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帝赐宴考略

摘要：北魏时期，皇帝经常举行以赏赐为目的的宴飨活动。尽管这些宴飨的类别不同，但涉及的社会群体是很广泛的。皇帝宴飨群臣，主要遵循君臣之礼，而皇帝宴飨宗室，则按家人之礼进行。皇帝赐�T宴，则以显示恩德为目的，通过下达诏令，使全体编户民都参与的聚饮活动。这些赐宴活动，都不同程度与皇帝的施政方略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北魏；皇帝；赐宴
　　
　　北魏时期，皇帝经常举行宴飨以款待群臣、皇室宗亲以及归顺的邻国国主和使臣，并且，在国家喜庆之时，还下诏“令天下大�T”。尽管当时皇帝举行的这些宴飨的参加者的身份并不相同，宴饮的方式也存在差别，可是，这些宴飨都具有皇帝对臣民赏赐的意义。所以在一些文献中，便将皇帝举行的这些宴飨称为“赐宴”。北魏皇帝的赐宴，固然是一种饮食活动，可是，这些宴饮却与皇帝的施政方略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就使这些宴饮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正因为如此，研究北魏社会史，就不能忽视当时皇帝的赐宴活动。本文拟对北魏皇帝赐宴的类别、皇帝赐宴的特点和赐宴的社会作用做一些探讨，希望有助于加深对北魏皇帝宴飨活动的认识。
　　
　　一、皇帝赐宴的类别
　　
　　北魏皇帝赐宴，实际上是以宴饮的方式对赴宴者的一种赏赐。当时皇帝赐宴的对象、赐宴的规模和方式，都是不尽相同的。不过，依据皇帝赐宴参加者的状况、赐宴的目的、赐宴的规模和方式，可以将宴会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1、赐皇室宗亲宴。皇帝设宴款待宗室，从北魏建国初年就开始举行这种活动。史载，道武帝“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孝文帝时，他特下恩诏与皇室宗亲欢聚宴饮，“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又“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熙平二年，孝明帝“宴太祖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虽然各代皇帝宴请宗室的范围存在差别，但都是以与皇帝有血缘联系的宗亲为宴请对象，所以称为内宴。这种内宴在座次安排上不同于皇帝举行的其他类别的宴会，“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这里提到的“家人之礼”即是“以兄弟齿列，不从君臣之礼”。可见皇帝赐内宴的目的在于，与宗室叙同祖同宗的血缘亲情，所以宴会上对君臣之别的限制就不是很严格。
　　2、赐庆功宴。北魏皇帝亲征凯旋，或者军事统帅作战凯旋而归之后，都要前往宗庙祭祀，举行宴饮庆祝胜利，并赏赐有功人员。一般将这种宴飨与赏赐称为“饮至策勋”。例如，始光四年，太武帝率军战胜大夏之后，“饮至策勋，告于宗庙。皇兴四年，献文帝北征柔然胜利后，也“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这种“饮至策勋”将宴饮庆功与宗庙祭祀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这种方式是在西周、春秋就开始实行的一种庆祝军队作战取胜的宴飨礼仪。北魏将这种仪式改造成为一种皇帝赐宴的方式。除此之外，在军队凯旋后，皇帝还专门宴请出征将士。如太和二十二年，宗室元遥随从孝文帝率军平定樊、邓之地，凯旋而归，孝文帝便“飨士论功”。又如，平南将军奚康生率领军队战胜梁朝军队后，宣武帝“召见宴会，赏帛千匹，赐骅骝御胡马一匹”。很明显，北魏皇帝为出征获胜的将领举行的这种酒宴，是与“饮至策勋”的仪式不同的。尽管皇帝所赐庆功宴举行的方式不同，其目的都是要奖励军功，激励出征的将士。
