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
“访问童年”其实是访问一个人的精神故乡，这不仅是因为童年决定一生，更因为，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非虚构系列。受访者的年龄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童年小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大历史。然而我感兴趣的，不是宏观的时代命运，而是不同时代里孩子的心灵和感情。它们千差万别，却异曲同工；它们幽微渺小，却丰富而广袤。
我们将从别人的故事里读到自己，那里有人生的源头，那里也有重新出发的路标。
——作者按
“我沒有爸爸”
不同的人对童年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对童年毫无感觉；有的人一生都处在对童年的不断认识和发现中，直到生命终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但我最陌生的，也是父亲。我几乎和父亲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交往。因为在我半岁时，父亲就走了，参加革命，自此杳无音信。我是1936年出生的，他参加革命是1935年。他是怎么走的，当时连家人都不知道。他是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没有父亲，这是永远都摆脱不了的。我永远不知道父亲在哪。
那些年里，母亲常常跟我说起父亲的事，他上过什么学，在哪里住过，可我仍然对父亲感觉陌生，连父亲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大概是三岁以后的光景，母亲拿出父亲的照片给我看，可我还是觉得那上面是个陌生人，仍旧不知道父亲什么样。光看照片我不满足，我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爸爸，哪怕和我说几件具体的事也好，但没有。即便说了，仍旧形不成具体印象。比如母亲说，墙上挂的箫是你爸爸吹过的，母亲也能把箫吹响，但吹不成调。母亲还说，你爸爸上学时住在学生公寓里，为了省钱，冬天都没有火炉子，冻得要穿上很厚的皮袍子。这都是些对我来说模模糊糊的话，我还是没有办法体验。我走在路上，看着路上的行人，想，我爸爸是这样的吗？我爸爸是那样的吗？仍旧摸不着头脑。在这种环境和心态下长大，我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人家都会说，“我爸爸如何如何”，我永远说不出这句话来。
让我困扰的是，不管我妈妈怎么跟我描述，我都无法形成对爸爸的印象。到了后来，困扰变成了一种紧张。大人逗我，你爸爸当八路去了。他们越提我爸爸，我就越紧张。我小，不太会说话，只会说“爸爸到南方做买卖去了”，一会儿又说，“我爸爸上大学去了”。我童年最大的缺失，就是没有爸爸。于是，我只能在妈妈的感受中去感受爸爸，比如她吹箫了，我就想，那是爸爸吹过的，我又想，要是我爸爸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声音呢？后来妈妈又给我讲，她曾经给爸爸寄过一件皮袄，但妈妈说不清寄到哪里了，只说，他可能收不到，不然怎么没有回信呢？
我是在天津郊区长大的。小时候，那是个镇，很小，只有一条主干道，街上的地不是洋灰地，不是沥青地，是大块的石板路，解放后那些路都没了。当时祖父、曾祖父和我们都生活在一块，他们是从河北衡水来天津的学徒。爸爸的上几代都没什么文化。曾祖父出来学徒，家里很穷，将一件长袍改成了褥子，曾祖父老说这个，说自己“从糠堆里跳到了粮堆里”。曾祖父出徒后，当了账房，后来又做股东，入的人力股。他不需要投资，能力本身就是股，我祖父也是类似的经历。他们的生活慢慢地好起来。当时，我们的家境还不错，所谓的不错和如今的不好比，那是抠出来的钱。我小时候没吃过什么大米，都是小米饭，好一点，是两种米，叫做“二米饭”，小米和大米掺在一块煮。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晨吃的烤馒头片，都有一股馊味，做的西瓜酱，搁点黄豆，发酵，放上很多盐，用馒头片夹这个吃。我问小叔，馒头怎么有馊味呢？小叔说，馒头就是这样的吧。过了段时间，我又问大人。大人说，买的是捂了发酵的面粉，便宜。我纳闷，怎么让我们吃这个呢？后来才弄明白，大人是为了攒钱，去农村买地。还有，春节时，一下买半条猪，切成小块后，放盐腌，这肉要吃上一年，吃到最后，肉都坏了。我闻见那个味道就恶心。来客人吃西瓜，我们小孩是不能一起吃的，客人走了，大人把客人吃剩的西瓜再切下来给我们吃。这些细节，也让我感觉，我没有爸爸。我想，如果有爸爸，就会好很多。我非常想有个爸爸跟我玩。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走前留下了一本杂志，叫做《诗歌季刊》，1934年出版的创刊号，我到现在还留着，可惜没有封面了。若干年后，我曾经拿出来给爸爸看过。
