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是伪蒙军的噩梦，他的部队无论素质还是机动速度，都让伪蒙军望尘莫及。而且傅对伪蒙军死死咬住，决不放过，直到绥远起义之后，傅作义的部队还打了最后一战，就是彻底打垮伪蒙残部。大概老傅琢磨自己恐怕没机会打仗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应该有个收场。
伪蒙军，全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1936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在日军蛊惑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1936年5月，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撤销，改名为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被日本侵略者任命为伪“蒙古军政府”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在日寇侵入绥远省后，为了让满洲、蒙古都成为它统治之下的“国土”，日军命伪蒙古军进入绥远，并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省城归绥为“首都”。
1939年9月，日军又将另外两个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改编演变为“蒙疆联盟自治政府”。
“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其伪军主力约10余万人，主要是以骑兵为主，下属8个骑兵师和一个卡车团。协调日本驻蒙军作战。
该部队看似打着蒙古军队旗号，其实内部有不少汉人，战斗力极其有限，二战后期，作为“八月风暴”计划的一部分，苏联和蒙古红军对日宣战，侵入内蒙。1945年9月，德王的蒙疆政府彻底瓦解。所谓的伪蒙军，也在顷刻间被摧毁的灰飞烟灭。
此时的伪蒙军，实际可分为三支力量，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王英是汉人，他手下的“大汉义军”也以汉人为主，共有5个旅。
王英虽然出生内蒙，但与德王和李守信不同，他不是蒙古人，是汉人。从履历表上看，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跑江湖”的，奉过的主子多了去，当然大多数都是挂个名号，混碗饭吃。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历史潮流”，站到膏药旗下面来了。
伪蒙军进攻傅作义的绥军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电报，说现在连中央都扶植我，要让我自治了（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中央），就是你绥远不是东西，老是不想让我舒舒服服。“蒙古虽弱”，我也得“作最后之挣扎”。
他要傅作义“自觉自愿”地退到百灵庙以南，否则，他就要“挣扎”了。
看出来了吗，这其实就是一份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姓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
傅作义的坚决态度，还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他弄得五迷三倒的羽山机关长。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定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天津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天津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啊。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天津驻屯军交代呢，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虚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李英夫，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我们日本是绝不会过问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因为傅作义已经从里面听出，关东军不会轻易参战。
羽山到底是日本人，如果关东军都来打绥远，他会这么“冷血”吗，至少得忙着帮关东军搞军事情报了。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面对着“挑战书”，蒋阎傅终于形成一致：打！
随着一声“打”，田中和德王果然把脑袋伸进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里来了，这真是让倒霉给催的。
那份“挑战书”虽然是用德王的名义下的，但“主帅”却是田中。谁是真正的主子，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田中踌躇满志。几年前，不过在暗室里策划了一个“马玉山路事件”，就由少佐升为了中佐，这一家伙要是打胜了，直接升将军都有可能。
他跟“九一八”时代的花谷正是陆大同期的，后面那位兄弟自此扬名后，似乎就消失无踪了，可见机遇不等人啊，不多杀点人如何有机会“因功受奖”呢。
看看手下，一众虾兵蟹将，都套着日军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皇军”哩。
吾领这么多“皇军”，虽与正宗的尚有差距，但全系日械武装，焉有不胜之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5日，田中“升帐”，决定兵分三路攻绥，李守信居左，德王居右，王英居中作为主力。
田中还提出了一个很“励志”的口号：把傅作义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在这次攻绥行动中，连李守信都只能当二线角色，跑跑龙套什么的，日本人推出的男一号是王英。
王英虽然出生内蒙，但与德王和李守信不同，他不是蒙古人，是汉人。从履历表上看，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跑江湖”的，奉过的主子多了去，当然大多数都是挂个名号，混碗饭吃。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历史潮流”，站到膏药旗下面来了。
此时的伪蒙军，实际可分为三支力量，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王英是汉人，他手下的“大汉义军”也以汉人为主，共有5个旅，5千之众。
田中对他的“第一炮”十分看重，一定要打响，那他为什么独独选王英做“先锋官”呢？
本来在田中的眼里，汉人和蒙古人都一样，都是他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不过这里面又有所则重。
日本“内蒙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扶助”德王建立“蒙古国”，如果蒙古人组成的军队都提前报销掉了，那还建逑个国啊。所以，田中就打算让王英和他的“大汉义军”先上去送死，而让德王和李守信的军队作二线支援部队，这样，即使冲突，后面两位还可以少受些损失，从而为“建国”留下“火种”。
对田中的这个决定，三方都很乐意。
能够不费人马而坐收渔利，德王和李守信哪有不高兴的道理。至于王英，他在伪蒙军中排在老末，要是不趁机上去多抢点功劳，日后如何能让“皇军”看得起并平步青云呢。
绥东告急。
但在得知大兵入境后，傅作义却出人意料地冷静下来。
他在思考伪蒙军的七寸在哪里。
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名将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不管外面如何嘈杂，都能做到百般审慎，谋定而后动，而一旦拍板，则义无反顾。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万5千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三分之一。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日军，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战对傅作义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伪军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
