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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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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01
 
周扬从延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民间曾有人私下称他为中国的“文艺沙皇”。
 
晚年的周扬伤感、迷惘与反省,他的观念的转变,成了研究者和大众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
 
在婚姻问题上,晚年的周扬也有过忏悔,他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个善良的女人。
 
周扬,原名运宜,字起应。19082月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田庄湾一个地主家庭。周扬家祖辈是远近闻名的大富户,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据说是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周扬就出生于这个大家族。
 
周扬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前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周扬从小体弱多病,到了十岁左右,他的身体仍然很弱,母亲整天把他关在屋里,什么事都不让他做,甚至读书用不用功也由着他。
 
大概在十二三岁时,周扬对闭门读书的生活感到厌烦,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周扬到益阳县城进了一所中学。
 
就在这期间,周扬结识了他的原配妻子吴淑媛。晚年的周扬回忆往事时,曾痛哭流涕地对儿子周艾若说:“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2007年,是吴淑媛百年诞辰,已年过八旬的周艾若,专程回益阳为母亲扫墓,在墓前放声大哭。
 
1997年,女作家叶梦曾写过《七坛甘草梅》,第一次完整地披露了周扬和吴淑媛的故事。
 
 1940年延安鲁艺院长周扬

02

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邀同学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便很满意,笑眯眯地回来了。
 
19232月,15岁的周扬与吴淑媛成亲。吴淑媛比周扬大几个月,这年刚满16岁,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长得很漂亮。
 
婚后,小俩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一只杯子一把壶。周扬初中毕业后到长沙读高中,后来到上海读书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都是吴淑媛陪着,相互照顾。
 
吴家祖上是当官的,祖上打太平军起家的,因军功赫赫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某地当过水军提督,官居一品,人称吴军门。吴家不仅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大公馆。
 
 
岳母大人非常喜爱年轻帅气的东床快婿,她让女儿到长沙陪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此后周扬到上海读书,赴日本留学,岳母时常给女儿一包包金首饰或者银元,供他们开销。
 
周扬婚后不久,太太就怀孕了,1924年生了一个女儿。周扬16岁做了爸爸,这女孩长得又聪明又漂亮,可惜在四岁上夭折了。1927年大儿子艾若出生,1931年又有了老二周迈。到1934年老三周岳(又名约瑟)出生以前,周扬夫妇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吴淑媛对丈夫爱得很痴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
 
周扬在上海时,吴淑媛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不假思索欣然同意。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
 
吴淑媛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03
 
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周扬的第二任夫人苏灵扬。
 
苏灵扬原名苏美玉。1914年春生于常熟石梅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美玉童年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1930年,16岁那年,美玉辞别母亲,进入上海松江女中读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减免学费。在勤奋的学习之余,她凭着少年时代跟母亲学到的一手绣花绝活,为有钱人家的小姐绣嫁衣,挣一点钱补贴生活。就这样,她读完了高中。
 
1932年,美玉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受进步力量的影响,她以苏灵扬的名字秘密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在与左联的接触中,她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
 
1934年,周扬在已有妻子的情况下,与苏灵扬结合。因为爱慕苏灵扬,有好几个别名的周起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扬。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扬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样,生活主要靠稿费来维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
 
苏灵扬后来在一篇回忆文中曾说到这段生活:“我当时被这批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渐变得坚强些。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
 
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唯一的女儿即将出世,可周扬跑遍认识的人家,也没有筹集到送苏灵扬去医院生产的费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建国后,一次看戏碰到郑振铎,周扬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即女儿周密)欠你20块大洋,还没有还呢!”

04
 
1935年春天,在老家的吴淑媛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地等着暑假到来。
 
吴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但他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这要的甘草梅子,吴淑媛一共做了七坛。
 
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写信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此时,吴淑媛的弟弟因开厂经营不善,蚀了大本,卖了田地房产抵债,吴家几乎一贫如洗了,吴淑媛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但她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还尽心侍奉婆婆和妈妈。
 
作家周立波的妻子姚陵华经常来看吴淑媛,城里和乡下都有闲言,说周扬在外面怎么了,但是吴淑媛就是不信,还嘱咐儿子“不要听别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无疑是一声晴天响雷。
 
05
 
年迈体衰,极其宠爱女婿的岳母经受不住打击,很快就病故了。吴淑媛悲痛欲绝,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带着三个儿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亲的坟上哭。
 
这时艾若已经十五岁,他后来回忆说:“妈妈的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妈妈很快就病了。”
 
吴淑媛的病可能是癌症,开始时只是脖子上的淋巴有些肿大,一串串的,很快就像荔枝那么大,一颗颗的,接着全身浮肿,痛苦不堪,到益阳城里医院看过一次,医生只摇头,家里又出不起钱,只好回来了。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己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泪如雨下。
 
 
她咽气是在半夜里,三个儿子被人叫醒,一齐跪在床前。
 
周扬的母亲、哥哥和姐姐都在她房中,她依着床,平静地对他们说:“我没想到与运宜(周扬)夫妻只有这么久,20年真是好快,不晓得这么快就过去了。”
 
又嘱咐:“我死后,一定要给我的寿衣袖子上加上白条,我走在长辈的前面,是我的不孝。”说完这些,一屋人无不落泪。
文字校对:徐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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