妈妈将那本杂志找出来给我看，跟我说，这是你爸爸读过的。里面的内容我读不懂，都是“五四”以来诗歌发展的论述，只有一篇《河北童谣一束》我能看懂。“妈妈受累不要紧，等儿长大多孝顺”，“有钱的拉吧拉吧嘴，没钱的拉吧拉吧腿”，我一下就背出来了。这一组童谣让我记住了。我想，什么时候爸爸能回来，跟我讲讲这本杂志呢？后来我又发现了爸爸的一本笔记，写的多半是反封建的内容，批判的是什么“农村里认为照相时把人的魂勾走了，人会变傻”之类。爸爸的字写得很工整，很好。有了文字的东西，我慢慢理清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觉得，他读过的书、他写的东西、留下的字迹，那就是我爸爸。
“我当时就想，我没有希望了”
到了1945年，我九岁了。有一天，我爸爸来了一封信，但也没说他在哪里。里头有一句话：“不知寒潭现在还活着没有？”那年头，孩子容易夭折。我听了这句话，躲到另外一间屋子悄悄地哭了。爸爸在信里提我，说明爸爸还想着我哩。
但是，国共分裂以后，爸爸又没联系了。一晃，到了1948年冬天，天津解放了。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直接找到爷爷奶奶，过了一会，爷爷奶奶偷偷跟我说：“你爸爸回来了。咱们要去一趟，别告诉你妈。”
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因为我爸爸已经在延安结婚了。我和爷爷奶奶瞒着妈妈，偷偷去了北京的一个高级宾馆，那里住着延安来的干部。一进门，我奶奶就哭了，说不出话来。房间里还有个女的。我爸爸见着我说：“叫妈妈 。”那个女的摆摆手，说：“不要，叫同志就行。”见爸爸的同时，我见到了后妈。我当时就想，我没希望了。爸爸跟奶奶汇报，他现在有两个孩子……我站在边上，觉得自己没有位置，不可能融入爸爸的新家了。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后来是怎么告诉我妈妈实情的，就记得那一天，妈妈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又过了些日子，爸爸走了，他参加一个访问团去了苏联，他是那个访问团的秘书长。再后来，他回到东北，来了封信，说组织上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有两个妻子，要和我妈妈离婚。
我爷爷奶奶非常反对，说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就等来了这个？我妈妈呢，她的伟大就在这里，她情绪不好，很伤心，但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说不离婚。她从来没发过脾气，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发脾气。爷爷代妈妈给爸爸写信，说如果要离婚，我们家就和你脱离关系。有一次，我妈妈让我寄一封信，是写给我爸爸的，她没有封口，我拿出来看了。有一句话我记得：“我等了这么多年，我死了，是你们家的鬼。”我妈妈是下了决心不同意离。但爸爸那边逼得紧，找了当时天津的某个市长，派人到我们家做工作。再后来，妈妈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同意了。
我妈妈没有多大学问，识字而已。离婚那年，我妈妈三十八岁。回过头来想，我妈妈经历了多少酸楚的生活。后来，我爸爸回来过一回，妈妈提议说，去看一场电影吧，一家三口一起。在电影院里，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妈妈穿了旗袍，打扮得很整齐，至于他们说了什么我没印象了。再后来，要办离婚手续了，又带上我一起去。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带上我。我去了，觉得非常尴尬。在法院，还没轮到我们办手续时，我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这个男人和他妻子在闹离婚，两人当着别人的面仇人一样地吵架。轮到我爸妈时，我妈妈非常平静，摁手印的时候，她的手在发抖。在那个场合，我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父亲，我谈不上怨恨，但就在那一刻，觉得这人很陌生。对我来说，他没有任何值得怀念的东西。过去，还有爸爸留下的书和笔记，我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而那一刻，我对那些忽然就没印象了。
