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拥有全国知名美术编辑，出于对《孙犁散文选》的重视，特聘百花社熟悉孙犁风格的陈新为该书装帧设计，封面一片湖蓝底色上，涟漪拥浮着粉、白两朵勾线荷花。书出来，孙犁喜欢，拿在手里欣赏了好一会儿。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第一次编先生的书，总算及格。
那些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异军突起，几套丛书编得有声有色，其中“骆驼丛书”，专做老一代文人杂著中的冷题目，眼光独到，我喜欢，惦记给孙犁弄一本，想到了序跋。序跋是孙犁用心经营的文体，也是他的伤心之地。1978年1月，韩映山请孙犁为新著《紫苇集》作序，先生复信说，“我没有想到会给人写序，但你的作品，我是可以自不量力地试一试，就是恐怕写不好或文不对题”。这是第一次为他人作序，孙犁郑重其事地征引杜牧为李贺诗集写的序言，“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又说，好的序跋，应该“写得极有情致，极有分寸”。《“紫苇集”小引》写成，适逢《光明日报》约稿，顺手寄去了。这篇文字本不适合报纸刊发，很快被退回，敏感的孙犁大为懊丧，他把这件“冒失事”告诉映山，“打消了这个想法吧，我过去也不喜欢找人写序，没有什么好处的。现在，把我写的序，寄给你，你保存做个纪念吧。请通知出版社，不要等我的序了”。映山珍重孙犁的文字，推荐《河北文艺》发表，并坚持用在《紫苇集》卷首，这以后，方纪、曼晴、克明、张志民、田流、柳溪，一班老朋友出书，纷纷请孙犁作序。先生素来重旧情，“我现在年老力衰，很愿意为故交们做些引导、打杂、清扫道路的工作，使热心的游览者，得以顺利地畅快地进入他们精心创造的园林之中”。1982年春，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战友，从安徽寄来诗稿求序，先生一如既往，热情执笔，写成后即被一刊物拿去，不料诗人外出云游两个月，见到序文，很不满意，拍来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又来信表示，此序如发表，将置他于“难堪的境地”，并不顾孙犁驰函释慰，再次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把序文撤下，以免影响诗集出版。此事如一盆冷水浇头，令先生热情全消，“回想过去写了那么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不过海量宽些，隐忍未发罢了”，反思之下，悔痛交加，遂写出《序的教训》，声明“从今而后，不再为别人作序。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读了这篇带有告别性质的“教训”，我信手翻出《孙犁文集》，先生在“文集自序”中坦陈：“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四顾，不知所云。”一股悲凉的情绪让我无以言说。知道先生决心已下，我想是时候为耕堂序跋做个小结了，拿着“骆驼丛书”征询先生意见，这一次答应得痛快。湖南社主持其事的朱正先生，早些年在北京见过一面，我写信过去，很快回复：求之不得；并说兄是编辑，稿子由兄全权处理，我们的版式要求你都知道，稿子编好，烦兄顺手标上页码字号，我们直接下厂发排就是。
耕堂序跋都很短，几百字一篇，最多千把字，拢在一起字数不够。那几年，生活平静下来，战争年代散佚的旧著，不断被发掘出来，《鲁迅·鲁迅的故事》（1941年）、《文艺学习》（油印本，1942年）、《写作入门》（1947年）……书尾都留有详细后记，孙犁念旧，重读时很动感情，每次都要留下感念文字，作为“附记”“小引”，既是说明，又挟怀恋，将人生的不同阶段勾连起来，多有弦外之音，拓展了序跋文字的表现空间。补充进这些文字，我仍觉单薄，孙犁见我不满足，想了想说，还有一些文章，不是当作序写的，别人出书拿去做了代序，可不可以放进去？说着拿出了《读作品记（四）》，这一篇专门为宗璞所写，编入《宗璞小说散文选》，被放在卷首。说起来，这篇文字和我有些牵连。孙犁不喜待客，是出了名的，宗璞早想拜访孙犁，又怕冒昧，吃闭门羹，先打电话和我商量，我说，你不要听那些传言，孙犁知道你，肯定愿意接待你。那天宗璞专程到天津，我陪她走进耕堂，开始主客拘谨，没聊上几句就放开了，都是聪慧的人，话题不用刻意迎合，从普希金、安徒生到库普林，对文学语言的探索追求，成了两人共通的话题。我轻轻松松做了一回听众。