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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我所认识的杨仁恺先生

1986年7月,杨仁恺与冯其庸于上海延安饭店。

编者按:杨仁恺先生生于1915年,逝于2008年,享年九十三岁,冯其庸先生生于1924年,逝于2017年,亦享年九十三岁。杨先生为书画鉴定宗师,冯先生为红学研究巨擘,二人均以著述饮誉当代,且皆擅书画,盖一代艺坛翘楚。杨先生早年得王蘧常先生撰文,王蘧常先生为冯先生恩师,二人因此渐为莫逆之交,数十年中鸿雁往来,推心置腹,引为知音。于杨先生去世十周年兼冯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再读冯先生所撰《云鹤其姿松筠其品——我所认识的杨仁恺先生》一文,惺惺相惜之情,感人肺腑。

云鹤其姿 松筠其品

——我所认识的杨仁恺先生

冯其庸

我与杨老相识已经数十年了。在我的认识里,杨老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鉴定家,更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是学界的典范。


要说杨老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我这支拙笔是说不尽的,我仍然只能说说我心目中的杨老。

我一想到我对杨老的认识,第一感觉,杨老就是一位读书人,是书生,是大学者,是研究家。

过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开头也是这句话,这回我想换一个说法,但想了好几天,总是离不开这个第一印象,可见他在我心目中的学者地位是不可更改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牢固的认识?那是杨老等身的著作给我逐年造成的,不是凭空一时产生的。

《簪花仕女图》(局部)

我读他对唐《簪花仕女图》的一系列文章,我纯粹是把它当作最有深度的文学文章来读的,我只注意他论证一个问题所用的大量史料和他的思辨方法。一句话,我以“唯物”和“辩证”两个方面来衡量杨老的《簪花仕女图》的论文和其他所有的文章。

一篇《簪花仕女图》的论文,杨老运用了多少重要的史料,从社会的政治历史背景、经济背景、社会风俗、妇女的装饰、装饰品的工艺水平、制作原料、服饰和衣料的品名,以及这些服饰衣料生产的工艺,直到画眉,发髻的式样,脸上的傅粉,以及插鬓的花朵,豢养的宠物珍禽,甚至花开的季节和服饰的节令,工的手法,敷彩的时代性等等等等,还有画家所用的绢素,画件的装裱等所有画上出现的问题,杨老无不作详尽的考论,而且事事有证,详引史实以为论据。我读这篇论文,使我闭目如置身于中唐贞元社会之中。我真敬佩杨老如此的博识多能,然而在这背后是杨老的博览群书,杨老的博学、苦学。

读这篇文章,还引起我的回忆,前些年我在读《全唐诗》时,发现了贞元诗人王涯的《宫词》:“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王涯的另一首《宫词》:“一丛高髻绿云光,吕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是贞元中进士,他写的《宫诃》当然是纪实,那末诗里的“白雪猧儿”和“一丛高髻”无疑是对《簪花仕女图》的最好的注脚,也是杨老贞元论的第一手有力证据。另外,我还想到我曾在西安的长安县住过一年,我是秋天去第二年夏天同来的,我初以为陕西是西北地区,一定很冷,没想到它的气候竟与江南一样,它的纬度与我老家无锡是同一个纬度,所以一过春节,就春暖花开,到三月初上巳节,仕女皆竞穿单衫游春,而辛夷花(乡人称紫玉兰)也已怒放。无怪身居辋川的王维有辛夷坞诗,可见这的辛夷是很普遍的。我无锡老家的隔墙就有一棵辛夷,花开时如紫云,所以我在北京现在的居处,也种植两棵辛夷,两棵白玉兰,不过每年花开季节要比老家晚一个多月。由此可看,讨论《簪花图》辛夷的季节和图中人穿单衫的问题,实际上也不成问题,从而更证实了杨老论断之正确。


我读杨老《试论魏晋书法和王羲之父子风貌》、《隋唐五代书法艺术演进轨迹》、《晋人曹娥碑墨迹泛考》、《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和年代考》、《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关于〈史可法书札〉的考识及其他》等论文,也深深感到杨老立论,首要历史证据,而其方法是用辩证的方法,普遍联系相关的事物,作缜密而切实的历史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有根有据,而且鞭辟入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例如他提出魏晋时期是书法的重要演变时期,演变是从东汉后期逐渐开始的,他还指岀真书是从西汉时就逐渐开始的,他列举了不少出土汉简的例子。对此我深有同识。我认为实际上在汉隶里就包孕着真书的结构因素,这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木简、简牍、觚、封检,西汉《王杖诏令》册,东汉《居延令移甲渠吏迁补牒》册、《居延都尉府奉例》册、楼兰出土的残纸、木简等都可以看得出来。恰好最近有朋友寄给我一件束汉的石刻铭文拓片,其书体已经全无隶书的笔意,基本上是真彗,寄拓片的朋友还告诉我,有朋友也提出了西汉已有真书化的问题。我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并且与我上面所举的众多例证是能相一致的,这些我觉得都能佐证杨老的论断。杨老还说到章草也是从汉隶中演化出来的,并举出罗布淖尔出土的西汉成帝时期的律令从事、醇酒、薄土三枚木简为例,我认为杨老的见解是完全可信的。我还可举出一九九三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西汉墓出土的木牍和竹简,竹简是一篇基本完整的《神鸟傅(赋)》。行笔很快,写得较草,已经具有明显的章草笔意。

