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2023年第一期刊载本文
汪曾祺.施松卿夫妇1992年夏在河北正定 汪朝,汪朗提供
久慕汪曾祺先生的文采，不只是从 80 年代初读《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岁寒三友》等珠玑篇什，领略如出窖陈年佳酿的淳厚美韵而痴迷，其实70年代我在东北某文工团挂职编剧抄写幻灯片唱词时，就十分向往出自他笔下的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的大段导板抒情：“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远望着沙家浜云遮雾障，湖面上怎不见帆过船航？”而当汪曾祺的小说新作如泉涌动时，我正在福建师范大学读研，研究现代文学中以沈从文、萧红为代表的乡土抒情小说，想到沈先生已是八旬老人拜访难，而汪曾祺是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执教时的高足，又读见其传承出新的功力与论说，就曾到京寻访汪曾祺。我找到北京京剧团剧场和该团所称参加笔会的会址，两访皆不遇，怅然而归。
初访先生
1988年，我回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40年代作家小说创作成为我的关注对象。从中文系老师那里，我辗转查得了汪宅地址，决意再度寻访汪曾祺先生。 1990年5月8日午后，我从京西北的燕园出发，独自骑单车 径直到城东南的蒲黄榆，拜访慕名已久的汪曾祺先生。三点多终于寻到了一座普通单元楼里的汪宅。当我不无忐忑地敲门（并无人提前为我介绍）、自报家门进屋，即见到了先生，一眼感觉到他 明亮的目光里透着精神，身材壮实，脸膛略显黧黑，不怎么微笑，问候对话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质朴而深沉。我心里渐渐放松，说明个人作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正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70年来在文化内涵、审美形态上的演变，想就40年代一些被忽略或近于遗忘的文学现象，向作为那个年代初开始创作的文坛前辈请益，请先生纵横漫谈。先生听了我自报家门和来意后，并无客套当即欣然应允，请我到小书房里坐下，施师母给我端来一杯茶。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先生坐在我的对面点燃香烟，仔细听完我提的一串问题，最后一句是“想从小说美学的角度探讨这一发展轨迹”，他没有留空，很自然地接过话头就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重视的。”于是就从容地聊了起来（后读先生多篇小说论，可知他对此久有思索）。
先生对我毫不见外，敞开话语思路，让我听到一位标志性作家亲历半世纪文学的酣畅评说。谈话从对徐訏写作的肯定开始（认为徐訏文笔流利清秀，强调传奇性故事性，写得很快很多），并区分徐訏的文才和无名氏的“伪浪漫主义”、辨识“伪现代”（认为无名氏变本加厉追求离奇）。先生接着深谈对张爱玲创作的见解，称其是“惜墨如金、简练到超乎平常，又恰到好处的文字家”。他认为，张爱玲和徐訏等流行作家有着人生悲欢离合命运的感受，但还不像是大作家莎士比亚、乔叟那样深刻的命运感，总的来说还少一点深刻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界称张爱玲为一流大作家评价未免太高，但又肯定她经历了大的变故磨难、有沧桑感，指出她独具“一种表现出相当的机智的难得英国式俏皮、是所有女作家里普遍缺少的”，为作家独到之评也。