　　3、赐群臣宴。北魏皇帝为了表示对一些官员的宠幸，经常赐宴，这成为皇帝恩宠官员的一种体现。如，尚书右仆射陈建上表建议孝文帝南征，言语激昂，“高祖嘉之……高祖与文明太后频幸建第，赐建妻宴于后庭”。有些时候，皇帝为重臣赐宴，并不在皇宫中进行。史载，司徒公元丕在他的御赐住宅建成之际，“(孝文)帝、后亲幸之，率百官文武飨落焉”。这次宴会不是在皇宫中举行，皇帝和皇后都亲自出席宴饮，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赐宴方式。当然，一些官员做了有益于皇帝的事情，皇帝便要赐宴表示谢意。比如孝文帝为奖赏治愈自己疾病有功的官员徐謇，特设“太官珍膳”，并且“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陈肴觞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振济之功，宜加酬赉”。显然皇帝的这种赐宴，是对有功官员特别酬谢的一种表达方式。尽管北魏皇帝宴请官员的形式和意图不完全相同，但这些赐宴都能表现出皇帝对宴请官员的亲善，进而促使他们忠于皇帝、尽力为朝廷服务。
　　4、赐高年老者宴。北魏皇帝为了倡导尊老、敬老的风气，还向社会中的高年老者赐宴。史载，太和元年，孝文帝“冬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于太华殿，赐以衣服”。孝文帝这次赐宴对象是京城中年龄七十以上的老人，并没有等级的区别，应包括一般平民老人。孝文帝为了进一步倡导敬老的风气，太和十六年，始行养老礼。《魏书・尉元传》：“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这就是说，在北魏的养老礼中设置了国老、庶老。虽然其地位不如三老、五更，但他们是高年老者的代表，皇帝赐宴向他们表示敬意。如太和二十年，孝文帝就“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北魏皇帝的这种赐宴，不仅要使国家的养老礼能够更好地推行，也是对高年老者敬意的一种表现。除了这种礼节性的宴请之外，北魏皇帝对高年的官员，就更特别用赐宴来加以款待了。比如司徒尉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由此可见，北魏皇帝赐高年老者宴的形式是多样的，是试图以敬老风气为引导而使社会出现上下有序的局面。
　　5、赐�T宴。古代社会的“�T宴”是国家统治者为施恩惠于臣民而举行的宴饮活动，正所谓“王者布德，大饮酒也”。西汉时期，皇帝开始经常举行赐臣民酶宴的活动。北魏时期，国家统治者继承了传统的“赐�T”，并使“赐�T”成为皇帝显示恩泽的一种方式。北魏的赐�T一般是在皇帝下诏后，在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的活动，由国家提供宴饮的酒和食物。北魏“赐�T”的举行，多与国家喜庆和巡守狩猎联系在一起，因此，根据皇帝“赐�T”的目的，可以将这种宴饮分为两种情况。
　　一为北魏皇帝在国家有大的喜庆活动时，都要向臣民“赐酶”。《魏书・太武帝纪上》载太延元年诏：“天降嘉贶，将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惊震，欣惧交怀。其令天下大�T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这说明，太武帝是将“天降嘉贶”视为喜庆的大事，下诏恩准臣民可以“大�T五日”，目的在于报答上天的恩惠，以此求得上天的福佑。北魏皇帝视为喜庆的大事，并不限于“天降嘉贶”。史载，兴安二年，文成帝因在宫苑内获得玉印，“又于苑内获方寸玉印，其文日‘子孙长寿”’因此，文成帝下诏，“令民大�T三日”。很明显，北魏皇帝的这种“赐�T”也正是他们的宗教意识的一种反映。所以，当时皇帝向臣民赐酶，主要表现为对上天降临喜事的回报。不过，由于这种“赐�T”是一种皇帝与臣民“共兹嘉庆”的活动，因此拓跋鲜卑统治者可以借助这种活动对下层编户进行笼络。
　　二为北魏皇帝还将“赐�T”与巡行狩猎结合在一起。《魏书・明元帝纪》：“(永兴四年)秋七月己巳朔，东巡……己卯，大�A于石会山……八月庚戌，车驾还宫。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命民大�T三日。”皇帝这种将巡行狩猎与赐�T的结合，正是在北魏国家建立后，仍然保留的 一种拓跋鲜卑的落后原始习俗。因此这种“赐酶”的对象，大多数为鲜卑族人。实际上，这种“赐�T”活动，正是皇帝要利用传统鲜卑习俗，对他统治下的鲜卑臣民表示亲善的一种做法。当然，这种形式的赐酶活动以北魏前期为多。后来随着拓跋鲜卑族与汉族融合的加深，这种赐酶活动也就逐渐减少了。
