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
可连我都莫名其妙：
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
忽然又会变得很小。
妈妈爸爸上普陀山去玩。
我说：“带我去好不好？”
他们异口同声回答我说：
“你不能去！
你还太小！”
妈妈到了临出门的时候，
嘱咐我个没完没了：
“你在家里要听姥姥的话，
你这个人已经不小！”
爸爸回过头来，看了看我，
得意洋洋，背上背包：
“不错，你都已经很大很大，
在家应该帮助姥姥！”
请大家看，事情就是这样，
说变就变，实在太妙：
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
忽然可以非常之小。
——《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大人和孩子说话，常会有这样的事。”但对于一辈子都与孩子待在一起的任溶溶而言，这一切都像是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毕竟，“没有不好玩的时候”。
9月22日凌晨，这位给无数孩子带来爱与欢笑的儿童文学家与翻译家离开了我们。
任溶溶先生通晓英语、俄语、日语及意大利语，译有《安徒生童话》《夏洛的网》《柳林风声》《长袜子皮皮》《木偶奇遇记》《彼得兔系列》《玛德琳绘本》等数百种作品。伴随着一代人成长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也出自他的笔下。
人都是从小长大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时候。让我们在任老的自述里，再听一次这段可大可小的，属于他的或是属于我们的，童年的故事。
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文 / 任溶溶
人都是从小长大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时候。
小朋友们正在自己的小时候。我不是小朋友，我是个大人，甚至是个老人了，但我也是从小长大起来，当然也有我的小时候。不过我已经九十多岁，我那个小时候可就离得远了，离开现在已经有八九十年。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老爷爷说得好，他说老人怀旧是一种快乐，我经常怀旧，回想童年，那的确是一种快乐。特别是，这和我的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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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风声》《夏洛的网》书影
任溶溶 译
大家也许知道，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我做过的工作很多，但主要是做儿童文学工作。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我翻译过许多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像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意大利的《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英国的《彼得·潘》《小熊维尼》《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瑞典的《长袜子皮皮》，挪威的《小茶匙老太太》，美国的《雷木斯大叔讲故事》《杜利德医生》《夏洛的网》，俄罗斯的普希金、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巴尔托等诗人的诗选……数也数不清。我还创作了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杂技演员》和许多儿童诗，像《爸爸的老师》《一个可大可小的人》《没有不好玩的时候》，等等等等。我能够做儿童文学工作，跟我有过小时候绝对有关系。正因为我做过小孩子，我知道小朋友喜欢什么，对什么有兴趣，我也就知道该怎么写，该给他们看什么书了。
你们看，我的小时候对我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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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头脑和不高兴》初版书影
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
我的小时候离开现在八九十年，大家也许想知道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跟大家现在的小时候有什么不同。我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孩子，我跟大家实在没有多大不同，同样是那么乖乖的、乐滋滋的。但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候跟大家现在过的日子完全不同。我生在1923年，到1937年小学毕业，我一直生活在祖国多灾多难的日子里，毕业那一年刚开始全国抗战。我的那些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于是我想，我要是把我记得起的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写下来，大家不但可以看到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同时也可以知道一些旧时代的事情。于是我就写成了这本书（编者按：《我也有过小时候——任溶溶寄小读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我希望小朋友通过这本书能看到，原来大朋友小时候也和自己一样的，从不懂事到懂事，自己大起来可以做很多事情，真是前途无量啊。我也希望大朋友能看看这本书，想想自己的小时候，更理解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过得快活一些，更何况，想想自己的小时候，会得到安徒生老爷爷说的那种怀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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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与小读者们