先生认为，“40 年代有一些作家作品，后来被遗忘或忽视，且数量不少，长期以来研究评价不够公平”。他着重谈以张恨水等人（在平津写作）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创作，肯定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落霞孤鹜》和陈恨雨的《陋巷斜阳》[1] 都写得好，指出他们创作产量很大，写众生相，不媚上，不宣扬不好的东西（也谈不上什么哲学意识），就写普通市民，爱憎鲜明，带着人道主义思想，和当时报纸上低级的“方块小说” 应区分开来。还有如上海的周瘦鹃，能兼办七种刊物与副刊，编辑和翻译写作同时源源不断，先生认为以前被简单笼统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一群作家，所写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覆盖南北都市报刊，虽多是旧文人，实则不少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精于诗词歌赋、戏曲和民间文艺）、又多通外语，其多样写作的能力是只擅长写外国风格作品者所不及的。先生认为可将前述徐訏、张爱玲等和后述张恨水、周瘦鹃等概称“流行作家”，并提及当年重庆的《新华日报》曾为张恨水发专版祝寿，茅 盾也曾发文赞扬张恨水为“中国的狄更司”。先生呼吁，这些作家不应被忘记、应予以正确的评价。
此前的访者找先生大都是谈他 的个人创作，这次访谈则密切互动， 让先生重返当年的文学时空，那是一次探求新文学真面目的一段山回路转的沟通，先生对现代文学明晰透彻的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在访谈即将收官时，先生却如孙大圣一般忽地跳出圈外，对我说：“这只是个人闲聊，记录不要发表，不要在论文中引用哦！” 这嘱咐顿时让我心中一阵叫苦！转 念一想，先生要求不公开发表引用， 应是想到避免公开评论隔海同代名家吧（当时张爱玲尚健在）。于是遵嘱，访谈记录只给我的两位导师看过，不作发表之想。对这一难得的40年代文学一席谈，我真的如某学者所说，“放置20年再拿出来”了。然则多年后回首，深度的灵泉交汇，依然在山径下淙淙作响，或许还在滋润催发文学生命之花吧。
1990年初访汪曾祺时的本文作者
且说《溥仪和“家”》
1990年5月那次初访之后，我曾以为可能与先生和师母难得再见面了。实际却并不然。翌年夏季，我结束博士生阶段学习，就职于新创办的中国检察报社（检察日报社），负责编文艺副刊，是年末再兼筹办 “月末版”（杂志型）。我着意向先生约稿，给先生写信、打电话，将所编的专栏文章寄给他请教。
那时，我在报纸副刊和“月末版”上征稿、发布“世纪同代人” 征文启事。1992年1月底，首期刊发的征文文章是作家李文达的《溥仪和“家”》，这也成为我和先生沟通的重要介质。李文达是帮溥仪写成《我的前半生》的执笔者，他在这篇文中写溥仪某周末和他同路返城，路过西直门李父家门、李文达邀溥仪上楼茶歇，李父对这位儿子的同事“老朴同志”热情敬茶款待、 聊叙家常，让溥仪觉得李文达能享有父子温馨亲情、回首羡慕不已；又写溥仪每到李文达在公安部大院宿舍兼写作室串门，见他5岁的小儿坐在门外哼唱、没人搭理，此后必 带糖果给孩子、以孩子的欢笑为莫大快乐，而严肃批评李文达不该无视孩子的精神需求，李文达从而受到震撼，感觉深受教育。——此文得到先生的热情嘉许，编辑部接到先生回复约稿信的来电：“觉得《中国检察报》所登的文章文情并茂，涉法通讯也有人情味，富有新鲜感。” 随即，在编辑部邀集的电话座谈中，先生再次赞许说：“《中国检察报》能够在头版征文栏里登出写'末代皇帝’人情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感到这样一家原先牌子令人敬畏的报纸，是通人情和有历史眼光的，是一般人（读者和作者）都能接受的，可以亲近的。”先生既热情首肯我们的办报路子，更由此主动明确地表示要为我们写稿 [2]。
汪曾祺评点中国检察头版刊载<溥仪和'家'>
先生在当时众多约稿报刊里，慧眼独到地特别激赏本报副刊此文章，既因此文是质朴摹写人性的佳作，又反映出先生对验析人性的效能作为衡量文品高下的文学观。我知道，作为名家，先生是约稿大户，约他散文随笔的最多，约小说则要看他近期有无意向，他重然诺，写作日程是排得很满的。
1992年5月，我惊喜地接到了先生给我们的专稿，并非写人回忆或随笔，而是一组新诗！我不无惊奇地细览先生的新诗稿，秀劲的钢笔字书写在两页稿纸上，是一组明快、隽永，带着新流行歌曲味的纯文学新诗，感觉尤其令人寻味。八九十年代，读者常在散文游记里读到先生富有特色的旧体诗，他的新诗则见得相对少一点。后来知道，其实先生在西南联大时 期连发作品正是以新诗创作为开端的[3]，一两年后转入新小说创作，作品仍多显见鲜明的抒情元素。如今，他选择给我们一组新诗新作，我以为是先生酝酿之后，想要给这块新的文学园地投以更有纯文学味的作品。无疑，优秀新诗的创作比起有新意的散文随笔或旧体诗写作，更富于创新的挑战。先生在文论中说：“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诗人。”[4] 先生重现诗人本色，他的诗作让我们的沟通更进一步加深了。