　　6、赐外国国主与使臣宴。实际上这种赐宴属于一种外交活动。从北魏建国初年，直到北魏后期，当时皇帝经常举行宴会款待归顺的邻国国主、部族首领以及他们的使臣。例如，皇兴年间，献文帝为答谢前来朝贡的契丹使者，使契丹使者“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太和年间，孝文帝与冯太后游览灵泉池后“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孝明帝设宴招待归顺柔然可汗阿那瑰，“临显阳殿，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北魏皇帝的这种外交赐宴，并不制限于在臣服的国家范围内。对南朝使者也以赐宴相待。比如正平元年，太武帝在出征之地就赐宴刘宋朝使者，“飨会于瓜步”。北魏皇帝为外国国主和使臣举行的这些赐宴，就使宴飨成为国家外交的一项重要活动。
　　
　　二、皇帝赐宴活动的特点
　　
　　在北魏皇帝的赐宴活动中，皇帝下诏赐臣民�T宴，是皇帝允许臣民宴会，但皇帝并不参与宴会，因此这只是皇帝向臣民施以恩泽的体现。而其他赐宴都是皇帝必须要出席的活动。尽管这些赐宴目的不尽相同，形式上也有区别，但由于皇帝亲自参与这些宴会，这使宴会表现出一些比较一致的特点。
　　(一)宴会的座次顺序有严格规定。在皇帝与群臣的宴饮活动中，座次是有安排原则的。《魏书・景穆十二王・任城王元云传附元澄传》：“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这就是说，在皇帝宴请宗室时的座位序列可以不根据参加者的官职和爵位，反之，在宴请群臣时的座次就必须要“以爵秩为列”。当然，还有一些皇帝举行赐宴，是为了特别对宴请官员表示敬意的，因而这些赴宴者也就不受到官职和爵位品级的约束。《魏书・徐謇传》：太和二十二年，孝文帝至悬瓠病重，“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高祖体少瘳，内外称庆。九月，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陈肴觞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振济之功，宜加酬赉。”徐謇时任右将军、侍御师。从徐謇所领将军号来看，据前《职员令》：“前、后、左、右将军”，为从二品上。如果按徐謇将军号的品级，他是不能够居于上座的。可是，孝文帝举行宴会，是为了酬谢徐謇为他治愈疾病的功劳，所以他就成为宴会上席的贵宾。由此来看，皇帝打破官员的官职和爵位的品级序列而安排宴会座位，实际是向宴请官员表示特别敬意的做法，所以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方式。这些情况说明，北魏皇帝向群臣赐宴，宴会的座次安排，一方面要明确表现出严格的君臣关系，同时也要表现出官员之间等级差别；另一方面，赐宴毕竟是皇帝向群臣表示恩遇的活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座次的安排就成为对宴请官员表示宠幸的一种体现。
　　北魏皇帝为皇室宗亲赐宴，在座次上的等次区分不是很严格。如，太和年间，孝文帝赐宴皇室宗亲“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皇帝内宴中“家人之礼”，表现在座次安排上，就是完全依据宗室血缘联系的昭穆顺序为原则的，以此明确体现出皇室宗亲的辈分关系。这与皇帝赐宴群臣而行“君臣之礼”的座次安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种宗室内部的家宴，是皇帝与宗亲联络情感的重要方式。
　　北魏皇帝以外交为目的的赐宴，因为涉及与邻国、部族的关系，因此更注意宴会座位序列的安排。《魏书・蠕蠕传》：“(正光元年)十月，肃宗临显阳殿，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人，就庭中北面。位定，谒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瑰位于藩王之下，又引将命之’自及阿那瑰弟并二叔位于群官之下……阿那瑰启云：‘陛下优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但臣有从兄，在北之日，官高于二叔，乞命升殿。”’这是孝明帝向一度归顺北魏的柔然国主阿那瑰赐宴时的座次安排。柔然是北魏北方的劲敌，当然孝明帝是不会小视阿那瑰的。可是，按当时北魏招待归顺国主的宴会的座次安排，阿那瑰只能居于北魏藩王座次之下；而阿那瑰所带领的叔父、兄弟的座次，也只在北魏群臣之下。北魏皇帝为归附邻国国主举行宴会，以这种顺序安排座次，实际上正是要表现出北魏是处于支配归附邻国的地位，因而皇帝与这些国家国主之间，也就明显表现为一种主从关系。