因为到时日本人肯定要干涉，而不管是不是会出动大批日军上阵，局面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必须要快，在日本人还没回过神来之前，就用“迅捷手段”把伪军给干得没有脾气。
因此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是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给我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3日，王英率“大汉义军”从商都出发，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直奔红格尔图而来。
从商都到红格尔图有60里路。伪军花了足足两天时间，其先锋才到达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
来到目的地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个连，300人，而伪军自己有多少呢，1500人。
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退休返聘过来的。
5个壮汉打1个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这些“前土匪”们相互对视一眼，今天真是交好运了，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1936年11月16日，红格尔图战役（又称绥东抗战）正式打响。1500名伪军唿哨一声，骑着马，向守军营垒猛扑过去。
很快，他们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对方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伪军不卖力，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们连续发动了6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伪军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进入了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
口袋阵的特点是，开口很小，里面很大。傅作义把主力部队放在后面，这些人开始不打仗，是准备最后扎口袋用的。放在前面，担任“各县村围堡之守备”的，就是伪军遇到的“老弱残兵”，但其实他们既不弱也不残，都是部队里选出来的有相当作战经验的老兵。
这些老兵的外貌容易给对手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就是打他们应该不困难，只要再使把劲就能挤过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就是如此，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伪军打红格尔图上了瘾，他们甚至把这里的电话线路都给割断了，意思就是要切断红格尔图与外界的联系，好好地围上两天。
傅作义电话打不进来，但对这里的情况却看得清清楚楚。
在红格尔图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已经到达了红格尔图以南100里处的平地泉。
红格尔图这里一开火，傅作义就很快弄清了伪军葫芦里的卖的药。
当时伪蒙军还据有绥北的百灵庙。百灵庙与察北的商都基本平行，中间就是隔着一个红格尔图，田中要打通这里，显然是为了使察北和绥北联成一线，下面不言而喻，就是要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发动，从外线对绥远进行包围。
傅作义要将计就计。
1万对1万5，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现在你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却正好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要利用这个对方吞不下也吐不出的诱饵，把一部分伪军吸引并钉死在这里！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伪蒙军要把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做成一条黄瓜，连成一线，我则给他来个“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
红格尔图绝不是光守，而是攻的问题。伪军要在这里全包我，我却要从这里反包他。大家都说我善守，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是，我最擅长的还有攻！
善守之将要打出善攻之将的威名来了。
显然，在老傅的筹谋之中，红格尔图这颗棋子十分重要，无论攻守，都必须做到守得住，攻得上。
他把在红格尔图前线建功立业的任务交给了董其武。
长城抗战中，被并称为“傅家二虎”的董其武和孙兰峰曾双双露面，不过那仅仅是小露一下，傅作义准备让绥远战役成为这二人的成名代表作。
这时的董孙，已由团长晋升为旅长，但因为资历尚浅，正式任命时仅授以副总指挥一职，跟在两位骑兵师长后面做副手。不过实际作战的进程表明，他们在驾驭全局上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绝对配得上给老傅家看大门了。
红格尔图原有3个骑兵连，在得悉战役爆发后，董旅长又增援上来1个骑兵团。
其实他手上的骑兵师还有大半没上来，可是一直按着不动。
不是舍不得用，而是还没到时候。
与之相反，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田中和王英都亲临指挥，而且把能用于进攻的汤汤水水都搬了上来，进攻部队增加到3个旅，计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浩浩荡荡，5千多人呢。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马，那壮面倒也煞是壮观热闹。
不过，王英拉的架势好看是好看，却不顶用。一连七次冲锋，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得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去，反而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狠狈逃窜”。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伪蒙军的士气被完全打了下去，这时候就轮到董其武出手了，出重手。
1936年11月18日，凌晨1时30分。
董其武把自己掌握的全部家底都拿了出来。
两支机动主力冒着大雪严霜，双双出击，开始给口袋阵扎口子。
一支是骑兵师，剩下的4个骑兵团，一个不少，倾巢出动。骑兵们打着马，绕了个大圈子，准备从后面对伪军进行包抄。
另一支则“师称机械化”，当然是“准机械化”。
早在长城抗战时，绥军就显示出了不一般的机动效率。当时因为战况日趋紧张，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率部去昌平。
绥军的原驻防地点离昌平有200余里路，而且部队还不在一块，东一搭，西一搭，分散各处。
何应钦估计，就是绥军再紧赶慢赶，短时间内也到不了昌平。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天发调令，傅作义第二天下午就来报到了。
何部长平时调兵遣将，最感头疼的，除了各部队不听指挥外，还有行动太慢。你传令两天到达，他得用一个星期，限定一个星期，他起码得耗半个月。
全部加一块，其实说的就是执行力太差，这也是抗战期间中日军队在战力上的一个重要差距。
绥军如此神兵天降式的速度，直让见多识广的何应钦都产生了错觉，这还是一支中国部队吗，而且还是中国的地方部队？