就这样，突然地在情感上对父亲疏离了，他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我盼着他们赶紧办完，然后和妈妈回家。
“感觉有阳光透进来了”
我怎么办？我的经济怎么办？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这是全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初中三年级时，觉得身体不舒服，咳嗽，还吐血，心里很害怕。诊断出来，是肺结核。家里没办法，只好找爸爸。其实到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并没有和爸爸脱离关系。
爸爸是供给制，没办法给钱，说再想办法。他找到中央组织部，说明了我的情况，结果，组织上安排我去北戴河中直疗养院休养。当时我十四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
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很温暖。在那里休养的大多是老干部，我年纪最小，他们对我都很好。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也在那里，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有某位国家领导人的前夫人，她有精神衰弱。有一次，我在那里放唱片，《金蛇狂舞》，她就叫我：“小羅，你不能放这个，我不能听这个曲子。”
那段时间，老干部们给我讲了很多有人情味的革命年代的故事。有一个姓王的伯伯，他很早就参加革命，全身僵直，除了脖子能动，其他部位都不能动，我们管他叫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王伯伯喜欢写诗，我喜欢读诗，他常常写了新诗就读给我听。那段经历给了我精神鼓励，觉得生活还有光明的一面。
给我精神鼓励的，除了那些人，还有周围的景色。那里有很多名人住过的别墅，每天面对大海，海的宽广、蓝天绿树、红顶素墙，都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年多，养好了病。那个阶段的生活很丰富，看风景，听音乐，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喜欢的普希金的书最早就是在那里看的。
也是在那里，开始了一个少年的春心萌动，懵懵懂懂地知道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情感世界也丰富了，感觉有阳光透进来了。
疗养院里有不少和我年纪相仿的女护士，会暗暗比较哪个女护士对我好，心里有甜蜜的感觉。有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女病友A，她既把我当小弟弟，也当作很好的朋友。A是记者，来这里做睡眠疗法。有一次我们出去散步，在海滩边看海，然后，坐下来聊天。她说：“小罗，你太像我弟弟了，我看见你就像看见我弟弟。”她说这些是无心的，却让我温暖。我在家是独生子，心想，能真的做她弟弟多好。吃完晚饭，天都黑了，A会约我，去海边见一见吧，坐在那里看海，回来又在台阶上坐一会，说说话。
她在这里治疗，用的是睡眠疗法，屋子里规定不能进人，要拉窗帘。有一回，她让护士给我传话，让我给她送把剪刀。我就去了。进去一看，屋子里是黑的，门是开着的，这时，医生来查房了，见我在这里，对她说：“你在用睡眠疗法，不能让人来打搅你。”我解释说，“我是来送剪刀的。”结果，和她没说上几句，我就走了。可我心里一直不好过。
再后来，她回了北京，给我写信，说现在还得接着治疗，我们争取见一面吧。那时我也回天津了。后来好不容易找着机会，我们约在她去医院挂号的时候见面，她请我吃了顿饭。她写给我的那封信我保留了很久，直到信纸折叠的部位脆了、断了，才丢掉。我很后悔丢了它。我记得那天吃的是回锅肉，吃完了，她说再联系，但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那是后话。
