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是皇帝祭祖的地方。太庙中供奉的，除了本朝历代帝、后，还有生前勋业卓著的宗室、名臣，他们陪伴扈从着旧主，也享受后代皇家的供奉，这就叫“配享太庙”。毫无疑问，“配享太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殊荣，是多少为人臣子者心驰神往、却不敢奢望的美事。有清三百年间，得配享太庙者不过27人，其中最为特殊的是张廷玉，因为他是唯一的汉臣。后世的曾国藩，虽对大清有再造之功，堪称国家柱石，亦未获此待遇。
然而，“配享太庙”四个字，既是张廷玉无上的荣耀，却也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梦魇，其中的曲折坎坷，令人每生浩叹。
康熙十一年（1672年）九月，张廷玉生于京师，其父是备受康熙皇帝赏识的大学士张英。虽生于名门望族，但张廷玉还是走了读书仕进的正途，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取进士。在康熙朝，张廷玉逐步崭露头角，仕途走得比较顺利，康熙末年擢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圣祖崩逝，胤禛登极。刚刚五十岁、年富力强的张廷玉迎来了仕途的辉煌时期。从礼部尚书到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从太子太保到翰林院掌院学士，从文渊阁大学士到文华殿大学士、保和大殿学士，张廷玉逐步跻身相位。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张廷玉列怡亲王允祥后，奉旨拟定各项章程，并在允祥去世后一度荣任首揆。可以说，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对张廷玉的宠信，远超康熙之对张英，爱新觉罗家族和桐城张氏家族，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到了胤禛和张廷玉这里，达到了水乳交融、无以复加的程度。《啸亭杂录》说：“雍正时，满、汉大臣执政权而始终宠任者，汉人则张文和公廷玉，满人则鄂文端公尔泰。”伴君不易，被皇帝宠任一时或许不难，“始终宠任”则实属难得，尤其是陪伴冷酷暴躁、多疑猜忌的雍正皇帝。
世宗待人，不免刻薄，但对张廷玉却极为优礼眷顾。不仅特别假以词色，“天颜温霁，慰谕缠绵”，且褒奖之词，时逾常格。张廷玉年谱（自订）记载：雍正八年，皇帝曾称他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雍正十一年，皇帝写信给他，说两个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啸亭杂录》记载：“张文和尝小疾，及病痊后，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众争来问安，上笑曰：'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其优待也如此。”除了精神褒奖，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酬庸。对张廷玉，雍正简直慷慨极了。一是加官，职务越封越高。二是晋爵，封“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三是赏赐。《清稗类钞》记载：“世宗朝，张文和公在政府，十数年间，六赐帑金，每赐辄以万计。屡恳辞，上谕云：'汝父清白传家，汝遵守家训，屏绝馈遗。朕不忍令汝以家事萦心也。’文和归，遂以赐金名其园。”除了赏钱，雍正还把一座本银三万五千两的当铺和位于圆明园附近的澄怀园赏给张廷玉，廷玉因此自号“澄怀主人”。赏赐这么多，皇帝仍意犹不足。《清史稿》记载：雍正十一年，上命“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且“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人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以追尊其父的方式奖掖其子，替张廷玉“光宗耀祖”，真正是皇恩浩荡、无以复加。
在张廷玉来说，他也完全对得起雍正的宠信。张廷玉没有外放督抚做封疆大吏，也没有带兵征伐拓土戡乱，他的工作主要是调和鼎鼐、赞襄政务，做皇帝的参谋、智囊，并执掌文翰、承意拟旨（当然这也为日后乾隆对他的蔑视和嘲讽埋下了隐患）。他兢兢业业，忠敬谋国，夙夜忧勤，呕心沥血，“日侍内值，自朝至暮”，竭诚辅佐皇帝；他文笔功夫深不可测，义理绵密，委婉畅达，“凡军国大事，承旨商榷，无不合庙堂意旨”，成为雍正皇帝最为倚重、不可或缺的中枢重臣。他的才干又不仅限于政务，在学术上亦建树良多，曾荣膺雍乾两代皇子的师傅，并先后任《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皇清文颖》《世宗实录》总裁官，个人著述、诗文亦颇堪称道。在道德人品上，张廷玉也足称楷模。有两则小故事可窥一斑：
张文和公有一姊，归姚氏，早寡，着《蠹窗诗集》，有智略。雍正间，文和告归在家，有两江总督查看家产之旨，先期得闻，亟归视文和，检书牍手录册子，携回夫家。文和家无长物，兄弟戚友恐启寄藏之疑，助成十万金，以待查看。迨两江总督复命，仍饬给还，文和亦未具领，存江宁藩库。（《清稗类钞.恩遇类》）
……（雍正十一年）廷试，世宗亲定（张若霭）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廷玉坚辞，乃改二甲一名……（《清史稿.张廷玉传》。按此事《张廷玉年谱》亦有详传。）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世宗驾崩。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特为提到：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留下“配享太庙”的遗命和允诺，雍正圆满完成了和张廷玉的这段君臣恩遇，郑重地将张廷玉等一批老臣交付给继任者——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张廷玉等前朝老臣还是比较礼遇和重用的。他奉大行皇帝遗命，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为辅政大臣，由于四人恳辞，遂改称“总理事务王大臣”。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被任命为皇子师傅，仍兼管翰林院事。新皇宠信张廷玉似乎并不亚于先帝，对张廷玉示以嘉许、倚重、温恤的言行不胜枚举，君臣关系一如前朝那般融洽。乾隆经常让张廷玉留宿禁掖，每逢巡幸总命他留京总理事务，还多次委以典试科举、考荐官员的重任。乾隆还为张廷玉晋升爵位，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且强调：“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眼看张廷玉年纪大了，皇帝特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若霭扈从皇帝西巡，途中感染风寒，回来就死了。乾隆为了体恤老年丧子的张廷玉，也怜他实在年高体迈（“入内廷须扶掖”），便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入值南书房，既是一种安慰，也便于就近照顾。
看起来，圣眷优隆，似乎一切都无可指摘。然而，就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向皇帝递交了辞呈。
为什么辞职？也许首先是因为他太老了。这一年的张廷玉已逾七十六岁高龄，须发皓白，老态龙钟，已经无法再从容应对艰巨浩繁的中枢政务。实际上，几年来他已经在渐渐辞去此前兼任的许多差事，并且多次委托同事向皇帝委婉代陈致仕的念头。