事实上，傅作义的绥军不但擅守，而且擅跑，向有“三快”之称，即“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这一点跟它的“七路半”形象倒也很是契合。
据说傅作义在绥远练兵时，一夜行军60里是家常便饭。
60里，还得负重。
负多少呢？
肩上扛个50斤，眉头都不许皱一下。
在《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们被要求100里越野，同时身上负重50斤。论距离，当然更远了一些，可人家那是老A级别的特种兵，从野战部队里面千挑万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
如此一对比，绥军至少够得上准特种部队的级别了。
然而即便如此，傅作义还是不太满意，他认为人腿再能跑，毕竟还是人腿，要是能再加上几个轮子，就大不一样了。
长城抗战，日军的坦克大炮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坦克在南天门战役中制造的“闪击效果”更是让他耳目一新。
什么叫现代化战争，这才是。
绥远战役没打响之前，他就要求老蒋派类似的“高精尖部队”先行进绥。
老蒋调了中央军1个炮兵大队进来。
坦克暂时却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洋坦克没有，那就造土坦克。后来，老八路打鬼子炮楼，因为缺乏重武器，就弄出来这样有民间特色的“坦克车”。方法多种多样，但基本构造差不多，都是轱辘木板车在下面，上面放张八仙桌，桌上蒙几床厚棉被，浇上水后，一般步枪子弹比较难打穿。置身“坦克”之中，“驾驶员”是很难看清方向的，全靠旁边的人指点，让他左就左，让他右就右。
当然了，这样的“木板坦克”能够建功，全赖炮楼里也没重武器。要不然只须一炮，“坦克车”就能瘫掉，而且这玩意儿实在也够原始，除了用于瓮中捉鳖外（还得是比较差劲的鳖），并无多少真正的实战价值。
傅作义的绥远虽穷，却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四个轮子，他不用木板车，用汽车。上面不用浸了水的棉被，只是加一个金属罩，然后掏眼装机枪。
“汽车坦克”跟“木板坦克”相比，不仅驾驶员对前方目标一览无余（甚至视野比真正的坦克手都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跑得足够快。
这么一武装，原来的步兵立马就可以被改装成“准机械化部队”。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董其武亲率2个步兵团，坐着这种“汽车坦克”，拉着大炮，在红格尔图附近把伪军切成一个个小块，在更小的范围内“各个击破”。
骑兵跑得快，“坦克”开起来也不慢；骑兵的面前没遮没拦，“坦克”却有“金钟罩，铁布衫”，子弹打在金属铁皮上，乒乒乓乓，愣是穿不过去。再加上伪军无炮，绥军有炮，双方战力对比马上倒了过来。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闪击战”效果就显现出来，红格尔图周边的伪军骑兵被“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天亮之后，负责包抄的骑兵师突然从外围收网，对伪军来了个反包围。
曾经张狂一时的“大汉义军”被打得原形毕露。田中和王吉的指挥部被掀了个底朝天，要不是这两小子跑得快，连命都要丢在红格尔图了。
王英更是狼狈，连乘坐的马车都没来得及带走。后来开祝捷庆祝大会，汪精卫和阎锡山兴致勃勃地赶来检阅部队。来了一瞧，这马车不错嘛，谁的，王英的，嗬，就坐它了。
红格尔图之役进行的同时，晋军李服膺从南面乘势而起，把另一路伪军给赶跑了。
王英两路出击，本来是想两边占便宜的，未料什么都没捞着，还折了老本，人马折损有三分之一强，最主要的是把“精气神”都给打没了。
伪蒙古军及伪军情况
伪蒙古军成立于1936年2月。伪蒙古军第1军为伪察东警备军改编，李守信任军长，下辖第1、2、3、4师；伪蒙古军第2军由伪蒙古骑兵团扩编而成，德王兼军长，下辖第5、6、7、8师。1936年中秋，德王把锡盟各旗保安队合编为警卫师，后改称蒙古军第9师。 1937年10月，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改由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1937年底，蒙古军总司令部迁至厚和。1938年1月，德王、李守信与日本驻蒙兵团司令官交换了《关于委任蒙古军统帅的换文》，把伪蒙古军统帅权委任给驻蒙日军最高指挥官。2月14日，驻蒙兵团设立了直属于兵团司令的蒙古军军事顾问部，负责蒙古军全部指导训练事宜；没有最高顾问的联合署名，蒙古军统帅不能下达命令；蒙古军将校的任命、晋级、补职等必须得到驻蒙兵团司令官的认可。通过这些措施，蒙古军的指挥权利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蒙古军成了维持伪政权、协助日军对八路军和国民党作战、担任蒙疆地区防务的重要军事力量。
伪蒙古军共有9个师和1个炮兵大队，总兵力约18000余人。其中第1、2、3师大多由汉人组成，分别驻防包头、厚和和集宁。第4、5、6师是从伪满洲国招募来的，大多是原来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蒙古人。第4师驻防黄河南岸达拉特旗大树湾，第5师驻防四子王旗，第6师驻防张北县。第7、8、9师是由锡盟、察哈尔、乌盟招募的蒙古人组成的。第7师驻防察哈尔正黄旗，第8师驻防武川以西乌兰不浪一带，第9师驻防百灵庙一带。9个师中，由汉人组成的3个师均担任平绥铁路沿线的城镇及附近各县的防务。
伪蒙古军在日本占领期间经历了三次缩编和一次扩编。1938年以后，日本驻蒙兵团开始采取逐步削弱蒙古军的措施。第一次在1938年底，驻蒙军以充实伪满洲国兴安军，以预防苏联进攻为由，从蒙古军第4、5、6师中抽出6000多人，用火车运至热河后被化整为零。蒙古军第4、5、6师成了空壳。 第二次削减是1940年夏。1939年底，德王通过刘建华和驻陕坝的军统负责人马汉三，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1940年，德王与军统人员的秘密联系被日军发觉，刘建华、马汉三分别从厚和和张家口逃回重庆。德王、李守信以不满日本拒绝蒙古独立建国而与蒋介石联系为借口，向日军承认此事。日军对德王、李守信没有深究，但开始对蒙古军进行整编，以削减其权力。1940年夏，驻蒙军司令部撤销了蒙古军中由汉人组成的第1、2、3师的番号，将其改编成地方警察性质的靖安警备队第1、2、3集团。第1、2集团分驻包头、厚和及附近各县，第3集团移防察南。3个警备集团共12个大队分别由驻地日本部队或特务机关指挥，成了各自为政的12个小单位，伪蒙古军司令李守信的指挥权被大大削弱。第三次缩编在1943年初。因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减员较大，蒙古军第4师被撤销了番号，合并到第6师。不久，第6师又被拆分成5个有名无实的防卫师。蒙古军第5师的番号也被撤销，合并入第7、8师。第8师因作战失利，师长被击毙，被并入第9师。至此，号称9个师的蒙古军，只剩下第7、9两个正规师和5个有名无实的防卫师。
1944年以后，日军在太平洋及中国战场上连连失败，兵员枯竭，驻蒙军主力步兵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相继调到菲律宾和河南作战，蒙疆地区守备力量空缺。1945年初，驻蒙军军部决定扩编蒙古军。为此，伪蒙古自治邦政府新设军事部，由李守信兼任部长。同时将靖安警备队3个集团编成6个“汉师”，察南警察队扩编为蒙古军第4、5、11、18四个师，加上萨拉齐县长纠合起来的两部分人马，共编成12个师。 这种建制一直维持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蒙疆政权垮台。
伪蒙古军军官的培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和伪满洲国陆军兴安学校学习，另一种是办军官学校培训学员。伪蒙古军成立之初，就在西苏尼特旗开办了军官学校，不久停办。1939年下半年，在原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蒙古军幼年学校，学制3年。该校每年招收一批学员，人数40—60人不等。学生主要是蒙疆政权控制地区的蒙古族青少年和蒙古军中东部籍官兵的子弟。1943年6月，在厚和成立了蒙古军军官学校，按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来进行教育和训练学员，以便为伪蒙古军培养军事人才。