而在当时，先生的诗稿也给了本报编辑部一个考验：能不能在《中国检察报》上刊登单纯的爱情短歌？先生既嘉勉本报副刊写人性人情文章，新诗作更表现出生命的喜悦、 对美好爱情的礼赞，这都给本报吹来清新的风，引领我们文艺副刊向真善美的目标前行。我和同事将编进汪诗的“月末版”送审，得到报社总编辑肖扬（时由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任总编辑）的支持，审签照发[5]。
汪曾祺书赠原中国检察报副刊编辑杨文利条幅
本报文艺版随后得到了王蒙等作家的嘉许。时任作协副主席王蒙在1992年10月应《海上文坛》记者访谈中称：“现在报纸副刊有的办得超过文学刊物，如《中国检察报》等报的副刊。”[6] 有汪曾祺先生、王蒙等的带动，同时有从维熙、邵燕祥、刘心武、张抗抗、李国文、王朔、丁聪、刘炽等 20 来位作家、文艺家的热情肯定、积极写稿，那时《中国检察报》副刊和“月末版” 为各地检察干部和不少社会读者所钟爱，报纸创办两年多发行量就翻番达五六十万份，终成为政法类头牌报纸。正是众多优秀作家的优质作品，造就了这块文学园地的繁荣。充满生机的文学园地与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我和年轻的同事们时感振奋。此后，因现实生活问题我终向这块文学园地的热心支持者们告别，因我的亲属还远在福建，短期难以调京安顿。我至今记得几位作家在听我道别时难以言说的惋惜之情……
连得赠书
1993年，我受聘回闽参与创办东南电视台，两个月后就带记者到北京采访几位文艺界名家，是想收集报道各方对当季文化界热点事件——10 月下旬深圳将召开中国首次优秀文 稿竞价会的反应。到京后，我先到蒲黄榆看望一年未见的先生和师母（此前的工作调动还未及和二老说）。一见面，先生就从书架上取出《汪曾祺自选集》，为我手书赠言，并告诉我一个大好消息：“我的五卷文集刚在江苏出版，过几天就能送给你一套了。”——真让我喜出望外！先生题赠我的这本自选集，很长时间里是我常随身携带的书，许是因该书里先生的精选作品和解析对照吧，其中的全书“代序”及《桥边小说三篇》“后记”都是重要的创作论。
1993 年，时值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南方谈话”一周年后、改革新潮拍打得影视、出版、文学各界都不甘寂寞，此次深圳文稿竞价会不光接受完成的作品，未完成体文稿（含重要素材、详细剧情梗概）均可应征陈列，平等竞拍。一时之间，众多书刊编辑、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云集鹏城。新事物势头所至，据悉不少作家、创作团队不免心热，而在面对记者电话提问和采访镜头时又多慎言。先生听到我和他说起此事，却很痛快地和我聊了看法，表示可以接受电视采访。两天后，我就带着随行来京的摄像师小周登门作正式采访。先生和聊天一样无拘束地畅谈起来：
现代作家写成的作品文稿、电影剧本也好，作者只要活着，自然会通过投稿或是应约合作，和出版方、制作方协商谈成如何发表使用，我没听说过活着的作家拍卖作品的。作者在世，作品不称其为拍卖。以往国外曾有过作品版权拍卖，那都是作者已去世了，作者也不都是作家，也可能是某方面的名人、传奇人物或是政要，他的遗作（一般也是部分发表过）有引人关注的成分，被推出来进行拍卖；再或者是散佚的版本，甚或是善本，被重新发现、认为是比较珍贵的， 拿出来拍卖。活着的作者，他的文稿、作品怎么能进行拍卖呢？
摄像师小周是个有经验且动作敏捷的记者，见先生这么快进入应答采访状态，就迅速安放话筒。他扛起机器要拍下这个窄小又满满登登的书房空间，见没有凳子，就将话筒放在地上高高摞着的一堆书上，嘴里还说着：“这里很好！”先生看着他，哑然一笑，又接着说下去：