我从小是个电影迷，也许迷得太深了，光看电影还不过瘾。我每次看电影，总要拿回一张电影说明书。电影说明书上有电影故事，有演员表。我忽然想到编写电影说明书，自己编写故事，自己定演员表。其实我这样编写故事，已经是在编写电影剧本。当然，我编写的剧本不外乎是写劫富济贫、英雄救美这一套老故事，没什么新花样。而由我定演员列演员表，那真是了不起，这是电影导演做的工作。我选用的演员都是好莱坞一流大明星，如克拉克·盖博、嘉宝、加利·古柏、珍娜·麦当娜，等等，当然还有滑稽明星卓别林、罗克、裴斯开登、劳莱和哈台，等等。明星阵容强大，在好莱坞恐怕也没法请到他们像在“我的影片”中那样合演。这样的说明书我写了好多张。不但有说明书，还有画上图画和贴上从电影杂志剪下来的电影明星头像的大幅海报。我把它们贴在我家花园的凉亭墙上。
我家住着我爸爸的堂叔四公，他看到了我的“杰作”，大为称赞，说这里是我的“根记电影院”。我的名字叫根鎏，他就给我取了这么一个招牌。我很得意，这招牌我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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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记”电影院
任荣炼 绘
我有了“根记电影院”这个招牌，光贴电影说明书和海报还不够，我的确想放我的电影。
我曾经把我编的一个故事画成连环画长卷。这长卷两头卷在两个菲林轴上，可以朝左朝右卷起来。我又找来一个硬纸盒，当中对穿开两个大洞，把连环画长卷放在盒子里，画面在大洞中间时，我想用手电筒把它投射到墙上，就像我后来看到的幻灯那样。幻灯我当时还没见过！可是我失败了，一则画连环画的纸太厚，二则手电筒的光不够强。结果“根记电影院”的电影没有放成功。
不过我那连环画长卷还是派上了用处，有同学上我家，我就请他们看盒子里的真正连续的连环画——只要一幅幅画卷过来卷过去就行。这玩意儿新鲜，同学们还是看得哈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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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版《没头脑与不高兴》剧照
我小时候不仅爱看戏，也爱演戏。演戏只是为了好玩。
我第一次演戏是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过圣诞节，我们班老师给我们排一出配合圣诞的戏，讲一个人帮助老弱的人，把自己骑的驴子给他骑。我就演这个好人。也没有什么化装，穿上睡袍，裹上头巾，学的以色列人打扮。反正老师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台上一点发挥也没有。
每一个学期结束，我们都要开一次联欢会，又叫恳亲会，请家长来参加。演出节目全由同学包办。偶尔也有名家来表演，记得有一次来了著名粤剧演员伊秋水，他善演喜剧，那次他穿上军装，唱好莱坞电影《璇宫艳史》的插曲，这出电影当时非常卖座，这首歌曲改成了粤曲，几乎人人会唱，会上热烈得不得了。伊秋水可能是哪位同学的家长。但演出的主要是中学同学，他们最拿手的是演奏广东音乐，有弹扬琴的，有拉二胡的，有拉手风琴的。他们还演话剧，不过说的是广州话。我记得的剧目有日本作家菊池宽写的《父归》，故事讲一个男子年轻时抛弃妻子儿女，在外面胡混，到老来无处可去，回到老家来，妻子儿女本来不想接纳他，可是看到他孤苦伶仃，又表示悔恨，终于让他留下来。这故事我们看得懂，也很感动。这样的家庭，我在生活中也见过。可是有些话剧我们小学生就看不懂了，例如契诃夫的《白茶》。契诃夫当然是俄国大剧作家，这剧本写俄国大学生的无聊生活。他们经济不宽裕，连茶也喝不起，把白开水叫白茶。当时我把开明书店出版的剧本也借来看了，也没看懂。深刻的讽刺幽默，我们孩子当然还不懂，可是看戏看热闹，看到大哥哥们扮外国人，实在有趣，也佩服大哥哥们那么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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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任溶溶
在这些联欢会上，我们小班也有节目，每学期的联欢会都上台演出，老师给我们安排好，我们演得很卖力。直到最后六年级毕业时的一个联欢会，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下来，这一回不要老师安排，自编自导自演。老师想想，我们也长大了，欣然同意。
剧本还是我想出来的。你们想，我还能想出什么好剧本来呢！我实际上是仿效电影看来的滑稽短片，编出一出《理发店》。根本没有什么故事，就说一个人进理发店理发。我们向学校园丁借来剪草的大剪刀，向厨房借来劈柴刀，又弄来浆糊桶、小扫把等东西。顾客到理发店一坐下，理发师就用剪草大剪刀给他理发，用扫把给他下巴涂浆糊，用劈柴刀给他刮胡子。真是没想到，这场戏全场轰动。我演顾客，一看见演理发师的同学拿来大剪刀已经忍不住笑，是哈哈大笑，演理发师的同学也哈哈大笑，演他助手的同学也哈哈大笑。哈哈大笑真有传染性，结果台下的观众也哈哈大笑。这场戏我已经忘记怎样结束，反正乱哄哄的就结束了，剧场效果非常之好。这是我小学演戏的最高潮，以后再没演过戏。
我曾经是小孩子，我曾经爱演戏，我相信小朋友都是爱演戏的，可以自娱自乐。自娱自乐，这是最主要的。说不定这个爱演戏的孩子以后还会成为演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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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译文童书中心信札