在日军控制下还有一支伪军部队，即王英为首的“大汉义军”。王英曾在各路军阀中混迹，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后，把他逐出绥远。1936年关东军派田中隆吉把他找出来，成立“大汉义军”。其兵马总数约5000—6000人，大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由冯玉祥旧部张万庆从29军借来的兵，张万庆任“大汉义军”副总司令；第二师石玉山收罗的察北和绥东的民团；第三是日本人从冀东殷汝耕处调来的伪军。这支部队被傅作义在绥远抗战中打垮。
德王
伪蒙古军成立，左为德王，中为李守信
叛乱分子德王生于一九O二年 （光绪二十八年 ）二月八日，察哈尔部正白旗人。他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西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晚年得了唯一的儿子，视为掌上名珠。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的帝制政府封十岁的德王为和硕杜棱亲王（蒙古王公扎萨克等级：亲王（汗 ），郡王，贝勒，贝子，公 ）
一九二四年，锡林郭勒盟盟长杨桑年迈多病，宣告离职。副蒙长索特拉木诺布坦继任盟长。二十三岁的德王补副盟长之缺。同年十一月，德王赴天津进见溥仪，对他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深表痛惜。德王将带去的一万银洋奉献给溥仪。德王又亲选蒙古良种马赠送给溥仪的弟弟溥杰。这是德王第一次见溥仪。 （封建者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的）
一九二五年，任段棋瑞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德王初露锋芒，交结了许多政界人物。从此德王决心组织上建立一支以他为野心的政治力量，为造反做准备。
一九二六年，拉起了第一支旗武装，“乌滂守备队”，有五百人组成。蒙旗的组织，为军政和一，皆为义务兵役制。每三丁即有一副盔甲。
一九二九年，德王被任命为察哈尔省委员。是年春，随同班禅喇嘛赴辽宁省沈阳市面见张学良，接洽拨发武器，扩充军力。德王又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协助蒙事，共同造反。
一九三二年， 德王在武汉第一次见蒋介石，谈编制蒙古骑兵师之事。 （多会搞政治啊）
一九三三年， 无知的德王酝酿 “蒙古高度自治”方案，对帐下的青年（来自蒙藏学校和民国大学的蒙古族青年 ）说过 “ 在此国难当头， 强邻压境之际，我们缅怀成吉思汗伟业的蒙古知识青年， 面对蒙古民族的衰微，要打破苦无出路的处境， 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一展其胸中的怀抱”。 国难当头， 强邻压境，不知道为国出力，却阴谋造反，还展什么怀抱，说到底是为了一己之私罢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来绥远视察，德王受邀赴归绥 （今呼和浩特 ）第二次见蒋介石。会蒋后， 财政部拨发蒙政会建设费十二万元，大批军火， 迫击炮和汽车。
一九三六年， 二月，在日本关东军和满州国的支持下，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德王任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山内 （日本人 ）任军事顾问。“蒙政会”成员任骨干。德王宣读就职誓辞 “我誓愿继承成吉司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一九三六年 二月， 百灵庙兵变， “乌滂守备队” 在云继先的带领下和中共云泽 （乌兰夫）的影响下，一千多名官兵倒戈傅作义的国民党三十五军。
一九三六年四月，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吴鹤龄起草 “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蒙古军第一军长由李守信担任，第二军长由德王担任。
一九三六年五月， 德王赴满州国新京（长春 ），签定 “蒙满协定” ，即 “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协”。德王又第二次与满州国康德皇帝溥仪见面，先以 “两国相交”礼仪相见，然后又行了三跪九拜叩礼。同时，溥仪又封德王为 “武德亲王”，武是采用野蛮人成吉司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用德王的德字。
1936年年2月10日，在日本扶持下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布"改元易帜"，公开宣布叛国。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和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宣誓就职，誓词中称："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专程前来到会祝贺，李守信出任副总司令，并成立了日本顾问部。
1936年4月下旬，在日本特务、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德王又纠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和亲日派骨干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招募新兵、扩充军队。经过几个月扩军之后，伪蒙古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第一军辖一至四师，主要由李守信旧部（多为汉族官兵）组成，李守信任军长，刘继广、尹宝山等分任师长。第二军辖五至八师和警卫师，主要由各盟旗原有和新招蒙古族士兵组成，军长由德王自兼，师长有乌云飞、穆克登宝、包悦卿等。全军均为骑兵，号称万人，军费、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供给，并在日军的指使下向绥蒙一带不断进犯。
伪蒙古军旗
一九三七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政务院长兼副主席 （德王后任主席 ）。东条英吉亲临祝贺。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任参议会参议长。在此政府期间，德王采用 “蒙汉分治”。
一九三八年，分裂者德王赴日本见日本天皇裕仁。
1939年9月，日本又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伪政权正式合并为驻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伪蒙疆政权成立后，伪蒙古军仍下辖9个师，司令部驻厚和豪特，参谋长乌古廷，各师分驻伪蒙辖境要地。厚和豪特还设有蒙古军官学校，校长先后有脑门达赖、乌云飞、仓都冷。伪蒙政府迁往张家口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仍驻厚和豪特。1939年，第9师编制撤消。1940年，李守信旧部1至3师改编为地方性靖安警备队。（打压防范汉族）1943年，第4至6师与五个盟保安队整编为5个地方性防卫师，又将第8师改称第9师。至此整个蒙古军只有7、9两个野战师，第7师师长达密凌苏龙，第9师师长先后为扎青扎布、乌勒吉敖喜尔。1945年初，为适应战争需要，日本又大举扩编蒙古军，将原1至3师改编的靖安警备队及察南警备队改编为4个正规骑兵师，将3个蒙旗保安队扩编为3个骑兵旅，使伪蒙古军扩大到下辖6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和5个防卫师。从军部到连队，基本都配备了日本顾问和指导官、教官来监督、指挥和实行奴化教育，以便为日军的侵略政策服务。
一九三九年，德王任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主席。宣誓辞 “ 余在神佛照鉴之下，愿本建设精神，尊守组织法及诸法令，努力于防共，协和及厚生之大业，向建设大东亚而迈进。”
一九四零年，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签定 “宁蒙协定”。
一九四一年， 德王第二次赴日本见日本天皇裕仁。 （政治多面手啊，无耻的人啊)
一九四一年，德王自任“蒙古自治邦政府主席”。
一九四五年， 德王再次与蒋介石在重庆见面，商谈 “蒙古高度自治”。日本人分裂了东北，又分裂内蒙古，德王居然还去重庆，太不要脸了。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北平三年，酝酿西蒙分类运动。