但仅仅因为年龄吗？当然不是。仔细推详，张廷玉的辞职，至少还可以找到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君臣渐生罅隙。乾隆对张廷玉，不见得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早在乾隆五年七月初四，皇帝赋《赐大学士张廷玉》诗曰：
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愈坚，
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
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
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咨惠鲜。
这首诗褒中寓贬，说张廷玉的职责不过是“专司喉舌”。后来乾隆又说过：“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这说明乾隆对张廷玉，在内心深处，远不及其皇考那般倚重。而面对曾经的学生、年龄比自己小39岁的乾隆，张廷玉也未必完全如对世宗那般崇敬。有史料说，晚年的张廷玉脾气变得有些固执，有时讨论政事、辩驳义理，情绪容易激动，好多拟推行的新政策都遭他反对，大概有一点思想僵化兼倚老卖老的意思。而乾隆皇帝在权力渐渐稳固之后，自然希望推陈出新，且越来越喜欢乾纲独断，不爱听反对意见。因此君臣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也是事有必然。
第二，张廷玉被暗暗削权。既然不欲廷玉多嘴，最简单的办法无过于让他少管事、少亮相。所以几年来，乾隆也在暗暗削夺张廷玉的职权、降低他的影响力。只是事情做得漂亮，话说得冠冕堂皇，让人非但难出怨言，还不得不表示感激涕零。比如谕令张廷玉“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后来又命他四五日一至朝房、充当顾问云云，皆属此类。乾隆十年（1745年），领班军机大臣鄂尔泰病逝，张廷玉很知趣，主动奏明：“我朝旧制，内阁系满大学士领班。”皇帝当即应允，命“初膺恩命”的“年轻人”纳亲接替鄂尔泰。纳亲自觉资历浅薄，上疏请辞，暗示应由张廷玉领班，皇帝不允。此后讷亲日渐受宠，典宿卫，赞中枢，时蒙召对，出纳王言，其权力和影响力完全盖过了张廷玉。
第三，乾隆骨子里的崇满抑汉思想。与其祖康熙、其父雍正不同，乾隆虽然表面上也强调“满汉均属一体”，但内心对汉人有极深的成见，认为满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一等公民”，因此看不起汉人，并且警惕汉人、排斥汉人。即位之初，他就着手将军队中的总兵官全部换为满族旗人，不许汉军旗人担任。乾隆七年，皇帝下令汉军旗人出旗为民，不再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乾隆八年，御史杭世骏上书，说汉人中贤才比满人多，朝廷不应崇满抑汉，乾隆立刻将杭世骏革职。在政治上，乾隆尽力压制汉人力量，就拿张廷玉来说，世宗朝还一度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乾隆十年鄂尔泰死后，皇帝宁可启用经验不足的讷亲，也不许张廷玉接任首辅。在文化上，乾隆竭力避免满人被汉人同化，连满人起汉名、着汉服这样的小事都深为不喜（他自己可以，别人不行），为此三番五次下旨，“不许盗袭汉人恶习”。多年后，因胡中藻一案，乾隆又严告满人：“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众所周知，“文字狱”在乾隆时期发展到几近疯狂的地步，其所打压、迫害的，主要是汉人。耳闻目睹皇帝种种不加掩饰的崇满抑汉言行，作为汉人中“最有势力者”的张廷玉，不能不心有戚戚焉。
第四，皇帝对“张党”的警告和裁抑。历代皇帝都不能容忍大臣结党营私，特别是乾隆皇帝，在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其祖、其父执政时代几宗著名的朋党案之后，他对朋党可谓高度敏感、深恶痛绝。按照张廷玉的性格，他本人是无心搞什么朋党的，但无奈位置实在显赫、权势实在太大，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众人前来依附，加之“亲族甚众”，逐渐形成了兄弟子侄、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局面。张廷玉的弟弟廷璐、廷璩以及儿子若霭、若澄、若淳均在朝中为官。张廷玉自言：“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张英）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与张氏世代联姻的姚氏，是桐城另一望族，也是“仕宦众多”。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刘墉之父）上疏言：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此论正中乾隆下怀，他马上把这份奏折宣示群臣，希望张廷玉“闻过则喜”，并进一步说：“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其实即便刘统勋不上这个奏折，皇帝也早已有所动作。如乾隆五年，在批答河南巡抚雅尔图关于田文镜不当入贤良祠的奏章时，皇帝说道：“即如前日刑部侍郎缺员，朕原欲批用张照，因彼时鄂尔泰未曾入直，而张廷玉在内，朕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裁抑“张党”的意味昭然。
第五，鄂尔泰的病逝。张廷玉和鄂尔泰，虽系雍正皇帝最为宠信的汉满两大臣，但有趣的是，“左膀”与“右臂”不和，矛盾极深。两人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也不再装君子，一定找机会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张有“张党”，鄂亦有“鄂党”，势均力敌，互为攻讦。乾隆皇帝当然洞若观火，但他政治手法高妙，往往借张打鄂，或者借鄂打张，总之绝不容一方独大，他则坐收渔翁之利，牢牢把控大臣和朝政。对于这一点，张、鄂二人想必也心知肚明。《战国策》有“两虎诤人而斗”的故事，猎人坐山观虎斗，待一虎毙，再杀其余，可免遭反噬，兼得两虎之利。所以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张廷玉不能不疑虑，今后皇帝是不是就要专心对付自己了？
凡此种种，在张廷玉看来，只有去路，断无留理。
康熙四十年（1701年），张廷玉的父亲张英辞官回到桐城，隐居龙眠山，筑“双溪草堂”，自撰联曰：“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雨便是主人。”此时此刻，张廷玉身在庙堂，心恐怕早已飞到双溪草堂去了。此时告老，可远避各种龌龊、复杂、凶险的政治旋涡，保全个人性命、名节；此时告老，尚不失“功成身退”之古风，可卸去一身重任，摆脱种种桎梏和束缚，慕陶潜而赋归去来兮辞，从此寄情山水、优游林泉，在美丽的故乡桐城享受惬意静好的晚年生活。憧憬着“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美好情景，张廷玉已经急不可耐了，恨不得立刻“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一位已望八旬的老臣“乞骸骨”，请求退休，于情于理都应予恩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乾隆拒绝了。
乾隆十三年正月二十九，张廷玉向皇帝“沥陈年力衰迈，实难供职，恳求解退，以免陨越”，陈奏时“免冠叩首者再，雪涕陈情”。然而，“不蒙俞允”“蒙恩慰留”。为了挽留张廷玉，乾隆“特颁谕旨千言，往复谆至。次日，临轩广集诸臣，又申谕命。”那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清史稿.张廷玉传》作了如下记载：
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于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鉅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馀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