在私塾里识了不少字，我就开始看小说了。看的都是旧武侠小说，跟大家今天爱看金庸、梁羽生他们的武侠小说一样。我家附近有出租小说的书铺，我去租来看。都是些线装石印书，像《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当然，我还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本书家里有。这些书本来就熟悉，连环画就是按它们编绘的。
大家可别以为我是神童，那么小就能读这么多书。不，我拿到书只是找故事看。碰到什么“有诗为证”的诗歌，以及没有趣的部分，对不起，我跳过了。跳过去的比读进去的篇幅还要多。碰到不认识的字，只要从上下文看得懂，我根本不去查字典，有时“秀才识字读半边”，碰巧也有读对的，自然也有读错的。我为什么后来常常读别字，就是这个缘故，许多字我不是从课本里学来，而是看小说看来的。那时候不爱查字典，因为查当时的字典很吃力。字典上的字按部首排列，而有许多汉字根本看不出部首是什么，反而先要找部首，好费功夫。就算字查到了，意思也明白了，但注音用反切，反切是用两个字来切一个字的音，两个字中上一个字和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一个字和被切字的韵母相同，例如“塑，桑故切”，即“塑”这个音是“桑”的声母s加“故”的韵母u，很复杂。而注出来的音用广州话读也大都读不对，吃力不一定有用，能不查就不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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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旧址
等到我成了小学生，我每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要上双门底去一趟。双门底就是永汉路，即今天的北京路，那里是文化街，书店都开在那里，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广益、儿童、大众……都是从上海开到这里来的，广州没有一家自己的书店。我在这里一家家书店跑，一家家书店看书，书店也欢迎读者在店里看书。儿童书局还有专门的座位供小朋友坐着看。有些喜欢的书，我就买回家。真没想到，儿童书局的经理、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的少东，后来在上海都成了我的同事，他们岁数当然比我大。
有一家书店我书买得最多，就是广益书局。它卖许多一折八扣的旧小说，打了一折再来个八扣，太便宜了。这些书的招牌却都是大达图书公司。后来我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前辈们告诉我，广益书局的老板把在全国各地民间收购来的旧小说先用大达图书公司名义印出来，封面就是一张牛皮纸，十分简陋，价钱便宜，如果某本书受到欢迎，或者受到好评，广益书局就重新包装，用广益书局名义重新出版。我当时大达图书公司的旧小说看得真多，什么《粉妆楼》《金台平阳传》，记都记不全，这些书后来再没见过。当时倒给了我享受。据说当时也有小学生看武侠小说走火入魔，离家出走，上武当、少林求师的。我可没那么傻，小说是小说，怎么能当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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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在中福会少年宫与孩子们
在所有的旧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济公传》，因为济公做的事好玩，有时候有点无厘头，但他惩办坏人这一点让人感到痛快。我就爱看他用出人意料的手法惩办坏人。大约在念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还学着写了一回济公故事，投寄给《越华报》。当然是石沉大海，我想想也是理应如此，因为不外乎写济公用个新点子惩办坏人。不过我会投稿，我现在也佩服我当时的勇气。大概想出一个惩办坏人的滑稽点子，忍不住写出来了，是个什么点子已经记不起。不过投稿用的是一张真正的四百字稿纸，是向同学讨来的。
可是在小学里，我也开始接触儿童文学，这给了我一片新的天地。我们学校有个很好的图书室，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我都在那里度过。那里有各种画报杂志，一个个书柜放着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等。我在这里开始读到新文学书籍，读到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稻草人》，读到开明书店许多翻译童话书如《木偶奇遇记》等，这些书开始渐渐取代了我原先读的旧小说。我开始接受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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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英雄的石像》《稻草人》书影
开明书店
我们的国文老师莫焕梓先生看到我爱读书，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一本是启明书店出版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我的大学》一口气就读完，可鲁迅先生的作品读不大懂。只有《孔乙己》读起来觉得亲切，因为像孔乙己那样的人我们广东也有，大家称之为“读坏书的先生”，即读书读坏了，回不过头来了。读鲁迅先生最有名的作品《阿Q正传》，我完全当滑稽小说读。可是过了没多久，我就知道鲁迅先生是如何了不起，莫焕梓先生给了我多么好的礼物。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全国轰动。在我们学校一个星期一的纪念周会上，图书馆负责人上台告诉同学，说大家托图书馆向上海购买鲁迅著作，可惜没买到，因为他的著作全国争相购买，售缺了，不过图书馆已经预订，书到后告诉大家。而两年后，我在上海读到《鲁迅全集》，这部书指引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我感到最幸运的，是我生下来已经有了儿童文学。大家知道，在整个大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历史不长，不但在我国历史很短，在世界上历史也很短。我干这一行快六十年了，我自己知道，我这个人生下来就该干这一行，这一行也用得着我。我总觉得我还能够干点什么，尽管十分可惜，我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不过我碰上儿童文学，完全是偶然的。