在疗养院里，我还认识了一个比我大的病友，她也是休学的。我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常在一起读书，她也认识A。过了好些年，是她告诉我A的去向，说她去了内蒙古，结婚了。我没有再敢问。你说这叫“初恋”？是啊，从情感上是这样的。A走了以后，再没音信。她去了内蒙古以后，我也找不着线索了。知道她结婚，就是结局。很多年以后，有了网络，我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但搜不到。
“我没有感觉爸爸的家是我的家”
离开疗养院以后，接着回去上学。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原来的学校学习跟不上了，可我又不想留级。父亲替我找了很多人，好像都不行。我只好到东北父亲那里去。“到爸爸身边去”，想到这个，我挺高兴，有种新鲜感。妈妈说：“你跟着爸爸也好，跟着爸爸，经济上有保证。”
爸爸住在东北鞍山，他的居住条件非常好，但爸爸没让我住在家里，他让我住在招待所。后来我后妈说了，不要住招待所，在家住吧。可是没过多久，爸爸又调去了本溪。
你问我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本质上还是个文人，是个书生。他为“左联”工作过，还写过小说，在一个叫做《新生》的杂志上连载过长篇。我问爸爸，还找得到那本杂志吗？他说找不到了。
爸爸去了本溪以后，我仍旧住校。宿舍里的床铺就是榻榻米，把稻草铺在地上，在上面铺褥子。东北吃的高粱米，我倒也习惯。一个礼拜能吃上一次大米饭，最好的菜，就是一人一块豆腐，搁点酱油和葱拌一拌，偶尔吃上一顿肉。一个月的伙食费八元，爸爸每月寄给我二十五元钱，在学生中间我算是很富裕的了。我的语文老师到了月底没钱了，就问我借钱。因为他抽烟，挣的钱都给家里寄去了。
那段中学时光也挺温暖。高中时，有一个姓傅的女老师，教化学。她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可她看上去显得年龄很大，大概因为总是很严肃的缘故。有一回，傅老师问我，礼拜天你回家吗？我说我不回家，我家不在这里。她说，那礼拜天给你补课吧，我也不回家。
我记得，那个礼拜天，雾气弥漫，可是走进她的教研室，却觉得特别敞亮。她给我沏了茶。补课时，她又流鼻涕，又咳嗽，讲话也闷声闷气。我说不要补了。她说没事。当时，感觉她像母亲，像姐姐。她没家，我也没家。后来，我把她那里当作了我在鞍山的一个家。
过年了，班里要组织一个晚会，我就请她：“傅老师，请您来。”快到新年时，班上同学嚷嚷，傅老师男朋友来了！结果她新年晚会就没来，我很失落。有一次，在楼梯上遇见她。问她怎么没来，她说，我有事。
哦，那都是少年时的记忆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即便和父亲后来生活在一起了，我对父亲还是没感情，因为有后妈。爸爸对我的关心，只能埋在心里。在鞍山上学两年多后，我又生病了。我隐约感觉到，那时候，爸爸不太愿意接纳我了。生了病，我去本溪爸爸那里，问他，我是休息一段，还是怎样？爸爸说，你就回天津吧。我心想，那好吧。我没有感觉爸爸的家是我的家，也想回天津了。当天我就从本溪回到鞍山了。
我很晚才回到了学校，同学们都睡了。那天，我没有吃晚饭，在车站上车前买了几个李子。大冬天的，李子都冻住了，我一边吃一边上了火车。也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休学，回天津，准备考大学。
“我们都盼着这一天……但是，爸爸
去世了”
我再一次休了学。
回到天津，在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妈妈在合作社工厂踩缝纫机，我也想出去工作，但我没有初中毕业证，也没有高中毕业证。那段日子，我曾经给大学里抄过卡片，也去图书馆帮过忙。还有一次，志愿军文工团招生，我也想去。回来后跟妈妈一说，妈妈说：“不行，怎么能去朝鲜呢？得上大学，不能上，就在家养病！”妈妈这样说，我心里反倒踏实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了校。这个阶段，爸爸变得很关注我。那时候，他工作不像以前那么顺利了，站队站错了，家庭生活也不太幸福。后妈很强势，她和爸爸其实是再婚家庭，她的前夫是游击队员，在战争中牺牲的，她自己也拿枪打过仗，生过一个儿子也在战争中失散了。后妈的历史很过硬。后妈走路，皮鞋“咔咔”响，爸爸却永远是慢声细语的。我和我爸爸的性格其实很像。