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从杨老对中国书法演变的论述里,我体会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注一)。从宏观来说,是时代分明、阶段分明,(古籀)、小篆、隶书、楷书(真书)、行草,各有其流行的主要时代,但是从微观来说,各种字体的产生发展变化,都各有其萌生、成长到成熟流行的过程,也即是渐变的过程,各种字体并不是截然终止也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古籀里边就包含有小篆的部分,小篆里也蕴含有隶书的某些法则,而章草又是从隶书中衍化出来,真书也是从隶书中化生出来的,尽管其历程较长,但衍化的轨迹还是清楚的。我国魏晋时期正是书体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所以在同一时期,诸体并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现象,并不存在什么奇怪,魏晋时期更是如此。王羲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从时代来说,就是处在这个书体由旧向新转变的时期,而他的真行草,都能领时代之新,继传统之醇。所以他就成为推陈出新的典范。至于在同一个时代里,并存着几种书体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当真书流行的时代,又流行着行草,这有什么奇怪呢?现在能见到的传为王羲之的书法,不是真、行、草都有吗?至于隶书盛行的时代,仍有篆书存在,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有时为了特殊的文体,为了求古,特意写较古的篆书甚至金文,所以往往碑额是篆书,而碑文是真书或隶书,这是常见的现象。这种书法史上特殊交错复杂的现象,杨老在他的多篇重要论文里,都有精辟的论析,解人之惑、释人之疑。

1999年4月23日,杨仁恺与冯其庸在安徽合肥。

杨老的这些文章,都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当然从书法史、美术史的角度看,它又分别是书法史和美术史的专题论文,从鉴定学的角度看,它当然更是鉴定学的专论。


在这样深厚的学术基础和实践基础上,杨老花了极大的精力,写出了他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计六十万字,图片数百幅。

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书影

我国的书画鉴定,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最早大约可以上溯到两晋六朝。但是千余年来,只有著录和简略的品评,没有详尽的论证。因为以往的鉴定,主要是靠目验和有关的著录题跋,没有更进一步的科学论证,更没有近现代的科学手段,所以也没有一部专讲书画鉴定的专书,尽管历代著名的鉴家辈出,但却无这方面的专著问世。直至上世纪中期,才有张珩(注二)先生的《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张珩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鉴定家,他在鉴定古书画方面的权威性是公认的,可惜不幸早逝,这部书是他的一次讲演录,而且还是他去世后经老友整理的。所以从篇幅来说只是一部小册子,但从质量来说无疑是他毕生珍贵经验的总结。然而毕竟被过小的篇幅所限制,不能尽其能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鉴定概论》出版。徐老是书画鉴定的大家,众所公认,本书文字十多万,附图百幅,比张珩先生的书大大扩充了,可以说是书画鉴定学方面的一大跃进。到了上世纪最后一年的一月,杨仁恺先生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出版,全书约六十万字,附图数百幅,成为鉴定学方面的皇皇巨著。凡鉴定学方面的有关问题,如时代、风格、流派、款识、著录、题记、印鉴、装裱、流传、收藏、真伪等等,无不详细论述,结合插图,读者更觉亲切,如同耳闻目见。这无疑是书尽鉴定方面的一部带有阶段性的巨著。

中国的古代书画鉴定已经传承了千余年,从古人到今人,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可惜一直没有系统地整理并加以科学化、理论化。幸而由张珩先生开头,中经徐邦达先生的扩大,到杨仁恺先生总其大成,并定名为“鉴定学”,这是个划时代的飞跃。

杨仁恺与冯其庸在鲁迅美术学院鉴定书画。

把中国的古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来建设,这是完全符合这门“学科”的实际的:一是它已经具有了千余年的传承历史,古代和当代的许多鉴定专家都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歴史知识和鉴定经验,“鉴定学”的建立,是对古代和当代许多鉴定家的成就、学识和经验的肯定和综合,并非只是个人的成绩。二是我国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需要鉴定的书画还有很多,也包括其他文物,都需要鉴定。当然其他文物方面的鉴定也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是“鉴定学”这个“学科”建立后,还会不断提高,不断地更加科学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还会有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所以“鉴定学”这门学科也会继续有所发展。

