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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的前提下，协调释放了被扣押的蒋介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被改变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事实上，这个过程相当曲折，蒋介石对我军改编提出了许多苛刻的限制性条件，甚至无理要求朱德出国、毛主席离开军队、将领改名。
八路军战士
首先，限制人数
蒋介石十分忌惮中国工农红军，在迫不得已答应联合抗日的前提下，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改编后的革命力量，他认为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限制人数。
蒋介石最初提出红军“只能4团制2师编制，15000人的规模”，共产党提出的则是编4个军、12个师、36个旅，并拟定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分别为军长。两者关于编制设定相去甚远。
国共双方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1937年2月，共产党提出了谈判的底线——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八路军战士
其次，取消统一领导，朱德出国、毛泽东离开军队
除了限制人数，蒋介石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必须离开中国，毛泽东必须离开军队。他想把红军领袖和军队彻底切割，共产党当然不会答应。
蒋介石还提出，红军改编后不允许设立独立管理机构，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领导的政训处，军队主官由国民政府任命，撤销政委，设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南京任命，副主任延安任命，且规定政治部主任只负责传递人事命令。
通过蒋介石上面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想真正联共抗日，只是不想在全国人民面前落一个食言的名声。
经过反复磋商，1937年3月8号，国共双方首次达成大体一致的协议，史称“三八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为三个师，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部队总编制45000人，允许设立总指挥部，各级人员自行遴选，但要报南京批准。
这基本就是后来最终执行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又经历了几次反复。
迫于舆论压力，1937年3月20日，蒋介石邀周恩来在杭州会谈。蒋介石提出：编制可以为3师45000人，也同意设立总指挥部统领三个师，但总司令由南京政府委派，其他各级军官由红军自行遴选报南京审批。
此方案双方商议未果，6月份，蒋介石再次邀周恩来等人来庐山会谈。蒋介石提出：取消总指挥部，部队由特务头子康泽生统领，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朱德必须出国留洋，没有他的同意不准回国。
显然，蒋介石毫无诚意。
周恩来等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商议提出，如果蒋介石久拖不决，红军将于8月1日就地自行改编为三个师，具体方案为：每师2旅4团，每团2700人左右，其他人员师部直接统领（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直属部队，另外把地方部队编成包括保安队在内10000人的部队，整体也还是3个师45000人的总编制。
八路军战士
第三，将领改名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日寇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南京政府感受到了威胁。
蒋介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让红军快速调到抗日前线，蒋介石加快了谈判步伐。同意三个师45000人的编制，设立总指挥部，但是，在南京的谈判中，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提出了一个奇葩要求：红军部队番号改变后，将领的名字也必须改。
比如要求朱德改名为朱蹭陂、彭德怀改名为彭特立、林彪改名林育容（林彪原名）、贺龙改名贺云青（贺龙元帅字云青）、刘伯承改名刘百诚、萧克改名萧各、徐向前改名徐象谦（徐向前元帅原名徐象谦）等。
有人觉得蒋介石这个要求可笑至极，其实，蒋介石是想通过改名削弱这些将帅们在老百姓心中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号召力太强了。最终这种闹剧式的要求，不了了之。
在同意红军改编之后，就连红军改编后的番号，蒋介石也做了特殊安排：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是来自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番号；下辖115师、120师、129师，来自东北军，都是蒋介石曾经裁撤的“败军”番号。蒋介石特意安排这几个番号，显然也是不怀好意。
然而，蒋介石的小算盘最终都成了笑话。改编后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且发展迅速，打出了赫赫威名，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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