一九四九年七月，德王在阿拉善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任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德王及部分蒙古军撤退到蒙古国，受到蒙古国礼遇。
一九五零年二月，德王在蒙古国被捕，罪名是 “颠复蒙古国和苏联罪”，因为德王曾提到过“三蒙一体”。同年九月，由中国政府引渡，被中国判为叛国罪，监禁数年。放出后，在监督下写了九本回忆录。
一九六六年，无耻的死于呼和浩特。
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1892—1970），蒙古族，1892年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青年时即加入热河省地方武装，曾任营长、团长，同时又以“信”字为号聚匪为害地方，成为热河地区恶名昭彰的匪首。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李守信率部投敌。先后任“热河游击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伪职，在日军的驱使下进犯察哈尔地区，与抗日武装作战。1936年5月，经日本关东军授意，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总司令；1938年，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德王赴重庆晋谒蒋介石，被任命为“第10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人民政府特赦，被安置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任馆员。1970年5月，在呼和浩特病逝，终年78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率军抵抗日军进攻，任东北军驻热河骑兵第9旅崔兴武部下第57团团长。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李守信率部投敌。所部东北军17旅被改编为“兴安西警备军”。后被日军驻赤峰特务机关头子田中玖委任为“热河游击师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伪职，下属两个汉族支队6300多人，一个蒙古兵支队1700多人，还有一个炮兵大队。1933年夏季，日军全部占领热河以后，便开始准备侵犯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当时驻防多伦的是日本人不太信任的刘桂堂的山东土匪军7000多人，李守信于这年五月率领两个汉人支队与炮兵队向多伦开拔，准备攻占多伦。李守信是个善于指挥战斗，又懂得只有掌握住枪杆子才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面前两面讨好的的人，他晓得这次日本人派他来进攻多伦，是对他是否对日本人忠心的一个考验。1933年端午节这天，刘桂堂偷袭李守信不成，被李守信打死将近两千人后于5月30日撤出多伦，逃往张家口，就这样李守信以很小的代价进占多伦，而此时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4多伦双簧
多伦西南的几个县由于只是由日本人扶植的伪军及民团驻守，因而很快被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击溃并收复，抗日同盟军也很快便对多伦形成了包围之势。在准备进攻多伦之前，吉鸿昌派姚景川去李守信的刘继广支队里，做团长陈景春的策反工作，因为此二人乃是亲戚。关于此事情，李守信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曾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招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开会，我说，谁是真抗日，谁是真投敌只有盖棺才能定论，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时的兵力有一万多人，但是装备大部分都是轻武器，当李守信在多伦听到战斗打响时并没有炮声以及不多的几声机关枪声时，更加坚定了其坚守的信心。7月8日这天抗日同盟军的骑兵队500多人，进攻小孤山，此时正赶上日本人的飞机来侦察，日本人的飞机在向抗日同盟军的骑兵队扔了几颗炸弹后，骑兵队便退却了。在这个时候正赶上雨季，连绵的阴雨对抗日同盟军的进攻非常不利，由于接连几昼夜的进攻无果后，再加上后方的给养接济不上，抗日同盟军的气势开始低落。在战斗呈胶着状态时，李守信总是能出现在守城最吃紧的地方，大大鼓舞了下属兵士们的士气，形式向李守信这边逐渐好转。这个时候姚景川又被派去做李守信的策反工作，姚景川对李守信说，现在苏联人已经决定给冯玉祥100万支枪，不久就可以通过外蒙古运过来，你如果归降冯将军，既能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又能得到实惠，但是李守信知道冯玉祥的为人，他若投靠，断不会受到什么优待，能保住脑袋便不错了，难道苏联人给他的枪还能给我不成。姚景川又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国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拥护，如果这次连多伦都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只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这就是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自然会看重你，给你高官厚禄。之后又说，冯先生此次派我来，是想向你暂时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不成问题会和我们合作在一起，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负责把多伦还给你。对于姚景川的劝说，李守信也有些动心了，毕竟得罪冯玉祥也不是什么好事。李守信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因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也蛮对得起日本人给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切断，现在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候，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时间。姚景川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限你们如果不归还，我就要反攻，咱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
双方达成这个“借荆州”给冯玉祥脸上帖金、给中国人的抗日注射兴奋剂的口头协定之后，抗日同盟军按照李守信嘱咐，虚张声势的加紧进攻，李守信在日本人的顾问教导连负责人浅田面前说，我们誓死守卫多伦，但是日本人也怕死的很，感觉情势不妙，便给承德的特务机关发电报，要求接济。并把战况描绘的特别惨烈，也是希望上峰能主动提出撤退，驻热河的日军负责人松室孝良害怕把李守信这支忠于日本人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消灭或是收编，于是便同意撤退，如果不同意撤退，派日军从承德去解围，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再说，连日大雨，行军肯定又会耽误时日。
李守信从多伦假装突围撤退的时候仍然好好表演了一番，很好的瞒过了日本人的顾问队，在这幕双簧戏唱完的时候，李守信的部队毫发无损的撤退到了离多伦280多里的锥子山，而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也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占多伦城，于是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察东重镇多伦，来自全国甚至世界的镁光灯齐聚他面前，更多的是齐聚国民党的发言人面前，于是振奋中华民族抗日精神的兴奋剂就在这样一幕闹剧的基础上注入了全国人民的心。不过这兴奋剂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一个月后，李守信再次攻占多伦，大半个中国也一步一步被日本人占领，期间这样的双簧戏不知有没有再上演过。
