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是一个书痴，读初中时开始寄宿，家里给的伙食费，有不少被我从牙缝里抠出，用来买书。我本科主修经济学，却对文学情有独钟。那时买的全是新书，因对旧书毫无兴趣，一是觉得旧书太丑太脏，蓬头垢面；二是喜欢追逐时兴的信息，对过时的学问不感兴趣。偶尔也会翻阅旧书，渐渐留意到藏书票。
博士毕业后，到山东大学执教，闲暇喜欢逛书店。陆续淘到些有趣的旧书，有老文化人的藏书和带着民国藏书票的馆藏书。北京旧书店的老板大都比较懂行，带藏书票的旧书都卖得很贵，难得有捡漏的机会。
2009年我到哈佛访学。在哈佛图书馆，看到的每本书几乎都有藏书票。我开始对藏书票产生浓厚兴趣。大致而言，哈佛大学的藏书票有三种功能：一是标明藏书的场馆。始建于1638年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有九十多个分馆，每个分馆都有专用的系列藏书票；二是标明图书或购书基金的捐赠者的姓名。哈佛大学的办学基金大都来自捐赠，校友的捐赠更是其中的基石，大量图书也源于捐助。通过藏书票的形式，哈佛图书馆在延续一种感恩的传统。三是纪念为哈佛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教授，最为常见的是纪念在1869年至1909年之间担任校长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的藏书票。虽然是一张张薄纸，但这些藏书票让哈佛读者明白了每本书的来源，而且在方寸之间涵育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
词学大师龙榆生（名沐勋）捐赠的《朱疆村先生手书词稿》，书内除了贴有燕京图书馆的通用藏书票外，还贴了两张纸条。一张用英文手写“PROF. M. S. LUNG SHANGHAI”；另一张裁剪成梯形的牛皮纸上，除了用英文手写捐赠者的姓名、身份（中国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捐赠时间（1935年3月2日）外，还专门用中文手写“龍沐勋教授”。更让我吃惊的是一本《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书，这是一本作者赠书。由于我是客家人，而且一直关注客家研究，才会第一个从书库里调出这本书。作者舒龙是客家文史研究者，我曾见过他。燕京图书馆居然专门为这本书制作了一张藏书票，略微有点倾斜地贴在封二，上面打印着“Gift of Shu Long”（舒龙的礼物）。在中国的旧书市场看多了被弃若敝屣的作者赠书后，哈佛图书馆对作者赠书的珍惜，真让我肃然起敬。
我开始留意美国旧书店里的图书，居然淘到了几十种带着藏书票的旧书。版画藏书票起源于德国，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刺猬衔花”藏书票，其制作年代约为1450年。早期的藏书票主要在皇家、贵族、教会圈子里流通。从19世纪开始，律师、医生等高收入阶层加入收藏者的行列。随着普通人群涉足藏书票收藏领域，藏书票才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高文化内涵的流行艺术。传入中国已是20世纪初期，鲁迅倡导的版画运动助推了藏书票的发展。
我个人感兴趣的是贴在旧书上的藏书票，尤其是民国大学的藏书票和读书人专用的藏书票。当然，藏书票作为一种微型版画，自身就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藏书票中的一些经典之作，其美感和文化价值都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就我个人趣味而言，如果说藏书票有画龙点睛的妙处，那么，离开了整条飞舞的苍龙，孤零零的眼珠也就失去了灵透的光芒。那些贴在旧书上的藏书票，犹如黑夜里的一束束灯光，陪伴着我们回到岁月深处；犹如一座座路标，引领我们去追寻一所大学、一个知识分子、一本书所走过的独特旅程；犹如尘垢里的珍珠，散发出一种无法为时光所掩埋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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