　　北魏皇帝宴请敌国使臣时，有意识地在宴会的座次上采取降低等次的做法。《魏书・孝文帝纪下》：“(太和五年)九月庚子，阅武于南郊，大飨群臣。萧道成使车僧朗以班在刘准使殷灵诞之后，辞不就席。刘准降人解奉君，刃僧朗于会中。”殷灵诞为刘宋朝使者，而车僧朗则为南齐朝的使者。北魏国家在宴会时，将已经亡国的刘宋朝使者殷灵诞的座次排在南齐使者车僧朗之前，是对已经建匡i南齐的蔑视，甚至对刘宋降人杀掉南齐使者车僧朗的举动也不加制止。可见，北魏皇帝赐宴于敌国使者，在座次上的安排上使敌国使臣处于屈辱的境地，表现出对敌国的一种傲视。
　　(二)宴会的菜肴多为具有特色的美味。文献记载，北魏皇帝宴请群臣的菜肴多为宫廷食官烹饪的“珍膳”。这些“珍膳”实际上多为鲜卑族特色的菜肴。《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这里提到由南朝投降北魏的王肃，经过几年后，就改变了原来在南朝的饮食习惯，完全适应了北魏的饮食。由北魏的饮食习惯所决定，皇帝赐宴的菜肴，以肉食为主。宴会的饮品，除了美酒之外，主要应该是“酪浆”、“牛乳”。因为这些饮品，不仅鲜卑人，就是北方汉族人也视为美味。比如孝文帝宠幸的汉族宦官侍中王琚，“常饮牛乳，色如处子”。
　　当然，北魏皇帝赐宴，不同于一般的宴飨，其菜肴会更为精美。《魏书・食货志》：“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膳府。”这就是说，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国家库藏中收藏很多各地的特产，并且每年都要各地进献珍鸟奇兽。这些物品，不仅用于皇帝日常的饮食，也会出现在皇帝举行宴会的餐席上。为了皇帝的日常饮食和宴会的需要，北魏国家设置苑囿，以保证珍鸟奇兽的供应。这成为北魏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制度。《魏书・司马楚之传附司马跃传》：“(司马)跃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糜鹿所聚，太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阚。’”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此外，北魏国家还在地方设置很多的牧场。例如，太武帝“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这些牧场可以提供大量的牛、羊，因而就保证了皇帝举行宴会的肉食品的来源。
　　(三)宴会的举行一般要伴之以歌舞、娱乐与上寿活动。北魏皇帝的赐宴，除了饮美酒、品佳肴外，宴饮时还有助兴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歌、舞以及其他方式的娱乐。 　　北魏皇帝举行的宴会，歌舞是主要的伴随活动。《魏书・乐志》：“(登国六年)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郊庙宴飨亦用之。”据此，北魏初年，道武帝宴飨群臣时所用乐歌是将各地方的乐曲兼而用之，并没有固定的规定。其中《真人代歌》则是歌唱鲜卑先祖创业乐歌。正如《旧唐书・音乐志二》：“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显然北魏初年皇帝宴飨所用乐歌，不仅有汉族乐，也有鲜卑乐。但是，孝文帝改革后，皇帝宴会所用乐也随之改变。《魏书・乐志》：“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显然南朝宫廷演奏的中原乐歌以及江南吴歌和荆楚四声传到了北魏，并且成为北魏的宫廷乐，统称为《清商》乐。在宴会上，除了演奏这种代表国家礼仪的乐歌之外，参加宴会者个人的歌唱与演奏也是不限制的。比如冯太后和孝文帝赐宴群臣与外国使臣时，“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又如孝文帝出征沔汉，“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乐作酒酣”，他与彭城王元勰、中书侍郎邢峦都在酒会上即兴歌唱。在皇帝大飨群臣的宴会上，赴宴者的娱乐活动尚不限于歌唱，还有一些人要借助舞蹈助兴。《魏书-奚康生传》：“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嗔目、颔首为杀缚之势。”这说明，在赴宴者酒酣之时，常以舞蹈来表达情感。而右卫将军奚康生所跳的力士舞，则是要表现将士勇猛气势的具有特色的舞蹈。这些具有特色的舞蹈表演，就更增加了酒宴的热烈气氛，达到皇帝与群臣共同尽欢的目的。