5汉奸理论
陈：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
李：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29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
陈：我头脑简单，没有想这个。
李：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然是老蒋的干儿子，在日本人面前还不如我吃香，咱们要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
陈：难道我们不抗日吗？
李：我叫你送子弹给他难道是叫他杀中国人？ 现在日本人正给我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的程度和恰当的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谈，他们把我当汉人看，我也以汉人自居。咱们现在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就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1万多枪支人马，谁也欢迎我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
至于我今后怎么办，那只有拉竿子。到绥远也好，到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响应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枪也要我，我更加有活动空间，可以左右逢源。
6蒙军司令编辑
1936年5月，经日本关东军授意，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同年11月，在绥远抗战中，在百灵庙战役中被国军傅作义部击败。1938年，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后，随德王赴重庆晋谒蒋介石，被任命为“第10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他说：“我投敌12年,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了30里长的一条山沟,400匹马5000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了50万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十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元2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非常够本,而且有赚头!”内战爆发后，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
1949年4月李守信逃往台湾。6月间，李守信由台湾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国，1950年2月27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逮捕，于当年9月18日引渡回国，在北京入狱。1964年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写下了30万字的回忆录。
伪一师师长刘继广，字润斋，山东人。原东北军17旅团长。1933年3月，17旅旅长崔兴武弃职出 逃，刘继广与尹宝山、陈宝泉 等人推李守信接任旅长，并马上随李守信在林西投降日军，做了汉奸。李守信被日军任命为伪热河游击师司令，所部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团，刘继广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同年9月，李守信所部伪军被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各支队改为师，刘继广任伪一师师长，1936年5月12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成立，李守信所部改为伪蒙古军，刘继广仍任第一师师长，驻防包头，日本人为了分化李守信的军事力量，让刘继广任伪包头市市长，脱离了军队，改任文官。
1939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刘继广调任伪政府的最高检察厅厅长。后任伪大同省、伪宣化省省长。
伪二师师长尹宝山，热河林西（今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胡匪出身，后入东北军，任17旅团长。1933年3月，17旅旅长崔兴武弃职出逃，尹宝山与刘继广等人推李守信接任旅长，并马上随李守信在林西投降日军，做了汉奸。李守信被日军任命为伪热河游击师司令，所部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团，尹宝山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司令。同年9月，李守信所部伪军被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各支队改为师，尹宝山任伪二师师长，随李守信参加了进攻察东抗日军队的行动。
1936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成立，李守信所部改为伪蒙古军，尹宝山仍任第二师师长，驻防商都，1937年9月，在商都作战失利，被解职下台。
1937年9月，绥远的傅作义主动出击，进攻日伪军，由董其武率领本部首先进攻商都，驻守商都的尹宝山伪军死守迎击，战斗打响甚为激烈。商都是一个平缓的丘陵地区，进攻部队全部袒露在平原上。傅军为了减少百姓的损失，没有用大炮轰击，在强攻的过程中，双方均有伤亡。为了分散伪蒙古军的精力，董其武采取三点一线的战术，一鼓作气攻下了商都县城。尹宝山被迫撤出，商都遂为董其武军占领。尹宝山在撤退途中，团长井德泉乘机率部起义投归了董其武的绥远军，商都之战对伪蒙古军是一个重挫。
伪六师师长乌云飞，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泌左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期追随德王进行"蒙古独立"活动。1937年9月，伪"蒙古军"配合日军进犯绥远，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 听说队伍要打仗，便 请了长假，乌云飞担任了师长。日伪占领归绥之后，成立了伪蒙军军官学校，不久，乌云飞与军校校长脑门达赖互调，出任第二任军校校长。1940年伪蒙军第八师在武川被八路军和傅作义的游击部队打垮，扎青扎布阵亡，第八师和包海明的第九师合并，乌力吉敖喜尔充任师长。包海明继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乌云飞离开军队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
共产国际派来一位联共党员乌力吉敖喜尔打入伪蒙古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当上了师长，同时他发展了一大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作为骨干，并且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定下了起义的时间、暗语。在中共的指挥下，成功的举行了起义。
后任内蒙古交通厅副厅长