记得有一次，爸爸说，今年“五一”在某某杂志上，看到你写的文章了。我最近买了一本谁谁寫的书，我看你以后可以超过他。再后来，我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这让爸爸非常自豪。那已是1978年了。
一些年以后，我也当了爸爸。父亲当着我的面对孩子说：“对他（指我）我什么帮助也没有，他是靠个人奋斗起来的。”那时，爸爸得了癌症，住院了。他给我们写信，给我和我孩子写，却不署我妈妈的名字。他在信里写：“出院后，我要到天津去，带上你奶奶，在天津城逛一逛。”
我们都盼着这一天。但是不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那天傍晚，我接到了一封电报，当时，我妈妈正在做晚饭。妈妈问，是谁的电报？我说是外地一个朋友发来的，没什么事。妈妈没吭声。我看了电报，悄悄跟女儿说，你爷爷去世了，怎么跟你奶奶说呢？接着，又叫来我的堂妹，商量怎么跟妈妈说。以前，我只跟妈妈说过，爸爸患了癌症。但这个结果，无论如何都开不了口。可到最后，还是得说。告诉妈妈时，她很平静，说，“你那天收到电报时，我就知道了。”自那以后，妈妈就不怎么提爸爸了。
我性格的养成，和这样的童年经历有关，我只能在孤独中寻找心灵寄托。我很小的时候，对大自然就很敏感，我想，树有年轮，树的一生就是人的一生，记忆就是年轮。
我没有抱怨，生活和命运是如此安排的，我只能顺从。我妈妈心平气和地顺从，我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我后来也理解了我的爸爸。他是无可奈何，即便在他没能力照顾我的时候，也在默默地关心我。
人永远都得寻找一个精神寄托。怎么找到？不同的人有不同路径。至于我，把自己对人生的感觉一点一点写下来，那就是寄托，是安慰。
（受访者：罗寒潭研究员1936年出生）
作者札记
平静地体会痛苦
面前的长者温润如玉、文雅可亲，他的故事，却寒凉锥心、令人唏嘘。
父亲，是罗寒潭生命中最大的缺失，也是最大的存在。父亲的缺席，因于战争的残酷，也因于生活的复杂、命运的吊诡和不可阻抗。很难去谴责谁，每个人都是命运和时代的蝼蚁，有几人能做逐浪者和逆流者？
对一个男孩来说，父亲不仅意味着依靠、安全，还意味着人生的榜样和方向。男孩，从父亲身上看到自己，以及自己的未来。“我没有父亲”，却像一根藤蔓纠缠于少年罗寒潭挥之不去的意识里，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父亲”，也在尽一己之力填补这巨大的生命的空缺。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在幸福和失落的浪尖攀升跌落，亦看到明媚的光影从云层后探出，照进他灰暗的青春一角。
那些光影是什么呢？除了母亲的爱，还有那段艳阳朗照的北戴河时光。少年罗寒潭重新发现着自己和这个世界。正如少年大江健三郎无意间注意到柿树枝头闪烁着光亮的水滴，借此“发现了围拥着峡谷的那座森林”，罗寒潭也是在不经意间被海的变幻万千的景色和孕育着生机的鸽子窝所吸引，他专注地凝视着周遭的一切，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竟是如此可爱与美妙。还有周围的人为他打开的另一番天地，老干部们在回忆中创造的纵深与宏阔，因年轻美好的异性而牵引的纯洁微妙的青春潮汐……即便喜忧参半，又何尝不是令人感动的、赤诚而珍贵的生命体验呢？
尽管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罗寒潭的身体里流淌着父亲的血，不仅性情，连爱好也相近。父亲不存在，父亲又无处无时不在。回忆往事，罗寒潭只有叹惋，没有怨恨。他一再提到“心平气和”四个字：“连我母亲都心平气和，我有什么理由不心平气和呢？”罗寒潭说。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心平气和地认清当下，心平气和地朝前走……
杨绛说，“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如果没有面对不公的心平气和，就没有日后罗寒潭的温润如玉。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退一寸也应有退一寸的疏阔。平静地体会痛苦是一种能力。因为无能为力，所以顺其自然；因为心无所恃，所以随遇而安。真正地开悟，也许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地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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