君臣之间，你一言，我一语，哓哓争执不休，简直有点不成体统。围观其事的官员，想必有心惊胆战者。
在乾隆看来，张廷玉请辞有不肯尽忠之嫌，他认为，人臣事君，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番争辩，尽管张廷玉“情词恳款，至于泪下”，并且最终“不敢言去”了，但可想而知，乾隆必定是满心不快。
一个张廷玉固执请辞，已经够让乾隆心烦了。孰料，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乾隆十三年，在自矜“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漫长的执政史上，是颇为特殊的一年。或许因为父皇践位仅十三年的缘故，早在登基之初，乾隆就对这个十三年有不好的预感。他后来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实录》）果不其然，十三年成了乾隆最不痛快的一年。
这年三月，乾隆钟爱的皇后富察氏随驾东巡，在山东德州的船上去世。办理丧事期间，皇帝几度龙颜大怒，狠狠地惩治了一批人。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因为“并无哀慕之忱”，不尽人子之道，被乾隆降谕严斥，并说“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翰林院掌院学士、刑部尚书阿克敦因为缮拟大行皇后册文出现满汉翻译错误，被判斩监候，刑部大小堂官全部革职；仅仅因为治丧百日内违制剃头一事，数人遭斩立决，湖广总督塞楞额、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被赐自尽，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以下，被革职、抄家、重谴者，不下百人；其余因丧仪不周、甚至器具不洁而被治罪者，更是难以计数。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何时稍有不慎就会大难临头。
这一年，还发生了诛杀武将的特大事件。因为大小金川战役的失利，乾隆以“狡诈欺罔，有心误国，情恶重大”罪名将川陕总督、经略平定大小金川军务的张广泗处死；不久，以“退缩偷安，劳师糜饷”罪名将经略四川军务、曾经最器重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治罪，最后“以其祖遏必隆刀于军前斩之”（一说令自裁）；第二年九月，又向兼管兵部的庆复（佟国维第六子，隆科多之弟）赐白练，命悬梁自尽。金川之役虽然失败，但是因此而一口气处死三位重臣，在有清一代也极为罕见。乾隆十三年前，对于全国等待秋决的死刑犯，乾隆尽量予以宽减。十三年后则一反常态，对死刑犯大批勾决，对犯贪污罪的官吏（很多原本未判死刑）一个不留、尽皆处死。乾隆十四年，被处死的官员级别和数量都创造了有清一代的最高纪录。
一场场巨大的风暴接连席卷政坛。有史学家评论说：“乾隆十三年、十四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
国家接连发生大事，张廷玉毕竟知趣，没有再提出辞职。但皇帝也没饶过他，一年间给了好几个处分。十三年九月初八，张廷玉将奉旨编纂的《皇清文颖》进呈御览，结果被皇帝指出许多低级错误。乾隆一怒将“总裁官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并编校人等，著交部议处”，最后对张廷玉“销去纪录一次”（取消一次考核成绩）。十月二十日，因为翰林院撰拟孝贤皇后冬至祭文内有“泉台”字样，乾隆认为这两个字，只可用于常人，不可加之皇后之尊，因而斥责：“大学士张廷玉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谨之义”，命将“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各罚本俸一年”。十月三十日，以办理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续参赵州知府樊广德亏空事出现错误，乾隆下旨将“张廷玉、来保、陈大受交部查议”，最后给了张廷玉“降二级”的处分。
总之，这一年的乾隆皇帝，心情很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大臣们动辄得咎，一个个缄口禁言、小心做事，免触霉头。张廷玉虽然没有再提出辞职，但对政坛风气的骤变，他不可能无感于怀，去国还乡、远走避祸之心日甚一日。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初四，皇帝召见军机。或许因新春甫至，皇帝心情大好，他关切地询问张廷玉的年龄，“见其容貌少觉清减，深为不忍”，嘱咐他今后“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即可，“温语缠绵，保护曲至”，但依然认为“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里，谊所不可。……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也。……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
在这一天颁发给张廷玉的谕旨中，还有几句话颇堪玩味。一句是“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传，尚当珍惜爱护，况大学士自皇考时倚任纶扉，历有年所。”还有一句是：“福履所钟，允为国家祥瑞。”简言之，在此时此刻皇帝的心目中，张廷玉这位耆宿老臣，不过就是一尊老古董，摆设而已。
正月初五，皇帝亲书御制诗一首赐给张廷玉。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
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
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
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中，皇帝告诫张廷玉，为臣的天职在于任劳任怨，决不可倚老邀功，因为皇帝已经“体恤频”矣；然后勉励张廷玉要学文彦博、郭子仪那样忠荩为国；最后提醒张廷玉“应知劝”，不要总想着出东门坐车回老家，但看“勖兹百尔”四字，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了。
无奈，当局者迷，张廷玉已经铁了心，一定要走。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归心极炽，觉得“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因此，特为派人去看望张廷玉，将这番话告诉他，听他自行抉择。
“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此句暗含玄机，意思就是，朕对你是厚道的、依依不舍的，如果你一定要走，那就是你做臣子的对君父薄情寡义。果然，日后乾隆拿这句话作了不少文章。
若在往年，以张廷玉毕生功业，这点文字游戏他一眼即可看穿。无奈，此时的张廷玉已经不管不顾了，你只要放我走就行。他喜出望外地向皇帝回奏：“仰蒙体恤垂询，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因为其时已有计划，皇帝将于乾隆十六年南巡，所以有后年迎驾之语。乾隆见张廷玉去意已决，也就不再强留，并优诏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且伯爵“仍着带于本身”。皇帝允诺：“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并期待十年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诗曰：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