事后，孙犁写下《读作品记（四）》，对宗璞小说《鲁鲁》大为赞赏，“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类似的代序文字，还有为赵大年写的《我喜爱的一篇散文》，为卫建民、张秋实写的《散文的虚与实》《致广州万振环》等。加上这些，一本十万字的书大致成型了。我把书稿交给孙犁，还存着一份奢望，若是先生能写篇自序，将《序的教训》作为代跋，耕堂序跋的始末过程就完整了，该多好。我说：“孙犁同志，这部书就差您一篇序了。您只要把这些序跋从头到尾看一遍，肯定有话要说的。”开始，先生答应考虑一下，后来又说：“没有什么情绪，还是不写了吧。你有什么想法，放开去写。”我确实有话要说。我把体会凝结成这样一句话，“留在这里的耕堂序跋，不论是作者为自己写的，还是为别的什么人写的，它们的整体，正是孙犁写给我们的一篇序文，一篇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大序”。
孙犁素来爱惜羽毛，上了年纪，体弱多病，又没有其他嗜好，对于作品发表、结集出书，格外重视，格外敏感，稍有不顺，甚或悲观，写文章时尚含蓄，与友人通信就表白得直截：“因稿件刊登太慢，亦系作品不受欢迎，我今年写作较少。《远道集》拖了一年多，才出样书，明年的一本名《老荒集》，已交上海出版。这恐怕是最后一本了。近于结业。”（1984年8月31日致韩映山）“去年一年，我写的东西也少了。原因是老是感到疲乏无力，发表一些短文章，要经过很长时间，写作的兴趣就大大降低了。”（1985年1月5日致李屏锦）那一年腊月二十九我去看望先生，没有一点过年的情绪，聊天都感觉沉重：“老了。什么都想维持现状。不想搬家，不想来客人，不想过年。变化就可能带来事情，打乱正常生活。”又说，“写东西打不起精神，对报刊的态度很敏感，稍有厌倦表示，立即停止寄稿。”先生说的都是实情。出版业在转型，图书市场跟着风转，孙犁写书从不跟风，更不炒作自己，哪能畅销？原本计划每年出一本的耕堂随笔，渐渐拖成了两年。开始，先生以为百花社出了问题，尝试着换出版社，《老荒集》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无为集》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结果拖的时间更长。“书衣文录”记有“近年出版界颇使人失望”一语，应是先生亲身体会。话虽这样说，先生并没有停笔，寂寞中，还是有令人振奋的时候。1990年4、5月间，先生蕴蓄许久、精心撰写的《读<史记>记》，在《天津日报》分批刊发，引起读者很大兴趣。这篇万字长文，先生写了近一个月，每写出一段，报社先打出样子，先生再做修改，估摸该定稿时，我尽量赶去先睹为快。至跋文5月2日全部刊出，先生少有地兴奋起来，连说，又来了一个小高潮。我抓住时机，向先生请战：“下一部集子，您打算起个什么名字？由我来责编吧。”先生笑吟吟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竖行写着“如雲集目录”，依次列出小说、散文、杂文、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书简等条目，数了数，共43篇。原来先生早有想法，《读<史记>记》这篇重头文章刊出，心里有了底，才拿了出来。这一次，我和先生想到了一起。
《如云集》系耕堂随笔第九部，字数够了，惜创作少了，杂著偏多一些，加上出版社报批选题，需要一个过程，我提出先报选题，集稿截止到1990 年底为好。孙犁同意了。1990年耕堂丰收，新作各体文字达36篇之多，《如云集》定稿时增加了《谈闲情》《觅哲生》《老同学》，以及《一本小书的发现》《庚午文学杂记》（一）、（二）等篇，出书后，孙犁告诉姜德明：“《如云集》因系三年文章，较过去几本，均为厚重一些。”
《如云集》初版印了8000册，算是差强人意。留下两个遗憾：一是发行科提出的“小开本”书店不给上架，改用普通长32开，改变了耕堂随笔一贯的书装风格；二是看清样那一段时间，我奉命陪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去珠三角访问了十天，用心不专，成书后发现有错字。看过样书，先生心中不快，当着我没说什么。我觉得愧对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门聊天。