　　在皇帝举行的宴飨中，为了增加宴会气氛，还有射箭、猜谜等活动的举行。史载，孝文帝出征沔水，“上巳设宴，高祖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左卫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筹限已满。”孝文帝便“遂举卮酒以赐播”。在皇帝赐宴时，比赛射箭也是一项助兴的活动。在皇帝宴会上还有猜谜活动。《洛阳伽蓝记・城南篇》载，在孝文帝宴请王肃的酒会上出谜语：“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猜中谜语，所以孝文帝“即以金钟赐彪”。
　　在北魏皇帝招待群臣的酒会中，还有上寿活动。《魏书・高间传》：“(太和三年)高祖、文明太后大飨群官，高祖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闾进曰：‘臣闻：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圣性白天，敦行孝道，称觞上寿，灵应无差，臣等不胜庆踊，谨上千万岁寿。’”这条材料记载了孝文帝在宴会中上寿活动的全部仪式。从上寿活动来看，孝文帝亲自率领赴宴的官员为冯太后歌舞，并祝福她长寿。由此可知，皇帝宴会上的上寿，实际上是位卑者向位尊者进献祝福。正所谓“寿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觞进酒，皆言上寿。”
　　(四)宴会有专门官员掌管仪式程序。《通典・职官三》：“后魏、北齐谒者台掌凡诸吉凶公事，导相礼仪。仪射二人，谒者三十人。”北魏皇帝大的宴飨活动的仪式是由谒者负责的。《魏书・蠕蠕传》：孝明帝为归顺柔然国主阿那瑰赐宴，由谒者“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人，就庭中北面。位定，谒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瑰位于藩王之下，又引将命之官及阿那瑰弟并二叔位于群官之下”。谒者不仅负责对赴宴者座位的导引事务，就是宴会的其他的仪式的进行，似也应该由谒者来掌管。当然，谒者在皇帝比较大型的正式宴会上，可以作为负责宴会仪式的官员。但皇帝举行的一些酬谢有特殊功劳的官员的宴会以及款待宗亲的内宴，与皇帝大型的宴会比较，其仪式程序是不很严格的，宴会的气氛也是比较轻松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安排谒者来掌管宴会的仪式了。
　　
　　三、皇帝赐宴的社会作用
　　
　　从道武帝建国，直到北魏末年，北魏各代皇帝都要举行不同类型的赐宴活动。统计《魏书》、《北史》中的记载，北魏各代皇帝总共赐宴有115次之多。北魏皇帝向不同的社会群体赐宴，除了要借助宴饮来表示皇帝的对臣民的恩德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赐宴活动也是与皇帝施政方略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当时天子、诸侯的一些施政以及礼仪活动就开始与宴饮联系在一起。在天子、诸侯宗庙祭祀后，就有“赐胙”的活动。这种“赐胙”就是通过分食祭肉而相互联系情感。当时国家推行的乡饮酒礼，就以宴飨的方式，保证贵族阶层中形成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在军事活动中，实行的“饮至策勋”礼则起到庆祝凯旋、奖励军功、激励出征将士的作用。从西周以来，国家统治者使宴飨与一些施政活动密切结合的做法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就使这种历史的传统在西周、春秋以后的社会中一直保留着，国家统治者都没有忽视宴飨与施政的联系。不过，宴飨与施政结合的具体做法，却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在北魏社会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北魏皇帝赐宴具有不同的类别。由于皇帝赐宴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因此赐宴与施政结合也不完全相同。从北魏皇帝的赐酶宴来看，除了很少的宴饮是针对拓跋鲜卑人的，大部分都是以皇帝统治下的全部编户为对象的。