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
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
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一）
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
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
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
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 （其二）
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
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
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
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其三）
诗中多为表达惜别之情，替张廷玉憧憬田园生活，甚至还流露一点羡慕之意，然亦告诫张廷玉要知道感恩。不管怎么说，乾隆总算大开“东门”，任张廷玉借“祖道轮”飞驰还乡了。
行文至此，不由逼出一问：在张廷玉辞归这件并不违情理的事情上，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再三挽留（实则是阻挠）？遍查资料，读到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先生的一篇文字。论及此事，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因为张廷玉掌握大量机密，其中包括世祖得位内幕、世祖诛杀黜罚诸兄的内幕、《大义觉迷录》的内幕（高阳认为此书极有可能系张廷玉执笔）、甚至于乾隆自己身世的内幕（高阳及部分史学家坚持认为乾隆系世宗宠幸李姓宫女后所生，有一半汉族血统），还有大量不足为外人道的宫廷秘辛，恐其归隐林下后，不慎泄露天机，所以不欲其远离京畿。亦可成一说。
无论如何，张廷玉大愿将成、解脱有望了。然而，很快，事情再生波折。这次，是张廷玉自己节外生枝、自取其辱。
大喜过后，张廷玉蓦然想起皇帝说过的一句话：“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那么，如果归田终老，是不是就不能再当从祀元臣了？这可所关非细！呕心沥血一辈子，才换来个配享太庙的殊荣恩典，岂可得而复失？！思虑及此，张廷玉顿时大上心事。伴君十三年（若从当师傅算起则又更久），张廷玉了解乾隆皇帝，翻云覆雨，手腕狠辣，倘若他不肯执行皇考遗命，谁也拿他没办法。曾静一案，本来世宗宣谕不杀曾静，令其戴罪立功、四处宣讲《大义觉迷录》。然而乾隆一上台，就使出雷霆手段，凌迟曾静，禁绝《大义觉迷录》，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张廷玉不能不引以为戒。恰巧，就在这段时间，大学士史贻直上疏，说张廷玉并无功德，不应配享。张廷玉闻知此事，愈发五内如焚，几十年的克己复礼、淡泊明志轰然化作一股轻烟，他再不是那个持正养气、清高自许、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端穆君子了。他匆忙进宫面谒皇帝，奏言：“前蒙世宗宪皇帝逾格隆恩，遗命配享太庙，上年有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之谕，恐身后不得蒙荣，外间亦有此议论。”然后“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要求皇帝写个字据。说实话，此举迹近要挟，而且满含着对皇帝的不信任，已有“欺君”之嫌。但乾隆这次很大气，虽然十分不悦，还是勉从所请，“上特颁谕旨，并赐诗以安其心”（亦有文献记曰“赐诗为券”）。诗曰：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遗诏唯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这是一首寓意颇深的诗。诗中重申，对雍正遗命，“唯钦此”，不会不予遵行。“去国余思或过之”，是说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接下来，口气变了。“可例青田原侑庙”，是说可援用刘伯温休致之后依然从祀的典故，准许张廷玉先退休回乡、死后再配享太庙；然而，“漫愁郑国竟摧碑”，就是威胁的语气了，是说我亦可援用唐太宗先给魏征立碑复又毁掉的先例，不履行让你进太庙的承诺，进了亦不妨撤出。最后两句有点发牢骚，意谓我不敢比尧舜，你也别以为自己是皋契那样的贤臣，走着瞧吧，且看历史怎么评论。
郑国摧碑的说法，绝非虚张声势。四年前鄂尔泰病逝，乾隆遵世宗遗命，将其配享太庙，并入祀京师贤良祠。然而到了乾隆二十年，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案发，乾隆一怒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虽碍于世宗遗命、未撤其配享，但至少说明乾隆是善于找后账、不理“盖棺定论”之说的。对于死于首辅任上、且身为满人的鄂尔泰尚能如此，那么对待先休致、后从祀，且非满人的张廷玉，他更做得出来。
张廷玉不可能看不懂这首诗，但他居然选择了无视。反正一纸承诺到手了，赶紧做倦鸟归笼的准备。“乐”令智昏中，他犯下了又一个绝大的错误，彻底激怒了乾隆。收到皇帝亲赐的谕旨、御制诗，按规矩必须具折谢恩。折子张廷玉倒是写了，可是，他昏了头，如此重大的事件，居然不亲诣宫门谢恩，而是让他的儿子若澄代劳——若澄也是糊涂！多年后，张廷玉的学生汪由敦为老师撰写墓志铭时说，“翌日，公当入谢，适大风畏寒，恃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齎折奏谢”，不过是曲为圆解罢了。
张廷玉的昏悖无礼，让怒气郁积已久的乾隆皇帝终于爆发了。他马上让军机大臣传旨申斥，令张廷玉“明白回奏”。正在军机处当值的汪由敦闻讯大惊，连连叩头为老师求情，乾隆不予理睬。汪由敦于情与法左右为难，最终还是不忍负师生之谊，违纪将消息泄露给了张廷玉。张廷玉这才知道惹了大祸，慌忙于翌日清晨进宫跪叩请罪——这又是一个昏招，连汪由敦也卖了出去。乾隆马上抓住这根小辫子，大做文章，洋洋洒洒写下数千言的上谕。其文曰：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皇帝已经发了怒，而且张廷玉所做作为确系荒诞，所以一时间诸臣群情激奋，竞相指责张廷玉、汪由敦师生，尤其是鄂党，攻讦尤峻。最后形成廷议：张廷玉不得配享太庙，并革去大学士职衔和伯爵，留京待罪。看到自己已经完全占领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乾隆反倒故意显示所谓仁慈的一面了，他下令仍许张廷玉以大学士衔休致，明春回乡，身后仍准配享太庙，只是削去了伯爵。汪由敦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令在尚书任上赎罪。以后，汪由敦虽仍得任用，但至死未能再任大学士之职。
这场风波，张廷玉老脸丢尽，好在总算有惊无险。他学乖了些，整个冬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心等待开春，运河冰开之日，再向皇帝请旨辞行。然而，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地，真如鬼使神差一般，他又犯了个大错误。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皇长子定安王薨。这个定安王，就是前文提到的，因为在皇后葬礼上面无戚容、礼数不周而遭父皇痛责的大阿哥永璜。或许因此受到惊吓，两年后永璜就死了，年仅22岁。乾隆又心疼又内疚，丧礼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乾隆改为五日，且于初奠时亲临奠酒。可谁也没有料到，永璜初祭刚过，葬礼还远未结束，步履蹒跚的张廷玉又急不可耐地谒见皇帝，还是那句话：请旨还乡！