在世作者的作品价值还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接受验证，还没有形成一个既定的标尺。我感觉要搞拍卖交易会的，只能是已故作家、过世了的有关人士的遗留作品和稀有版本，这个范围我看还是要弄清楚。市场经济和文艺创作是两回事情！像现今没有问世的文稿、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怎么能拍卖、交易成交？这个我是搞不明白的，也是不会参与的。
先生说着还举了国外已故名家作品、名人遗作的例子。采访内容充实，后编成新闻专题在东南台播出了。那个时候，像先生这样毫不犹豫地说出反对将文艺创作和市场经济混为一体的鲜明态度，确是颇为少见。先生是一直持这样的观点的：“进入艺术创作时，必须把（卖钱）这些忘掉。”[7]
当时录完采访，小周就先出去找地方编片子了。师母留我坐一会儿。师母早和我认过福州同乡，她穿着中式衣褂，仍让我隐隐地觉得举止像过世不久的家母。先生当即拆开一摞散发着香味的雪白新书，原来就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刚出的《汪曾祺文集》五卷本！先生打开新书逐一为我签名题赠，我近距离看着头发花白的先生在心爱的新书上题签的那一刻，内心止不住翻腾，多年未被认识其创作水平价值的七旬作家汪曾祺，终于有了第一部涵盖大部分创作的文集了！我有幸第一时间获赠，能通读先生接近全貌的小说、散文、戏剧和文论了！
“不改编最好”
记得采访那日，师母关心地问我回闽是否如意、工作能否像在京一样顺心开展？实际上那一段工作的急剧变更、在京与京外文化氛围的强烈反差正令我心绪纷杂，我大略说了些情况，师母深表理解。临别之时，我竟对师母说了句：“我还要卷土重来的。”
此后，我经常通过电话问候二老。1994年春 , 应台湾《联合报》邀请,先生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我们还作了电话访谈。我知道台湾文学界不论观点 派别，都对汪曾祺作品十分敬佩，先生参与的活动都很愉悦、圆满地收官。
当时，我正着意细读先生的小说作品。既在电视台，对作品改编影视剧常存念焉，特别是品读先生书写20世纪上半叶南方城镇各色人等的隽永佳作，对先生笔下栩栩如生的小城普通市民、知识分子的人性美质、可贵情谊击节不已，不禁心生将《岁寒三友》和《鉴赏家》等篇改编电视剧之想，——同时也意识到这改编再创作的挑战会很大。
1994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差，恰好遇到史建全，他是和我1988年在《撞击世纪之门》电视剧组相识、后在报社共过事的老朋友，说正要找我带他去拜访先生，谈改编先生作品拍电影的事宜。此时的史建全已专做影视编剧，担任过电视剧《无悔追踪》的执笔编剧，他曾在《中国检察报》文艺部做过一年多美编，正是在那时得知的“汪曾祺”的名字。史建全本是花市大街的老北京人，又参与过多部京味市民剧的拍摄，此次受《北京青年报》之托，想找汪曾祺先生商谈授权将其小说《岁寒三友》改编拍摄故事片。我一听他们的意图和我的 想法正好有不少重合之处，又都认为这样的改编，先和作家请益、磋商再创作的路子最为关键。既然想法相通，如能共同参与，似应有合作空间。于是，我就打电话和先生、师母预约好，带史建全一起上蒲黄榆汪宅登门拜访。
师母看到跟着我后面进来的是个留着大把卷曲络腮胡子的人，笑道 ：“你带了一位小卡斯特罗来了啊！”先生欣赏地看着史建全的美髯须，却说：“卡斯特罗胡子哪有他漂亮？”又微微喟叹：“卡斯特罗也老了哦！”史建全一下放松了不少。我俩说明了来意，先生“噢”了一声，没看出表示可否，点起香烟细听。史建全详说想象中改编《岁寒三友》 的写实风格再创作，后来说到他们北青同事商量着，《大淖记事》等小说感觉内容也可以融合一些进来，充实南方生活背景。先生听了马上不以为然地说：“那些哪能是一回事？”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大淖记事》等写的是水乡人物风情，格调与《岁寒 三友》并不相同。关于主创，史建全提了他们想到的导演候选人：儿影厂的某导演、北影厂的某导演，等等，都是能拍好写实风格大片的，态度严谨、细致……先生只是抽烟不语。我看出先生似乎并不怎么认同史建全说的，感觉应是对作品艺术路子的理解有差异，就提示说：“我觉得这篇作品并不等于是现实生活纪实的表现，很明显当今是不会有'岁寒三友’那样的人物了！”
