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贯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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