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难道此时此刻的张廷玉完全丧失理智、疯了不成？难道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澄抑或其家人亦不通情理？难道张廷玉身边没有三五清客相公？怎么就不加劝谏，任由老爷子胡闹呢？
张廷玉此番完全不可理喻之举，精准地触到了霉头。皇帝出离愤怒，新账旧账一起算，发上谕责备道：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谈到此前不准张廷玉回籍，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此外，上谕中还说：
刘基在明，原系从龙之佐，有帷幄之功，而当时配享尚不免有訾议，今张廷玉自问，果较刘基何若乎?
接着，他下令将此旨并大清此前配享诸臣名单一同交给张廷玉阅看，让他自加忖量，能否与配享诸臣比肩并列？“应配享，不应配享，自行具折回奏。”
至此，张廷玉方始清醒起来，知道自己已然铸成大错！配享太庙，俎豆千秋的梦该醒了，现在是保住身家性命要紧。他马上具折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事已至此，乾隆也不再客气。他把张廷玉的奏折下群臣廷议，然后“采纳谏议”，罢免了张廷玉身后配享太庙的资格。但仍留有一线宽容，并未治其罪，仍准以大学士原官致仕。
可怜张廷玉，年届八旬的三朝老臣，数十年如一日修性养气，却被“配享太庙”四个字弄得心智大乱、斯文扫地。在受够了精神折磨和尊严羞辱后，终于还是带着无尽的懊悔、羞愧和遗憾，灰溜溜地回到了桐城老家。告老还乡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然复有何乐可言？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回到老家的张廷玉，惊魂甫定，还不到半年，又一场祸事降临了。
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卖生童，被人参劾后，罢官回籍，船行至巴东，投水自尽。乾隆令严加调查，结果除查清了朱荃及其弟弟朱英不法行迹及贿卖所得，又察出朱荃原为吕留良、严鸿逵文字狱大案中获罪之人。诸罪齐发，朱荃劣迹累累，赃私狼藉，“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
这个朱荃，正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等人都先后举荐、包庇过朱荃。
乾隆再度震怒。他本对张廷玉就耿耿于怀，朱荃一案正好又给他以把柄。他怒责张廷玉说：“公然与(朱荃)为姻亲，是诚何心?而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忘记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今既经准其回籍，着交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随后又将张廷玉罚款一万五千两，追缴从前赐给的御笔、书籍及一切官物，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均为包庇朱荃获罪。兴师动众，严追严查，大有穷治张党之势。
乾隆派去追缴赏赍各件的，是内务府大臣德保。德保到了桐城，竟然抄了张廷玉的家。此举极有可能出自乾隆密旨授意，要看看张廷玉家里有无不该有的东西。结果是一无所获。后来皇帝发上谕说是德保弄错了，并将张廷玉家产发还，然而对德保并无一毫处分。此事深可玩味。
张廷玉到此地步，更复何说?他具折上奏，服罪，谢恩。吏部议奏：“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上谕宽免，但痛斥一顿：
张廷玉身荷三朝厚恩，罕有伦比，且膺配享太庙之旷典，宜何如感激报效，以尽匪懈之谊。即年已衰惫，亦当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复行己私，但思归荣乡里。于君臣大义，遂恝然置之不问。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是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情罪实属重大，即褫其官爵，加以严谴，亦不为过。至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伊反为其小焉者矣。既经罚锾，且令追缴恩诺物件，已足示惩。若又如该部所议，革职治罪，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至此，张廷玉及其党羽被彻底打倒，乾隆在打击前朝勋臣和整治朋党方面，宣告完全胜利。
在乡间度过了最后五年虽称闲散实则无限苦闷、愧恨的退休生活后，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病逝，享年83岁。乾隆又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过失，令仍配享太庙。他说，张廷玉“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酬奖勤劳之盛典。”赐祭葬如例，谥“文和”。张廷玉终于赢得死后哀荣，如愿以偿进入了庄严肃穆的太庙。可惜，他已经一瞑不视，长眠于故乡龙眠山，什么都不知道了。
高阳先生说：“乾隆之为君也，英察有余、仁厚不足。对张廷玉的处置，迹近精神虐待。张廷玉想荣归故里，欢度余年，而求荣反辱，里居则不测之祸迭起。乾隆是有意报复，要让张廷玉觉悟，早知如此，不如留在京里，安富尊荣为得计。乾隆一生行事，类此刻薄之处，不一而足。”此话固然有理，然而，细察乾隆所作所为，虽欠厚道，总算事理昭然，似无可厚为指摘之处。倒是张廷玉自己，进退失据，方寸大乱，终致自取其辱、险罹大祸，三朝元老、数十年令名毁于一旦。“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张廷玉若一心求退，则身后荣辱何必萦绕心怀；若顾念配享，则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奈何瞻前顾后、贪心不足，既欲得优游林泉之乐，又不舍永享俎豆之荣，正如乾隆所说，“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最后求荣反辱，凄凉谢世。其事其情，具足为后人且叹且戒。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年已七旬的老皇帝又想起了他的这些老臣，在《怀旧诗》中品评功过，张廷玉被列为五阁臣之一。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
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
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述旨信无二，万言倾刻成。
善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
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
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
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
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
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
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
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
后原与配食，遗训改或更?
