读，“只有看到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意义，可是，绝大多数人都被眼前的利弊和得失局限，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一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只有站在这两个极点上，人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全景。”
至此，我们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28年前的《遗弃》中，主人公图林会历经外公去世、上司死亡、弟弟离世、异地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等极端困境；28年后，《希拉里 密和 我》中的“我”同样历经妻子死亡、女儿“离家”等极端困境，因为“我”和图林都站在人生的“极点”之上，才能看见“生活的全景”。
薛忆沩今年52岁，他算了一个数学题，如果还有30年生命，却想写5本书，要花35年时间，那么所拥有的时间已成负数，“亏”了五年。“我的野心和身体状况是一个负值，没办法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我不去应酬，不用微信，甚至不去看一个电影和旅游。”
他更愿意花一天时间，去看他在宁乡乡下快100岁的姨外婆，“因为是她引发我对女性的思考。”姨外婆智力超群、学业优异、有机会读完初中，却最终还是沦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在社会的最底层残喘。然而，她却一直视阅读为性命，即使近一百岁高龄，仍然能够唱诵许多古代作品，甚至在90岁时在书店因一套《沈从文文集》流连忘返。
薛忆沩常常思考，“她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财富都没有，连快乐都没有，那么长时间，是什么力量支撑她活下去？”
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童年时的“敏感”，将这探索的探照光打在古今许多人身上，比如卓别林、伍迪·艾伦、林肯以及自己的外婆、姨外婆身上，写成一本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从伟人身上发现“暗影区”，从平凡人身上发现“不朽”，照亮那生命和历史中“看不见”的角落。
在同名文章“伟大的抑郁”中，他落笔在林肯眼中的迷惘泪水和嘴角的神秘忧伤，“无缘无故的恐惧和忧伤”一直尾随着林肯抵达了世俗权力的巅峰。
抑郁也曾经袭击过薛忆沩，在“异域的迷宫”里生存下来并仍然坚持写作，他说，“得益于我的生命对‘真’的记忆和对‘美’的向往。”
他出生于4月间，白羊座，直率、有冲劲、热情也孩子气，写出一个好句子，会有持久的快感，每一次新作发表，他总会是第一个跑到出版社，要求看样本的人。他说，“我除了文学，别无他求。”
对 话
任何人亵渎文学，我都会跟他急
问：旅居海外，是否感受到国内外文学氛围的差异？
薛忆沩：最近回来得多，感受越来越深。回国之前，我在温哥华参加温哥华国际作家节，很多作家在一起，讨论的是美国的大选、欧洲的难民，但跟中国作家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这些。大家谈的都是股票、房子，这种反差很大。从古到今，如果选择当作家就不能以追求赚钱为目的，想赚钱就做别的事。
问：此次回长沙，您会去梅溪书院举办一场读者见面会，题目叫做《从岳麓山到皇家山——中国文学最奇特的攀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薛忆沩：从岳麓山到皇家山，这就是我的过程。我的第一部小说《遗弃》中有关于岳麓山的背景。这部小说是在岳麓山下写的，其中还写到了湖南师大，有学生去卖书，后来被偷了书，就发生在师大。而我最新的这部小说《希拉里 密和 我》，是我的第五个小说，就是关于皇家山的。为什么说是中国文学最奇特的攀援。在中国文坛中，我应该是最奇特的，因为我是完全独立的，独立于主流和正统的文学道路，走的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更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从小到大，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反对陈词滥调。
我交往的朋友也是同类人，曾经与一个朋友的友谊即开始于他的一句话。我们一起在深圳跑步，空气中很多灰尘，有人就说，“这么多灰，你跑什么步。”他回答一句，“人本身就是灰！”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问：文学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薛忆沩：除了文学，我别无他求，任何人亵渎文学，我都会跟他急。曾有一个很著名杂志的编辑跟我是好朋友，他说要我的作品。当时，我拿到一个年轻作家很好的作品推荐给他，但是他根本不看，说一定要我的作品。我就说，“我很差的作品你也要？”他说，“对！”我就大发雷霆，大骂，“你就是放屁！”
当时，我还是深圳大学的老师，挂完电话我回教室对同学们说，“真是没有希望，就是刚才，我对着电话跟别人发脾气，我就是为了这句话，你不能以抬高我的方式来羞辱文学。我接受不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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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薛忆沩的代表作《遗弃》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版。
《遗弃》是一个自称“业余哲学家”的“自愿失业者”在他“消失”之前留下的一份日记。它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份真实的样本，与之并列的是主人公图林颇具现代派文学色彩的一批“写作”。这部详尽记录个人思想和痛苦的书，充满了“局外人”式的体验和反抗，表现了混乱的现实生活与渴望秩序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对立，而其圣徒般的个人探索和冒险，呈现出个人对生活的思考和对存在的追问。
这是一部以当下题材为背景的作品，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纳入哲学思辨的范畴，它呈现的是当代中国出现的特殊的个体状况；个体的精神痛苦、个人的生命焦虑、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抵牾以及个人对荒谬的反抗等。小说充满了思辨力度、先锋姿态以及边缘意识，不仅展示了作家本人将“数学的精确和浓密的诗意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也再现了严肃文学的分量和魅力。
《遗弃》是薛忆沩最重要的代表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初版开始至今，《遗弃》一共出了5版。在这一最新版本中，薛忆沩于重写的基础上，对部分文字做了调整，语言更流畅，细节更完美。
《遗弃》
薛忆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遗弃》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年轻人图林，图林是一个“自愿失业者”、“业余哲学家”，《遗弃》由图林一年的日记构成。作为一个“例外”中的“例外”，他突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发现了世界的“混乱”，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这一年里，图林自动从公务员的岗位退职了；他久病不愈的外公去世了；他以前的上司、一位处长也可能死了；后他当兵的弟弟也死了。他异地的女友先是怀了一个“别人”的孩子，后是嫁了另一个“别人”。他好像诸事都失败了，也许只除了一件事：他在心灵的路上走了很远。而他走的路是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他进的是窄门。
《深圳人》
薛忆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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