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角落里的隐匿江湖(图)

张大春显然是一个“狐狸型”的作家，写小说、弄理论、编剧本，在大学教课，还在电台说书，举凡艺文范畴内的，无不耍弄得叫旁人称羡不已。而其代表作《城邦暴力团》出版经年，闻名久矣，现如今终于引进内陆，让我们再见识一番张大春百科全书式的书写杂耍手段。
《城邦暴力团》中，有武林秘史，有奇门遁甲，有庙堂江湖，有个人情思，汇聚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诸多要素。开篇即以江湖第一大帮漕帮帮主万砚方在荷塘小亭宴聚时离奇被杀为难解之谜案，铺陈开恢弘沉郁的近代百年风雨史。此江湖“之所以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居然是他们过于真实的缘故……那样一个世界正是我们失落的自己的倒影”。
世间有庙堂之高，亦有江湖之远。张大春将《城邦暴力团》写得花团锦簇、闲情横逸，笔力之雄健与想象力之宏阔均颉颃传统武侠小说大家，但其野心显然不限于此。他以武侠之名，演绎出另一个倒影的世界，将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融于一炉。这与传统武侠小说重在侠之大者与江湖之远迥异其趣，大约可同西班牙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相类比，以武侠（骑士）小说为出发，以反武侠（骑士）小说为终局。
于是，《城邦暴力团》中的江湖无人可再独步，恩仇亦非快意，反而牵丝扯蔓，与江湖之外的世界脱不得干系，乃至揉进整个纷纷扰扰的时势乱局中。
对命运的反抗是人之为人的高贵所在，更何况别有怀抱的侠者。而诡异的是，在这个倒影的世界中，江湖快意已成奢望，因之，没有复仇，没有武林盟主争夺，没有为国为民，没有搏浪一击，唯余“隐遁、逃亡、藏匿、流离”。怀有惊世绝技的侠客，甘愿隐匿于大历史的角落，辛苦辗转，只为躲开飞来的祸事。他们知道，江湖之远早已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其何曾自外于人世间，庙堂的倾轧如水银泻地，任是何种帮派亦无所遁逃天地之间，或为其所用，或自绝于江湖。作为个体，容有若干选择，或虚与委蛇，或倾身投靠，或隐遁藏匿。《城邦暴力团》中的竹林六闲、万得福、孙小六、彭师父、“我”均为隐遁者，因为触犯了庙堂之威，只有流离于江湖。
庙堂对江湖的态度亦是微妙，利用之，遮掩之，戒备之。《城邦暴力团》中，“老头子”为新式军校出身，曾为获取势力支持加入漕帮，在对政权的攫取过程中借力不少，而在成为一国的执掌者后，形势大变，漕帮亦不敢留，恭送昔日的弟子出帮为自由之身；在“老头子”的威慑之下，谁人敢提旧事，而帮派的势大，亦为当权者侧目，多出手段削其财力人力，八千子弟战死沙场，桐油借款事件险象环生。即使赴台之后，形势并不稍松，终至有全书开篇荷塘小亭漕帮帮主万砚方被暗杀一幕。个中缘由，抽丝剥茧，足以绕百年风雨史数匝而不绝。
江湖大帮派如此，个人又有何能为？因之，《城邦暴力团》出现了传统武侠小说从未想见或从未敢用的主题：逃离与藏匿。昔时的武侠作品自然亦有侠客的逃与藏，但这只是过程和手段，其指向是绝世武功的比拼与武林大业的成功。而《城邦暴力团》中的隐遁者本就有惊世绝技，但身怀其璧并未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招来祸端，远不如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如果我们说这些隐遁者算不得江湖中的英雄，自然也有其道理，不过那些豪气之侠者都死得很快，因为曝于明处，先被下手者得逞；竹林六闲等隐遁者身负解开谜案的责任，不逞一时之勇，但江湖的流离渐渐不见尽头，模糊其所往了。
逃离与藏匿由过程变为目的，是《城邦暴力团》解构武侠小说的根底所在。这必然会带来习惯式阅读的障碍，但作者张大春在所不惜，因为他意在将传奇与真实合二为一。由此，稗官野史与风雨现实交叉杂糅，隐遁者不断走入岔路，寻觅惝恍迷离的诡异真相，张大春也借此重构风雨飘摇的百年中国史，自然，以江湖的角度。
就形式而言，武侠小说之叙述的流畅感在张大春这里亦貌合而神离。他一方面极似一传统说书人，口若悬河，音调铿锵，引人入胜；另一面，又将小说整体结构尽数扯碎，在叙述形式上，穿插藏闪，闪转腾挪，岔题复岔题，直如在寻找故事的无数碎片，粘贴拼图，极为考验读者的细心与耐心。张大春讲故事又很喜“跑野马”，忽从一桩事跳开，另起线头，大讲特讲，我们本以为其离题千里，却忽于行进途中发现草蛇灰线，接上了线头。张大春这一叙事美学追求是糅合了西方“元小说”叙事和中国传统说书人的叙述技巧，以此来讲述大历史角落里的隐匿江湖故事，倒真有隐遁与闪藏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