在国家有喜庆大事时，由皇帝下诏，或“令天下大�T五日”，或“令民大�T三日”。这种向全国臣民的赐酶宴，虽然皇帝并不亲自出席，但却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说，皇帝向全国各地编户赐�T宴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全民性的宴饮来表达与普通平民“共兹嘉庆”、向他们施加恩惠的愿望。因此，皇帝的赐酶，就是通过赏赐社会下层编户聚饮的方式，取得他们对皇帝统治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皇帝的赐�T宴，多是在北魏前期进行的。如果对《魏书》中相关记载做一统计，有明确记载的皇帝赐�T宴，在明元帝时，进行了六次；在太武帝时，进行了一次；在文成帝时，进了两次。自孝文帝以后，在文献中不见记载了。从明元帝开始到献文帝这一时期，拓跋鲜卑统治者开始向中原进军，并统一北方，进而又将拓跋鲜卑的统治逐渐渗透到所控制地区的基层。在这个时期，北魏统治者认识到，以人口稀少的拓跋鲜卑人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人，仅仅通过武力压迫是难以奏效的，必须要向他们控制的汉族人民显示出施加恩泽的愿望，所以向国家统治的编户赐�T宴，也就成为显示这种意图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北魏皇帝以赐�T宴的方式，显示其统治意图，与当时社会基层实行的宗主督护制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这一时期在地方基层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只是对原来汉族人的坞壁组织的一种改造。因而在北魏地方基层可以行使权力的宗主督护，对于北魏国家的统治就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由宗主督护制的这种特点决定，常常要影响、甚至阻碍皇帝政令在基层的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北魏皇帝采取不同的方式，直接影响国家统治的下层编户。而皇帝赐�T宴，就是可以影响下层编户的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皇帝利用赐�T宴这种民众聚饮的酒会，使北魏国家所控制的基层社会编户直接了解皇帝的统治的 旨意。在拓跋鲜卑族统治者与汉族人民之间矛盾比较尖锐的形势下，皇帝普遍的赐�T，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的。因此，北魏前期，皇帝多次向社会下层编户赐�T宴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在孝文帝以后，北魏国家将地方基层政权由宗主督护制改为三长制。三长制实行后，北魏皇帝就可以毫无阻碍的直接对地方加以控制，实现了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在这种形势下，皇帝以赐�T宴的方式来笼络下层编户，对他有效地控制地方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孝文帝实行三长制以后，皇帝也就不需要再采取赐�T宴的方式表现他们的统治意图了。这也正是孝文帝以后，赐�T宴不再见之于文献记载的原因所在。
　　北魏皇帝实行统治，需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借助汉族社会曾经实行的礼仪形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推行养老礼。养老礼是一种倡导尊老的教化礼仪。为了使养老礼能够更好地实行，孝文帝将养老礼与宴饮国老、庶老结合在一起。例如，太和二十年，孝文帝“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皇帝将赐宴与养老礼结合在一起，可以充分体现皇帝对实行养老礼的重视。尽管北魏皇帝颁行的汉族的传统礼仪并不多见，但将宴飨与礼仪的推行相结合的传统做法，却被拓跋鲜卑统治者接受了。这正是皇帝将赐宴为其施政活动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