先生马上接了我的话头，肯定地说 ：“以前也没有！”史建全听了愣了一愣，似乎有点明白，但又没完全理解。先生的话我接着想了很久。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不能把他的这些作品看作是历史或现实写真，而是寄托人格理想的抒情之作。为避免各说各话，我直接问先生：“您觉得如果要改编您的作品来拍故事片，应该选哪位导演更合适呢？”
先生向烟灰缸掐灭烟头、戏谑又平静地说：“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
我和史建全相视而笑。先生对世界电影的关注和了解让我们既惊讶又佩服。年前因执导《辛德勒的名单》而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斯皮尔伯格大导演，创作的力度令当代电影人折服。我理解先生这么说的意思应该是，目前国内尚无能胜任将 这样的小说成功改编、拍摄故事片的导演，就无须海选了。
史建全似乎还没想到这一层，或是不甘于收兵，又转到作品篇目 选择、讨论不同改编方法的可行性，还是保持兴致勃勃地接着说了一会儿。先生都没有接话，史建全看来有点不好收住了，我于是再次插入、直截地问 ：“您觉得改编哪一篇、怎么来拍才好呢？”
先生没有迟疑，坦率地回答：“我看不改编最好。”这下我和史建全都 “顿悟”地笑了。我们告辞出了汪家，夜已很深，一边走我一边在回味先生说他的小城平民抒情性小说“不改编最好”的话，史建全则兴奋地用手机和北青同事滔滔不绝地聊着先生有意思的对话段子。史建全负命而来，却并不因终被先生谢绝而扫兴，分手前一直兴味盎然地和我议 论着先生的话语风格，连连称道“汪曾祺才是真正的知识者、艺术家”。
坦诚生动的谈话过程，先生既率性又深隽的言说，后来终于让我领悟了身兼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汪曾祺，对自己精心经营的抒情风格小说改编电影所持慎重不苟同的态度。——而我真正完全理解到这一层，是在十几年以后我读到先生和他托付文事的乡友陆建华的通信集以后。（见注8《私信中的汪曾祺》）
“黄菊重开陶令花”
让我不能忘怀的是，1995、1996年间我在闽省电视台先是投入在大江南北策划创作历史纪录片事务，继之忙于到省内外各地拍片、采访，竟然未顾及问候先生与师母。期间有两位重回北大的同乡学弟遇到时说，前不久去过先生家，师母特地问起：“你们说张国祯还能调回北京工作吗？”想不到我那次一时放言，竟让老人家如此惦记！不由心里一阵牵动，只是暗自动容。先生1997年5月突发急症、救治不及，猝然离世，那一段我竟然毫无所知。很久后的一个夜晚，我在电视台大楼加班结束，夜阑人静，忽然想起要给师母打个电话问候，先生家座机电话里幽幽响起的年轻女声惊奇地问我是谁，随后告知：家母自父亲去世后一直在病床上不大清醒，几天前刚刚辞世……
静默幽远中，我向淳厚的汪曾祺先生和慈祥的施松卿师母深致哀思。1999年秋我再度返京工作，工作内容和文学的关联似乎更少了，而先生和师母均不可再访矣……
又过了十年，我退休后重新通读《汪曾祺文集》汪洋恣肆的作品，这一轮着力深读更多、收获甚丰的是汪记散文，及小说创作论和文化论。在这样的文学长卷中，根植深厚、融入现代文化的文学艺术家汪曾祺形象在我心中再度升起。
2013年秋季起，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今南京传媒学院）讲现代文学专题课，汪曾祺作品更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的课中，汪曾祺创作是贯通五四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桥梁与里程碑。数年里我开过的十几期现代文学专题课，用得最多的书还是《汪曾祺自选集》，更用上了我1990年5月对先生的重要访谈录，深受学生们欢迎。想起时过24载，文坛一代名家全已走入历史，如同历史档案若干年应当解密，访谈记录作为研究资料，早应解封供同仁和后来者参考应用。遂投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轮值编委接稿当天即来电称 ：“您寄来的文章很好啊！能否今晚就给加班作些压缩、赶明天就发稿？”于是，此稿以最快速度，以《汪曾祺漫谈四十年代流行小说》为题将紧缩的访谈录发于该刊2015年第1期。
