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位名叫蒲松龄的学子，他才华出众，从19岁开始，一直到70岁，都在忙着应试，然而他始终都没有考中进士，从而留下了一部谈鬼说狐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相反，安徽有一位生性豁达的学子，他年轻时经历了科举考试的失败后，誓死与科举决裂，不再继续考试，即使巡抚推荐，他也装病不去，从而留下了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这个倔强而又有些魏晋风骨的作家便是吴敬梓。
吴敬梓后半生极为潦倒，他在饥寒交迫中用一只如椽妙笔勾画了科举制度下的浮生万象和世态炎凉，那里有附弄风雅，也有尔虞我诈，半世默默无闻，一朝青云直上。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它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无情地批判八股文，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鲁迅评价这部小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今。《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它可与意大利的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媲美。
秦淮寓客 生性豁达
吴敬梓出身于安徽全椒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可谓“家声科第从来美”。他的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间的探花，与大诗人王士禛是同榜进士。祖父一辈的吴晟是康熙间进士，亲祖父吴旦是个同知。六十年间，家族中有进士、举人等功名的官员多达十余人，“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号称“一门两鼎甲，三代六进士”。
吴敬梓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自幼便被父亲过继给了长房吴霖起。吴敬梓自小聪明过人，所做诗文闻名远近。14岁起，便跟随做官的父亲吴霖起前往各地，因此知道了许多官场内幕。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不过，他决不死读书，经常游览当地的山水风情，随父参加一些当地名士的聚会。渐渐地，他也沾染了一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从而养成一种放荡豁达的态度和睥睨尘俗的性格。
吴霖起去世后，家族中有的人便觊觎他的遗产，因吴敬梓是过继过来的儿子，这便给了亲戚们可乘之机，于是发生了“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亲族们冲入他的家中，想要夺取他的财产。虽然最后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但因争产之事深受刺激，此时的吴敬梓已无心做官，也无意考取功名。于是，他便开始大肆挥霍家产。
从23岁开始，吴敬梓便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吴敬梓“素不习治生”，只是“倾酒歌呼，穷日夜”。终于，不善持家的吴敬梓在30岁以前就将田产房产全部卖光，受到族人白眼，是族人眼中“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但就是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科考。当“长老苦口讥喃喃”，想让他走仕途之路时，他便“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33岁时，身无分文的吴敬梓与妻子叶氏迁到了南京，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因此他称自己为“秦淮寓客”。从此，吴敬梓在南京定居下来，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并以创作《儒林外史》而浇心中块垒。
在南京，他经常过着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他家中最值钱的就是几十册古书，吴敬梓日夜诵读聊以自娱，但最后，这些书也拿去卖掉买米。每到冬天，吴敬梓因没有钱买酒御寒，便邀请五六个好友乘月色走出南京城南门，绕着城墙走，一路上唱歌、吟诗，直到天亮，走进水西门而散，夜夜如此。由于走了几十里路，全身就暖和了，吴敬梓戏谑地称夜间之行为“暖足”。
乾隆元年（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却装病不去。晚年生活困顿，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以致“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有时竟两日吃不到饭，靠人周济才不至于饿死。吴敬梓曾投靠过革职回乡的官绅杨凯，由于生活困窘，他向杨凯写了一首《雨》诗：“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想要得到杨凯的资助。即便如此，他还继续创作着《儒林外史》，创作这部小说大约用了近20年时间，直到他49岁时才完成。乾隆十四年（1749年），倾注了吴敬梓大量心血的《儒林外史》终于问世了，开始以抄本流传。
吴敬梓的书斋为“文木山房”，因此晚年他自号文木老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刚好54岁，他去扬州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并与自北京南下的王又曾在舟中痛饮销寒。回来之后，酒酣耳热，并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一时痰涌气促，救治不及而去世。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生前好友金兆燕和王又曾协助料理丧事。当时，吴敬梓一贫如洗，卢见曾替他购棺装殓，遗柩得以归葬金陵清凉山下。如今，他的家乡建立有“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吴敬梓诗文俱佳，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和《文木山房诗说》。而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便是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胡适在评价吴敬梓时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
富贵功名 人间百相
吴敬梓年轻时，见到父亲吴霖起为官清廉正直，做了很多贡献，他深感骄傲。然而同时目睹了父亲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使他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都司空见惯。他在这些所谓的“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因此，他把满肚子的愤世嫉俗寄托于文学创作中，写成了《儒林外史》。全书五十六回，由许多生动精彩的故事串联起来。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和知县来往，便避走济南，以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回到故乡。不久，母亲去世。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朱元璋平定方国珍后，特意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后，朱元璋建立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从此，王冕预知“一代文人有厄”，便及时避居会稽山中。
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来教馆。周进是个老童生，他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可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成驴变成马也要报效。”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考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和周进当初境遇相似，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东唤西，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然死了。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闹剧。
严致和是个监生，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他临死伸出了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妻子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他难以合眼，赵氏挑去一根后，严监生便咽了气。严致中是一个贡生，地位相对较高，因此瞧不起自己的弟弟严监生。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讪，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和汤知县套近乎。
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人，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令人感动。在流落杭州时，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他巧妙周旋，卖友求荣，忘恩负义，最后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后，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黎民生计和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笔锋犀利 讽刺经典
在吴敬梓笔下，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却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这部小说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揭露和讽刺。小说时间虽然假托为明代，实为清中期。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人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以及热衷功名利禄的风气。小说白话的运用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在《儒林外史》中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的身上，可清晰地看到吴敬梓对自己的描述。王冕既是富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奇人。面对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王冕对于科举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弊端深感忧虑，说是“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此外，《儒林外史》中还用十分郑重的笔墨描写以虞育德博士为首的一批“真儒”以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盛典。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自然不能行出来。”主持泰伯祠祭典的另一位真儒庄绍光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文名而未尝出仕，“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被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的杜少卿，他是不大看得起科举功名的，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就留在南京“看花，吃酒”，后来穷到卖文为生，仍然“心里淡然”。杜少卿最著名的一件事是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和同一时期的古代书籍相比，《儒林外史》在语言上对白话的运用已经渐趋成熟。吴敬梓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该书奠定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清晚期小说有很大影响，《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都取法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在《儒林外史跋》里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的，可惜此种全刻本迄今未发现。今见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年）卧闲草堂刻本。之后有嘉庆咸丰年间苏州潘氏抄本，同治间有苏州群玉斋活字本，光绪间有上海申报馆排印本等，版本众多。
正如《儒林外史》的序言所说，此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吴敬梓用一支妙笔记录了那个科举时代下人们追求功名富贵的迫切心情，也描绘了人们在金榜题名后的得意忘形，令人感慨，引人深思，是一部难得的清代世俗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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