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
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在诗注中，乾隆说：“廷玉卒于家，余仍遵皇考遗诏行，而彼时不得不示以惩戒，固亦瑕谕不能相掩也……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
张廷玉于泉下做何感想，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暮年的张廷玉修订自己的年谱，写到乾隆十四年便戛然而止。此后那些屈辱的岁月、不堪的经历，他不知该从何措笔，或许，宁愿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
二稿
太庙是皇帝祭祖的地方。太庙中供奉的，除了本朝历代帝、后，还有生前勋业卓著的宗室、名臣，他们陪伴扈从着旧主，也享受后代皇家的供奉，这就叫“配享太庙”。毫无疑问，“配享太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殊荣，是多少为人臣子者不敢奢望的美事。有清一代，得配享太庙者不过二十来人，其中张廷玉最为特殊，因为他是唯一的汉臣。
然而，张廷玉的从祀之路走得极为艰难，所谓的无上荣耀却成为他晚年最大的梦魇，其中的曲折坎坷，令人每生浩叹。
康熙十一年（1672）九月，张廷玉生于京师，其父是备受圣祖赏识的大学士张英。虽出身名门，但张廷玉还是走了读书仕进的正途，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考取进士。在康熙朝，张廷玉逐步崭露头角，仕途走得比较顺利，康熙末年擢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圣祖崩逝，胤禛登极。刚刚五十岁、年富力强的张廷玉迎来了人生的辉煌时期。从礼部尚书到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从太子太保到翰林院掌院学士，从文渊阁大学士到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逐步跻身相位。雍正七年（1729）设军机处，张廷玉列怡亲王允祥后，奉旨拟定各项章程，并在允祥去世后一度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可以说，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对张廷玉的宠任，远超康熙之对张英，爱新觉罗家族和桐城张氏家族，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到了胤禛和张廷玉这里，达到了水乳交融、无以复加的程度。《清稗类钞》说：“雍正时，满、汉大臣执政权而始终宠任者，汉人则张文和公廷玉，满人则鄂文端公尔泰。”
世宗待人不免刻薄，但对张廷玉却极为优礼眷顾，不仅特别假以辞色，“天颜温霁，慰谕缠绵”，且褒奖之词时逾常格。张廷玉年谱（自订）记载：雍正八年，皇帝曾称他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雍正十一年，皇帝写信给他，说两个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啸亭杂录》记载：“张文和尝小疾，及病痊后，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众争来问安，上笑曰：'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其优待也如此。”除了精神褒奖，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酬庸。对张廷玉，雍正简直慷慨极了。一是加官，职务越封越高。二是晋爵，封“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三是赏赐，《清稗类钞》记载：“世宗朝，张文和公在政府，十数年间，六赐帑金，每赐辄以万计。屡恳辞，上谕云：'汝父清白传家，汝遵守家训，屏绝馈遗。朕不忍令汝以家事萦心也。文和归，遂以赐金名其园。”除了赏钱，雍正还把一座本银三万五千两的当铺和位于圆明园附近的澄怀园赏给张廷玉，廷玉因此自号“澄怀主人”。赏赐这么多，皇帝仍意犹不足。《清史稿》记载：雍正十一年，上命“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且“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人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以追尊其父的方式奖掖其子，替张廷玉“光宗耀祖”，真正是皇恩浩荡、无以复加。
留下“配享太庙”的遗命和允诺，雍正圆满完成了和张廷玉的这段君臣恩遇，鄭重地将张廷玉等一批老臣交付给继任者——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张廷玉等前朝老臣还是比较礼遇和重用的。他奉大行皇帝遗命，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为辅政大臣，由于四人恳辞，遂改称“总理事务王大臣”。乾隆元年（1736），张廷玉再次被任命为皇子师傅，仍兼管翰林院事。新皇宠信张廷玉似乎并不亚于先帝，对张廷玉示以嘉许、倚重、温恤的言行不胜枚举，君臣关系一如前朝那般融洽。乾隆经常让张廷玉留宿禁掖，每逢巡幸总命他留京总理事务，还多次委以典试科举、考荐官员的重任。乾隆还为张廷玉晋升爵位，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且强调：“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眼看张廷玉年纪大了，皇帝特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乾隆十一年（1746），张廷玉的长子若霭扈从皇帝西巡，途中感染风寒，回来就死了。乾隆为了体恤老年丧子的张廷玉，也怜他实在年高体迈（“入内廷须扶掖”），便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入值南书房，既是一种安慰，也便于就近照顾。
看起来，圣眷优隆，似乎一派祥和之气。然而，就在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张廷玉正式向皇帝提出了致仕的请求。
为什么要退休？也许首先是因为他太老了。这一年的张廷玉已逾七十六岁高龄，须发皓白，老态龙钟，已经无法再从容应对艰巨浩繁的中枢政务。实际上，几年来他已经渐渐辞去了很多兼差，并且多次委托同僚向皇帝委婉代陈致仕的念头。
一位已望八旬的老臣“乞骸骨”，请求退休，于情于理都应予恩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乾隆拒绝了。