《孙犁文集》1982年出过一套五册本，卖得不错。一晃八年过去，先生总说自己写得少，积累下来也近八十万字了，喜欢耕堂晚年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读者希望重编《孙犁文集》。以“百花”当时状况，重编工程太大，稳妥起见，补编为宜。1990年底，社里动议续编三册新作，重印前五册，合成一部《孙犁文集》珍藏本。开始我没有参与。1991年10月一天，楼道里遇到郑社长，打过招呼准备忙去，社长突然叫住我，说，“这个，老孙想让你参加文集的编辑”。我一时没转过神来，不知这个“老孙”是谁。见我一头雾水，社长又说了一遍，“社里正在搞《孙犁文集》续编，孙犁同志希望你加入进来”。这次我听明白了，却是没想到。既然先生提出，我责无旁贷，当天就到鞍山西道孙宅新址。续编文集本是好事，先生却疑虑重重，对编校质量没有信心。早先参与编《孙犁文集》的人，有的离任，有的故去，社里熟悉孙犁著作的寥寥，以致出现“编辑过程中，屡有重大失误（丢一本书，或忘记一个门类）发生”（孙犁致邢海潮）。我去时先生还在为编校质量犯愁，说了一句，“我的东西，你还熟悉一些，就把杂著这一块弄起来吧”。文集续编三册，创作与理论两册，别人已经编好，杂著这一册无人接手，等米下锅。先生不愧为文体家，杂著各体兼长，用起来随心应手，虽无意标新，往往立异，发表时又很小心，就拿“书衣文录”来说，本是抄录包书皮上旧文字，作者生怕“有所妨嫌”，一点一点挤牙膏，（一）、（二）、（三）之外，又有“拾补”“摭遗”，所谓“往事不堪回首，而频频回首者，人之常情”，编进文集则需要重新理顺铺平；信札部分更复杂，既有纯粹私人通信，也有讨论某一课题、供公开发表的信件，有些落款没有日期，排序成难题。我把文稿重读一遍，大致归了归类，编出个雏形，心里没有底，想请一位老同志把关，做责任编辑，想到了李蒙英。蒙英大姐已届退休，听说看孙犁的稿，二话没说，“日夜兼程为之”。写这篇文章时，我重读了蒙英大姐的审读意见，细致，具体，把初编中存在的问题摊开摆明。根据蒙英审稿意见记载，我们俩12月26日下午拜访孙犁，就杂著卷有关问题专程请教。“在这次拜访过程中，孙犁又一再表示了他对能否编好、校好、出版好这本续编的忧虑，明说了他对编辑工作的不放心，所以我的思想压力也很大。”
回忆起来，艰难处往往也是甘甜。孙犁的忧虑使我们加了小心，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先生与我们一起努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孙犁文集》（珍藏本）1992年8月出版。先生写下《题文集珍藏本》，记录了他见到这部书的情景，“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他告诉送书去的编辑：“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土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印得这样华贵的书。”先生最后写道，“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孙犁的心，一个纯粹文学家的心，伴随巨大满足感生出的幻灭感，那个时候的我还体会不到。先生满意，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奖赏。经历过《孙犁散文选》《耕堂序跋》《如云集》，又参与了《孙犁文集》（珍藏本）的编事，我的编辑生涯中，与孙犁著作的缘分，可以说圆满。没有想到，为这一段缘分画上句号的，是花城出版社。
2007年底，刚回编辑部的余红梅女士电话告知，花城出版社策划一套“大家小集”丛书，意在标举现代各大家代表作，正陆续出书，孙犁有一部，选编者是我。她想做责任编辑。不久寄来先期出版的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各集样书，这让我意外，也有些欣慰。我已退休多年，先生的文字经常在读，选编起来并非难事。摊开先生作品，突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这才意识到，先生离开已经五年。以往编书，有先生亲自参与，遇到问题，跑过去就问，不管答案如何，先生的一颦一笑，皱一皱眉头，都让我心里踏实。书出来，先生拿在手里，就着窗户，眯起眼瞧，或赞许，或批评，都是亲切。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为《大家小集·孙犁集》撰写“编者序”，我写下没能当面对先生说出的话：“现代作家中，完全以作品，而并非作品之外的其他因素传世，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称得上纯粹的文学家。孙犁是一位。”
我想，先生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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