　　一如前述，北魏皇帝赐宴，大多数是以群臣为对象的。尽管皇帝向这些人赐宴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是皇帝通过宴飨向官员们宣示恩惠，以此对他们加以笼络是相同的。因此，北魏各代皇帝以赏赐为目的宴飨，举行的次数是很多的。例如，天兴二年，道武帝在鹿苑阅兵之后，“飨赐各有差”。神��四年，太武帝巡行木根山，“大飨群臣，赐布帛各有差”。太安四年，文成帝游览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因太极殿建成，“大飨群臣”。北魏皇帝将赐宴与物资赏赐结合起来，显然可以激励朝廷的官员更努力地为国家服务。当然，在特殊形势下，皇帝参与的宴飨，就使笼络、安抚的目的就更为突出。《魏书・王元黎传附孙元继传》：“灵太后以子叉姻戚，数与肃宗幸继宅，置酒高会，班赐有加。”孝明帝时，由于元叉权倾朝野的特殊地位，就使其父元继获得皇帝亲临其家赴宴的殊荣。这种情况与皇帝以赏赐为目的的宴飨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更集中表现出皇帝对一些权臣的倚重，因此赐宴也就具有更明显的政治目的。
　　皇帝为群臣赐宴起到的作用尚不限于此。在宴会上，被皇帝宴请的官员可以“论道陈谟”，能够在融洽的气氛中，提出有益于皇帝施政的建议。如永兴四年，明元帝“宴群臣于西宫”，便使赴宴群臣“各献直言”。由此可见，这正是北魏皇帝将赐宴与施政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在北魏皇帝所赐宴飨中，很重要的一类是对皇室宗亲的款待。皇帝宴请宗室的出发点是要“敦宗亲之义”，所以这种内宴的举行，能够增进皇室宗亲之间情感的联络。正因为如此，北魏各代皇帝都重视向宗室赐宴。例如，天赐六年，道武帝“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熙平二年，孝明帝“宴太祖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永熙三年，孝武帝又赐宴皇室公主，“帝内宴，令诸妇人咏诗”。北魏皇帝向宗室赐宴，显然是礼遇宗亲的一种方式。不过，还应该指出的是，北魏宗室是当时社会的重要阶层，一些宗室在国家担任重要官职，甚至在一些时候能够控制决定朝廷命运的大权。北魏皇帝要维持其统治，是不能忽视宗室所处的这种重要政治地位的。所以皇帝向宗室赐宴，正是通过内宴的方式加强宗亲之间情感上的联系，进而有效地利用他们“翼屏王室”。
　　北魏皇帝赐宴，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调社会内部的一些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外交的手段。正如前提到的，北魏皇帝对归附的邻国国主、使臣以及敌国的使臣，一般都有宴飨的活动。《北史》卷九四《契丹传》：“真君以来，岁贡名马。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可见在北魏与邻国的友好往来上，可以通过宴飨使臣而起到一种答谢的作用。对于归顺的相邻的部族首领，也可以通过赐宴表示一种亲善的态度。如，孝文帝宴请归顺的武兴王杨集始时下诏：“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劳公卿于此。”孝文帝的这种提高宴请武兴王杨集始规格的做法，正是他积极笼络归附部族首领的手段，也是他在外交上采取进取态度的表现。北魏后期，北魏北方的强敌柔然国主阿那瑰前来归附，孝明帝也向阿那瑰赐宴，采取亲善的态度。北魏皇帝实行的这些做法，说明赐宴也在国家的外交活动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总而言之，北魏皇帝赐宴，已经与皇帝不同的施政方略具有联系。所以北魏皇帝赐宴就不是单纯的宴飨活动，而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政治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北魏皇帝正是要通过宴饮这种方式，笼络群臣、宗室，以此可以更好地控制他们，使其尽忠于国家。至于北魏前期皇帝的“赐�T”宴已经直接与稳定下层的编户的施政方略联系在一起，所以对这种宴饮起到的社会作用，自然就更不能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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