1927年8月8日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批判了白云梯、郭道甫之间的宗派斗争。撤销了白云梯委员长、郭道甫秘书长、金永昌和李丹山常务委员等职务。选举孟和乌力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白永伦为秘书长。白海风、云润、纪松龄、奇于俊、乌力吉敖喜尔等中共党员，左派青年被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和执行委员。会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人将白云梯等人送回内蒙古。 8月26日 日本人三浦龟忠到满洲里，自称系奉大连日本国际观光局派遣，拟在满洲里站设立国际观光分局，招待各国来往旅客，代办起票、运货、观光、导游等事项。该观光分局未经中国当局许可即开始营业，并悬挂该分局英俄文牌匾。特别区警察奉令前往取缔。该分局以奉有驻满日本领事准令设立为词，不听警察取缔。经与日本驻满洲里领事交涉，该领事答复称:本国人根据条约之规定，在贵国开设工商营业以及其他之机关时只受管辖当地日本领事之许可即成立，无受中国官厅许可之必要。
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师长
穆克登宝早年任察哈尔部镶黄旗总管。1936年蒙古军政府成立，同时蒙古军成立，以察哈尔部东四旗和四牧群的兵员编为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任师长。[1]1936年，他在百灵庙战斗中失败，他和日本驻百灵庙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房(盛岛角房)、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逃脱。[2]1936年12月9日，王英大汉义军的两名旅长金宪章和石玉山趁王英到锡拉木伦庙换防穆克登宝部之际发动了锡拉木伦庙事件，袭击穆克登宝部，并枪杀了日军小浜氏善大佐等人。[3]1937年日军及蒙古军占领绥远包头后，穆克登宝的第七师兵力留存不多，遂将第七师的番号给了正黄旗的保安队，由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任第七师师长。[1]
1942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设立兴蒙委员会，松津旺楚克任委员长，吉尔嘎朗和穆克登宝(时任察哈尔盟劝业厅厅长)任副委员长，村谷彦治郎为主任顾问。[4]1943年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组，另设交通总署，穆克登宝调任交通总署署长。[5]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16日，应苏蒙联军驻苏尼特右旗部队负责人罗布桑和伊万诺夫的要求，吉尔嘎朗(德古来)、穆克登宝、补英达赖、都固尔苏隆、德力格尔朝克图等13人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内蒙古人民委员会。9月9日，在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内蒙古独立宣言》、《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选举产生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27人(其中常务委员11人)。穆克登宝任该政府委员以及部长。[6]内蒙古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派出达密凌苏隆、吉尔嘎朗、穆克登宝等6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寻求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但遭到拒绝
伪蒙古军第八师师长包悦卿
包悦卿，(1896 ~1937)，蒙名包日罕特·赛音巴雅尔;伪蒙古军中将。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 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事，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
1934年4月，蒙政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包悦卿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德王驻京办事处处长。
1935年，日本当局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1936年初，在日本唆使下，德王、李守信、包悦卿等分裂主义分子，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包悦卿任伪蒙古军第八师师长。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大同和内蒙古归绥(今呼和浩特)。随即扶持德王、李守信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包悦卿任伪"蒙古军中将参议"。
1937年，伪蒙在张家口设立蒙疆银行，包悦卿出任总裁，日本人山田茂二为副总裁。同年夏天包悦卿在内蒙古多伦病逝。
1、1933年春东北军骑兵第17旅旅长李守信于绥远林西率部投靠日军。李守信原为热河土匪，东北易帜时投靠东北军，被委任为骑兵第17旅34团团长。1933年升任旅长不久后即投靠日军。被日方委任为经林留守司令。9月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作战，司令官李守信。下辖两个师又一个炮兵队。
伪蒙疆政府成立后所部改编为伪蒙疆军第1军，李守信任伪蒙疆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伪蒙疆军总司令部下辖九个师又一个炮兵团、一个直属炮兵队、宪兵队。实际兵力约五、六千人。所部除炮兵外，全部为骑兵。该总司令部驻绥远。
1939年9月1日所辖之第1军第1、2、3师被改编为靖安警备军(武装警察)，所辖部队缩减为六个师。1944年秋所改编的靖安警备军又恢复原建制。
1945年10月该部为国民政府收编为新编第10路军，总司令李守信。
李守信后与德王依靠旧部另组西蒙自治政府，任蒙古军副总司令。1949年潜逃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逮捕引渡回国。1964年12月被特赦释放。1970年病逝。
附:伪蒙疆军序列
总司令李守信
第1军 军长李守信(兼)
直属炮兵队 队长丁其昌
第1师 师长刘继广
第2师 师长尹宝山
第3师 师长王振华
第4师 师长宝贵廷
第2军 军长德王(兼)
第5师 师长依恒额
第6师 师长宝彦图/乌云飞
第7师 师长穆克登宝
第8师 师长包悦卿
警卫师(第9师) 师长雄诺敦都布/包海明
炮兵团 团长王云五
宪兵队 队长刘建华
注:以上所述各师实际兵力皆不到一千人。
在姚喆参与领导下，大青山支队与伪蒙军各师基本上建立了联系，其中有的和八路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有的还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2、1935年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投敌。王英为绥西土匪，长期盘踞绥远。后任东北军之师长、察北游击司令。
王英投敌后于张家口召集旧部，编成五个旅。日方授予大汉义军称号。1936年11月该部进攻绥远傅作义第35军，结果为傅作义大败，所部五个旅有四个旅反正。王英逃亡天津。
1937年日方又委王英为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王又召集所余残部及地方反动武装。该部于1939年改编为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师，师长由陈秉义、乌青云/王万抚、常志义分任。驻包头。兵力约四千人。
1940年3月该部又在绥远五原遭受傅作义部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10月该部为傅作义收编为骑兵第1集团军，王英任总司令。旋又改编为骑兵第14纵队，王英任纵队长。
王英后任北平行营高参、剿共军总司令。于1950年被逮捕，1951年1月死于镇反。
大汉义军司令王英
又名杰臣，祖籍河北省邢台，出生于内蒙古五原县。18岁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1920年依仗其父王同春之势力，养家兵百余人，被绥远都统马福祥任为五原县保卫团团总、绥远省都统参议、绥远省骑兵第二营营长。
