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者戴自俺、刘大作两位同志为陶行知先生诞生90周年将出版纪念册事访问于我，要我写一些追怀回忆的文章。我少于陶先生一岁，今既八十有九，脑力衰颓，笔墨迟钝，.然而我又何敢辞谢不敏呢？
想到我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襟怀气概都卓然的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却天生是毛主席身旁第二把手。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共业绩，固自不同。
当1946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有云：
“陶先生是一往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随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
陶先生不可及处：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创办起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志在以乡村小学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
对于昔年晓庄校内外“教学做合一的一切措施，我在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观考察，一日之不足，次日再往，曾写有一篇较详的记述刊入我的教育论文集，今不复述。 1931年我既在山东邹平县创行乡村建设运动，这次请于陶先生后，从晓庄借调杨效春、 张宗麟等诸君来邹平帮助我工作。其后张治中将军到邹平参观，又聘请杨效春先生为他的家乡建起黄麓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抗日军兴，国民政府初有国民参政会之设置，陶先生与我同膺为参选政员。 然在第二届则政府视为左倾者多不入选，陶先生居其一。1939年我从华北华东巡历各游击区域之后回川，联合两大党以外人士共同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陶先生亦参加。但陶先生仍忙于其教育事业，在合川县澄江镇草街子古圣寺办起育才学校，收容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少年儿童百余人。1940年春我亦送次子培恕入学。
其时培恕年12岁，却于学校对陶先生为人而有深刻印象。据他举例诉说有如下几点：（一）全校师生员工百数十人和乐相处。（二）学校经济有困难，大家却清苦而愉快地生活着。（三）陶先生似乎很忙，难得来校，他一来时便面有喜色。他像是一位长者， 却又是平等亲切一员。（四）学校与当地群众恍若相联相通，正亦改造着它所附近处社会环境。
行文至此，可以结束。陶先生为人可爱可敬……
198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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