乾隆十三年正月二十九，张廷玉向皇帝“沥陈年力衰迈，实难供职，恳求解退，以免陨越”，陈奏时“免冠叩首者再，雪涕陈情”。然而，“不蒙俞允”“蒙恩慰留”。为了挽留张廷玉，乾隆“特颁谕旨千言，往复谆至。次日，临轩广集诸臣，又申谕命”。那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清史稿·张廷玉传》作了如下记载：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于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巨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
张廷玉固执请辞，已经够让乾隆心烦了。孰料，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乾隆十三年，在自矜“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漫长的执政史上，是颇为特殊的一年。或许因为父皇践位仅十三年的缘故，早在登基之初，乾隆就对这个十三年有不好的预感。他后来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果不其然，十三年成了乾隆最不痛快的一年，包括皇后富察氏随驾东巡途中染病去世，大、小金川战役失利等。
国家接连发生大事，张廷玉毕竟知趣，没有再提出辞职。但皇帝也没饶过他，一年间给了好几个处分，如十三年九月初八，张廷玉将奉旨编纂的《皇清文颖》进呈御览，结果被皇帝指出许多低级错误。乾隆一怒将“总裁官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并编校人等，着交部议处”，最后对张廷玉“销去纪录一次”（取消一次考核成绩）。
总之，这一年的乾隆皇帝心情很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大臣们动辄得咎，一个个缄口禁言、小心做事，免触霉头。张廷玉虽然没有再提出辞职，但对政坛风气的骤变，他不可能无感于怀，去国还乡、远走避祸之心日甚一日。
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初四，皇帝召见军机。或许因新春甫至，皇帝心情大好，他关切地询问张廷玉的年龄，“见其容貌少觉清减，深为不忍”，嘱咐他今后“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即可，“温语缠绵，保护曲至”，但依然认为“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里，谊所不可……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良足娱情，原不必以林泉为乐也……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
在这一天颁发给张廷玉的谕旨中，有两句话颇堪玩味。一句是：“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传，尚当珍惜爱护，况大学士自皇考时倚任纶扉，历有年所。”还有一句是：“福履所钟，允为国家祥瑞。”简言之，在此时此刻皇帝的心目中，张廷玉这位耆宿老臣，不过就是一尊老古董，摆设而已。
正月初五，皇帝亲书御制诗一首赐给张廷玉。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
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
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
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中，皇帝告诫张廷玉，为臣的天职在于任劳任怨，绝不可倚老邀功，因为皇帝已经“体恤频”矣;然后勉励张廷玉要学文彦博、郭子仪那样忠荩为国;最后提醒张廷玉“应知劝”，不要总想着出东门坐车回老家，但看“勖兹百尔”四字，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了。无奈，当局者迷，张廷玉已经铁了心，一定要走。
无论如何，张廷玉大愿将成、解脱有望了。然而，很快事情再生波折。这次，是张廷玉自己节外生枝、自取其辱。
大喜过后，张廷玉蓦然想起皇帝说过的一句话：“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那么，如果归田终老，是不是就不能再当从祀元臣了？这可所关非细！他匆忙进宫面谒皇帝，奏言：“前蒙世宗宪皇帝逾格隆恩，遗命配享太庙，上年有'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之谕，恐身后不得蒙荣，外间亦有此议论。”然后“免冠叩首，乞上一辞以为券”，要求皇帝写个字据。说实话，此举几近要挟，而且满含着对皇帝的不信任，已有“欺君”之嫌。但乾隆这次很大气，虽然十分不悦，还是勉从所请，“上特颁谕旨，并赐诗以安其心”（亦有文献记曰“赐诗为券”）。诗曰：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遺诏唯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这是一首寓意颇深的诗。诗中重申，对雍正遗命，“唯钦此”，不会不予遵行。“去国余思或过之”，是说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接下来，口气变了。“可例青田原侑庙”，是说可援用刘伯温休致之后依然从祀的典故，准许张廷玉先退休回乡、死后再配享太庙;然而，“漫愁郑国竟摧碑”，就是威胁的语气了，是说我亦可援用唐太宗先给魏徵立碑复又毁掉的先例，不履行让你进太庙的承诺，进了亦不妨撤出。最后两句有点发牢骚，意谓我不敢比尧、舜，你也别以为自己是皋、契那样的贤臣，走着瞧吧，且看历史怎么评论。
张廷玉不可能看不懂这首诗，但他居然选择了无视。反正一纸承诺到手了，赶紧做倦鸟归笼的准备。“乐”令智昏中，他犯下了又一个绝大的错误，彻底激怒了乾隆。收到皇帝亲赐的谕旨、御制诗，按规矩必须具折谢恩。折子张廷玉倒是写了，可是，他昏了头，如此重大的事件，居然不亲诣宫门谢恩，而是让他的儿子若澄代劳——若澄也是糊涂！多年后，张廷玉的学生汪由敦为老师撰写墓志铭时说，“翌日，公当入谢，适大风，畏寒，恃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赍折奏谢”，不过是曲为圆解罢了。
张廷玉的昏悖无礼，让怒气郁积已久的乾隆皇帝终于爆发了。他马上让军机大臣传旨申斥，令张廷玉“明白回奏”。正在军机处当值的汪由敦闻讯大惊，连连叩头为老师求情，乾隆不予理睬。汪由敦于情与法左右为难，最终还是不忍负师生之谊，违纪将消息泄露给了张廷玉。张廷玉这才知道惹了大祸，慌忙于翌日清晨进宫跪叩请罪——这又是一个昏着，连汪由敦也卖了出去。乾隆马上抓住这根小辫子，大做文章，洋洋洒洒写下数千言的上谕。其文曰：“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比？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皇帝已经发了怒，而且张廷玉所作所为确系荒诞，所以一时间诸臣群情激奋，竞相指责张廷玉、汪由敦师生，尤其是鄂党攻讦尤峻。最后形成廷议：张廷玉不得配享太庙，并革去大学士职衔和伯爵，留京待罪。看到自己已经完全占领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乾隆反倒故意显示所谓仁慈的一面了，他下令仍许张廷玉以大学士衔休致，明春回乡，身后仍准配享太庙，只是削去了伯爵。汪由敦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令在尚书任上赎罪。以后，汪由敦虽仍得任用，但至死未能再任大学士之职。