前几年，我从先生的同乡研究者陆建华的《私信中的汪曾祺》一书里读到，原来在我带史建全向先生商请授权改编小说《岁寒三友》五年之前，就先有1989年春汪信述及的“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要拍《大淖记事》（电影），说了一年了。她让我自己改剧本，我没有同意。改编自己的东西，限制性很大”一事，再有北京徐淦生受丹东电视台之托找了先生，将《岁寒三友》改编为电视剧作，还提出商请高邮县资助，而先生随后即告诉陆建华对此“不必过于卖力”：“我对他的剧本兴趣不大。他写出剧本后我就看了原稿，没有提什么意见。我不能阻止他写， 也不能规定他怎么写。这是他的事，与我无关。”[8] 陆建华看了徐淦生寄来的《岁寒三友》剧本评论说：“看得出作者真的是下了一番工夫。最大的问题是，这部根据汪曾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缺少人们熟悉的汪曾祺作品所特有的韵味，即'汪味’， 难怪汪曾祺看了后兴趣不大。”[9]陆建华文中还提到，1992年年初，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曾与先生签约买下《受戒》《大淖记事》《徙》三篇小说的三年改编权。“三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后又续约了三年，最后仍拿不出改编好的剧本，当然也就没有拍摄。”[10]得知这些经历，我更理解了先生1994年那次对史建全提的建议的态度了。
汪曾祺先生显然不同于当今多数小说家对改编自己作品为影视剧所持一概欢迎的态度，也不同于一部分小说家对改编有顾虑或处理上有所保留、总体则乐观其成，先生的态度可以说独树一帜：审慎不苟同、不参与，甚或对之降温，希望问津者慎重从事。以我孔见，这不仅仅是为文不重名利。可以说，对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的小说改编影视剧，先生持保守态度。对于这种改编，维护文学作品的精神意涵是否更为重要，不是值得研究者和影视创作者深思的吗？
几年来，我的现代文学专题课的总题目或有变（《现代抒情小说名家名作》《五四新文学——现代小说和新诗》等），但都以《汪曾祺——承前启后、书写现当代人性之抒情名家》作为收官之课。让数以千计的南传学子或深或浅地进入汪曾祺先生笔下性灵美的文学世界，或许是我如今唯一能告慰于先生和师母的了。
注释：
[1] 经查汪曾祺所谈此作应为《旧巷斜阳》，作者为天津刘云若，40年代刘云若的小说创作甚丰，在北方与张恨水齐名。其中，《旧巷斜阳》影响尤大，因其用笔名甚多、是否为汪曾祺所说“陈恨雨”，待核。
[2] 汪曾祺：《且说溥仪和“家”》，《中国检察报》“月末版”副刊1992年2月。
[3] 参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4]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八方》丛刊1987年第5辑。
[5] 此组诗载于《中国检察报》“月末版”副刊1992年5月29日。
[6] 参见《作家王蒙访谈》，《海上文坛》1992年10月号。
[7] 汪曾祺：《论精品意识》，《文汇报》1997年4月29日。
[8][9][10]参见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中汪曾祺致陆建华信第27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汪曾祺诗书画作
【作者后记】 为纪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作者2020年在本号先后发表“初访汪曾祺 半世纪论剑”、“90年代里的我和汪曾祺老师”，2022年续发了后一篇之（二），均受网友欢迎和鼓励，而个人仍觉对于汪曾祺这位20世纪优秀作家深厚的文学观尚未能尽意，遂以个人思索将历历往事贯穿、提萃，写出新文，并在《传记文学》编辑的热情支持下进行了相关考订，终成此文，感谢《传记文学》杂志在新年首期予以刊发，正是纪念汪曾祺先生103周年诞辰之际。今后仍望广大网友、读友继续不吝支持赐教，在读汪作、研究汪作上密切互动，共传文学薪火。新年再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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