1925年被冯玉祥任命为五原、临河保安骑兵团团长。同年秋，又被西北边防会办张树场任命为包宁护路司令、绥远省革命协会会长。1926年投靠奉系，任东北军第31军军长。后阎锡山委任其为山西骑兵第4师师长、察北义勇军司令。1933年任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察北游击司令，是年冬，任甘肃省政府参议。
1935年投日，被日军任命为伪“大汉义军”司令。1937年，任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任伪绥西自治联军司令，助纣为虐，成为为虎作伥的大汉奸。
抗日战争胜利后，其部众为傅作义所辖第12战区改编，先后被任命为骑兵第一集团军团总司令、骑兵14纵队长。1946年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高级参谋、平蒲路“剿共军总司令”。
1950年被捕，1951年1月在肃反中被镇压。
石玉山，曾任伪大汉义军第四旅旅长，1936年和第一旅旅长金宪章一起率部
制造锡拉木伦庙事件，将日本特务机关派到该部队的日本指挥官小滨大佐等
27余人全部处死，之后率部反正。/ s9 q/ `2 G9 H! ?. ?( c
王子修，抗战时期曾任伪大汉义军第三旅旅长，在1936年锡拉木伦庙事件之后，和第二旅旅长安华亭一起率领部队反正，直接导致伪大汉义军彻底完蛋。9
伪大汉义军第一旅旅长金宪章
金宪章，名奎宾，字金宪章，赵庄乡魔冢营村人。约1885年 (光绪十一年)出生。1911年(宣统三年)参加杆匪(土匪)。1915年投身"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治军。
1924年张庆在郏县老爷顶被部下枪杀，张庆的河南自治军瓦解。孙殿英在宝丰驻防时，参与倒卖烟土及土特产，与地方匪流多有交情，金宪章随投靠孙殿英，很快由连长升至旅长。
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爆发，金宪章随孙殿英部拥护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后蒋介石胜出，孙殿英投靠张学良，金宪章隐居天津。
1935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策划刺杀满洲国皇帝溥仪，孙殿英积极响应，并向宋哲元推荐金宪章实施刺杀计划。孙殿英与金宪章密谈后，金宪章慨然应允，表示:"为国除奸，何惜微躯!"按照宋哲元的计划，1936年3月金宪章召集旧部四十余人，前往蒙古投降日军，被编入王英"大汉义军"部，任旅长。金宪章投降日军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指挥四万蒙古军进攻绥远时，金宪章暗中告知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由于傅作义提前准备了破敌之策，随使蒙古军在百灵庙大败。日本顾问小滨大佐断定此次大败原因必是有人泄露了作战计划，于是命令将守卫锡拉木伦庙的蒙古骑兵第七师穆克登宝部换防成王英部。穆、王两部换防时，金宪章乘机率已部兵士哗变，袭击蒙古军穆克登宝部，枪决了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二十七人，之后率部投降傅作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锡拉木伦庙事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战爆发后，金宪章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新编第二师师长，率部开赴浑源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六郎城、定襄等战争。
1940年，金宪章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围剿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1941年，金宪章调任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中将参议。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金宪章因病寓居郑州休养。1949年病死郑州，终年64岁。
金宪章反正后，被阎锡山收编为晋绥军新编第二师(简称新二师)，金宪章升任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华北，阎锡山令晋绥军南迁，新二师随着撤到山西，编人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六集团军第三十四军。9月下旬，新二师随第六集团军配合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一一五师参加了全国抗战第一仗--平型关大战。10月，该师又参加了闻名世界的忻口会战，奉命编为右翼军，在五台山、罗圈沟、军马场、翠岩峰、挂月峰至峨口、峪口一带坚守阵地，归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11月2日和8日忻口、太原先后失守后，阎锡山带领着他的军政机关人员退到了晋西，将新二师遗弃在了晋东北。此时，新二师共约2000人，下辖第五、第六两个团，师部驻定襄芳兰镇(后迁五台建安村)。
新二师虽然枪法好，有民族意识，但匪气浓厚，士兵纪律极差，骚扰百姓之事时有发生。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友军一道抗日，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和定襄、五台县委派了10余名党员到新二师开展政治工作，同时，我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定襄、五台县政府从经费、弹药、给养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所以，新二师与晋东北的共产党八路军和地方抗日部队关系较好，其长官经常应邀参加驻地群众的抗日集会。如定襄抗日民主县政府在神山村召开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大会时，新二师师长金宪章出席了大会并发表讲话。
1938年5月4日上午，忻县城里的日军步骑兵400余人向定襄进犯，新二师第六团在智村西渠内设防阻击，战斗持续了两小时，毙伤日军200余人。6日，定襄城里的日军到城东王进村抢掠，也遭到新二师的沉重打击。这年的10月，日军调集兵力，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新二师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定襄县基干自卫队(后改称基干游击队)，"在定襄地区与日军进行过多次战斗，给敌人以相当杀伤"。战斗结束后，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率军区剧团前来慰问新二师官兵。当时，在晋东北还有一个由阎锡山山西第一保安司令郭如嵩率领的保安队，但日军一来，该部就退往晋西去了。所以，当时定襄、五台的群众说:"新二师是铁打的，保安队是吃米的。"给了新二师以很高的赞誉。晋东北各县的一些青年纷纷投奔新二师。此时，新二师的兵力增加到约3000人，增设了第四团。
1939年，阎锡山紧跟蒋介石的反共部署，唆使他的部队不断向晋西北和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八路军挑衅，制造摩擦。远在晋东北的新二师，在政治部共产党员们的努力工作下，"一度保持了中立"(引自朱光海回忆录)。但由于该部毕竟不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它仍带有土匪队伍和国民党军队反动性的一面。这一年冬天，阎锡山悍然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命令新二师立即开往晋西南，参与全面进攻新军和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师长金宪章虽然向政治部工作人员表示仍愿与八路军友好相处、合作抗日，但又坚持执行阎锡山的命令率部向晋西南靠拢。队伍行进到晋中榆社地区时，与日军遭遇。在同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后，新二师被打散了。金宪章看到依靠阎锡山没有前途，即率残部跑到河北省投入国民党军队朱怀冰部，1940年又经垣曲过河到河南，投归卫立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