这场风波，张廷玉老脸丢尽，好在总算有惊无险。他学乖了些，整个冬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心等待开春运河冰开之日，再向皇帝请旨辞行。然而，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地，真如鬼使神差一般，他又办了件荒唐事。
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皇长子定安王薨。这个定安王，就是因为在皇后葬礼上面无戚容、礼数不周而遭父皇痛责的大阿哥永璜。或许因此受到惊吓，两年后永璜就死了，年仅二十二岁。乾隆又心疼又内疚，丧礼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乾隆改为五日，且于初奠时亲临奠酒。可谁也没有料到，永璜初祭刚过，步履蹒跚的张廷玉又急不可耐地谒见皇帝，还是那句话：请旨还乡！
这真是匪夷所思。难道此时此刻的张廷玉完全丧失理智、疯了不成？难道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澄抑或其家人亦不通情理？难道张廷玉身边没有三五清客相公？怎么就不加劝谏，任由老爷子胡闹呢？
张廷玉此番完全不可理喻之举，精准地触到了霉头。皇帝出离愤怒，新账旧账一起算，发上谕责备道：“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称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所以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其子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起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皇长子定安亲王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
此外，上谕中还说：“刘基在明，原系从龙之佐，有帷幄之功，而当时配享尚不免訾议，今张廷玉自问，果较刘基何若乎？”
接着，他下令将此旨并大清此前配享诸臣名单一同交给张廷玉阅看，让他自加忖量，能否与配享诸臣比肩并列？“应配享，不应配享，自行具折回奏。”
至此，张廷玉方始清醒起来，知道自己已然铸成大错！配享太庙俎豆千秋的梦该醒了，现在是保住身家性命要紧。他马上具折请罪：“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愆咎自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事已至此，乾隆也不再客气。他把张廷玉的奏折下发群臣廷议，然后“采纳谏议”，罢免了张廷玉身后配享太庙的资格。但仍留有一线宽容，并未治其罪，仍准以大学士原官致仕。
可怜张廷玉，年届八旬的三朝老臣，数十年如一日修性养气，却被“配享太庙”四个字弄得心智大乱、斯文扫地。在受够了精神折磨和尊严羞辱后，终于还是带着无尽的懊悔、羞愧和遗憾，灰溜溜地回到了桐城老家。告老还乡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然复有何乐可言？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回到老家的张廷玉惊魂甫定，还不到半年，又一场祸事降临了。
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卖生童，被人参劾后，罢官回籍，船行至巴东，投水自尽。乾隆令严加调查，结果除查清朱荃及其弟弟朱英不法行迹及贿卖所得，又查出朱荃原为吕留良、严鸿逵文字狱大案中获罪之人。诸罪齐发，朱荃劣迹累累，赃私狼藉，“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
这个朱荃正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等人都先后举荐、包庇过朱荃。
乾隆再度震怒。他本对张廷玉就耿耿于怀，朱荃一案正好又给他以把柄。他怒责张廷玉说：“公然与（朱荃）为姻亲，是诚何心？……而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负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今既经准其回籍，着交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随后又将张廷玉罚款一万五千两，追缴从前赐给的御笔、书籍及一切官物，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交部查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均为包庇朱荃获罪。兴师动众，严追严查，大有穷治张党之势。
乾隆派去追缴赏赍各件的，是内务府大臣德保。德保到了桐城，竟然抄了张廷玉的家。此举极有可能出自乾隆密旨授意，要看看张廷玉家里有无不该有的东西。结果是一无所获。后来皇帝发上谕说是德保弄错了，并将张廷玉家产发还，然而对德保并无一毫处分。此事深可玩味。
张廷玉到此地步，更复何说？他具折上奏，服罪，谢恩。吏部议奏：“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上谕宽免，但痛斥一顿：“张廷玉身荷三朝厚恩，罕有伦比，且膺配享太庙之旷典，宜何如感激报效，以尽匪懈之谊。即年已衰惫，亦当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复行己私，但思归荣乡里。于君臣大义，遂恝然置之不问。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是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情罪实属重大，即褫其官爵，加以嚴谴，亦不为过。至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伊反为其小焉者矣。既经罚锾，且令追缴恩赐物件，已足示惩。若又如该部所议，革职治罪，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至此，张廷玉及其党羽被彻底打倒，乾隆在打击前朝勋臣和整治朋党方面，宣告完全胜利。
在乡间度过最后五年虽称闲散实则无限苦闷、愧恨的退休生活后，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张廷玉病逝，享年八十三岁。乾隆又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过失，令仍配享太庙。他说，张廷玉“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酬奖勤劳之盛典”。赐祭葬如例，谥“文和”。张廷玉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庄严肃穆的太庙。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