我和所有人一样，从小爱听故事，爱看小说。我幼年读过私塾，在如今孩子一两年级的岁数，已经大看特看章回小说。后来我爱上新文学，也只为了看小说。我没想过当作家。我倒想过要当语文工作者，读了不少语言文字著作，甚至进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部分也是想学学很难的古汉语。反正我到大学毕业还没打算从事写作，虽然兴之所至，也译些东西，投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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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洛夫寓言》翻译手稿
说起来是在1947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进了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杂志。主编是陈鹤琴先生，实际上是我这位同学在编。刊物缺稿，他急得团团转，我到底是读文学的，又翻译，便来找我，逼着我每期至少给他一篇稿子，多多益善，用不同的笔名发表，记得有篇稿子还用了主编陈鹤琴先生的名义。老实说，我对儿童文学也不甚了了，于是到西书店别发洋行找资料，它在南京路惠罗公司东边三四家。我到那里一看，真个是大开眼界，插图装帧精美的外国儿童读物太多了。于是我译了起来，给杂志一期一篇，有些作品太长，杂志登不下，干脆出书。打那以后，我对儿童文学入了迷，真不想干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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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
这时候，地下党以苏商名义办的时代出版社的姜椿芳同志知道我在译儿童文学，他一直关心我，建议我译苏联儿童文学，译一本他们出一本。我学过点俄文（启蒙老师是老同学草婴同志），于是译起苏联儿童文学来了，真是译了一本又一本，在时代出版社从解放前出版到解放后，直到它迁往北京。而接下来上海成立全国第一家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我去负责译文工作，正式到了儿童文学作者、编者的队伍里。我一直又编又译，只在“文革”期间断过几年，后改行译历史书，“文革”后进了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不过业余我还是在译我的儿童文学，介绍欧美儿童文学，比“文革”前译得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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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上海重游童年时期的闵行路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创作些东西，只是翻译占了我的时间。碰巧有个空当，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翻译书简直不出了。我在译书时常常感到自己也有许多东西可写，用个小本子把题材记了下来，趁此机会，一口气写了不少。我特别爱写儿童诗，只希望每首诗能给孩子们一些欢乐，给他们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我还写。
为儿童写作真是太有意思了。就在两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来信的是位长大了的孩子，她在信上说：“当年我还是小学生时，曾请您在允中小学的少先队活动上讲故事，将近半个世纪了,您讲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讲的是一个小马虎设计几百层的高楼，忘了设计电梯，顶层有活动，人们只好带着行李干粮去爬楼梯。也许是巧合，以后我学的和干的就是建筑工程，而且设计过不少高楼。因为记得您的故事，在工作中从来不敢马虎半点，也从未忘记设计电梯。”她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我后来被《少年文艺》杂志编辑逼着写下来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造高楼而忘了造电梯的建筑工程当然不会有，这位老建筑工程师是跟我说笑，不过写出点东西，能让小朋友读时哈哈笑，等到长大了想着还觉得好玩，对于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满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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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述怀》手稿
本文内容节选自《我也有过小时候——任溶溶寄小读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与《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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