因此,我认为杨老提出“鉴定学”这个概念,写出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和深刻理论的专著,这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贡献,更是对文博事业的一项重要建树。


杨老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的《国宝沉浮录》。《国宝沉浮录》是一部专门记载辛亥革命胜利后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取书画珍宝的书。溥仪利用他当时的特殊条件,盗取了故宫所藏的大批书画珍宝,后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洲国,背叛祖国,背叛民族。溥仪又将他盗取的大批珍宝凭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从天津运抵长春伪皇宫。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溥仪又挟宝潜逃,被我缴获。但大部分留在伪宫小白楼里的大批书画珍宝,被伪满洲国看守士兵哄抢争夺以致撕毁和流散,造成中国历史上最近最重的一次书画珍宝的大劫。

《国宝沉浮录》书影

杨老一向关心溥仪盗宝这件大事,想弄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想尽可能地抢救这批国宝,恰好五十年代初,杨老由政府派往东北调査清理征集这批流散国宝,因而对这次小白楼事件及溥仪盗宝的前前后后有了最深刻的了解并亲自接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杨老还为国家抢救了上千件文物,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在仓库的杂品中发现的,原先被作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恰恰是一件后人的画本,经杨老发现真本后,才将这件国宝从杂品冷库中选拔出来重放光彩。杨老还两次在荣宝斋遇到一位从东北来的青年,拿着包古书画的残卷碎片来卖。杨老竟从残卷中认出米芾《苕溪诗》卷真迹来,从而使这件国宝得以遇救,同时被抢救的还有几十件,国宝巧遇“国眼”,劫中遇救,一时传为佳话。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杨老的《国宝沉浮录》,详详细细地记载了从溥仪故宫盗宝偷运天津张园,到溥仪本人依靠日本人力量从天津逃至长春,甘当“儿皇帝”,又借日寇之力将国宝运抵伪宫,以及后来日寇投降溥仪潜逃被截,伪宫宝物哄抢流散,文物古董商人趁机发财,直到后来国宝部分回收等等,尽皆据实详录。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杨老以他卓越的书画鉴定能力,对溥仪盗宝清单上的的国宝书画尽量作了学术性的鉴定和考论,并附有大量的图版,使这部书成为可读性极强而专业水平又极深的好书,从而又使近代史上溥仪盗宝事件得到了最真实详尽的记录。

我国历史上每逢大乱,必有书画国宝的被毁和流失,但以往只有简略的记述,从未有如此详实的专著。所以杨老这部书,又是我国文化艺术史、文博史上具有创造性的专著,发前人之所未发,作前人之所未作。

杨老另一部著作,就是一百多万字的《沐雨楼文集》(注三),此书收录了杨老有关书画鉴定和艺术研究的大部分文章,是他鉴定每一件古书画的专论。读者可以从他文章中,看到杨老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研究具体问题的,更可以看到杨老缜密的思辨和分析能力以及他渊博的学识。正是这一部文集,加上前述两种专著,证明了杨老崇高的学人地位。

当然,这几部名著,也同时证明了杨老是卓越的古书画鉴定大家。


杨仁恺行书跋《自临徽庙花鸟册》

我们不能忘记,杨老还有《沐雨楼翰墨留真》(注四),这是杨老的书法集。从书法的角度看,杨老当然是当代的书法大家,集中的篆书“竹西”两字何等功力!

杨仁恺篆书“竹西”

还有所临汉篆,地地道道的汉篆风味,如无绝顶的功夫,决不能至此。而他的行草,笔法之娴熟,风度之潇洒,一任自然,好不着意而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令人钦敬不已。先师王瑷仲公曾云:

先生于书,初嗜苏长公,喜西楼帖,后及石门颂,龙门二十品,复合汉碑晋帖为一冶,凡数十年,所造益雄奇。

先师是大学问家、大诗人、大书法家,日本书法界称他是当代的王羲之。可见先师之评,一字千金,不可动摇。

1998年5月,杨仁恺出席冯其庸书画摄影展开幕式。

但是我读杨老的书法,却发现杨老的自书诗,不仅仅书法好,诗亦极好,令人读之不厌。例如“夜色苍茫访古寺”(注五)一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注六)一首,“结伴六十载”(注七)一首等等,都情真意深,令人难忘。

杨仁恺书《结伴六十载》

我与杨老相识数十年,多次与他在一起,每逢友人出卷轴请他题识,总是见他援笔立就,不假思索,有如宿构。而且并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次都如此。也不是观款短跋,往往是洋洋洒洒的长文。有一次我拿出一卷清初的书法长卷,请他鉴定,他竟拿起笔来一口气把后面长长的拖尾写完,真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不能不令人衷心折服。

我知道杨老还有其他著作,但我知之不详,不敢妄说。

杨老这样的大学问、大才气,人们总想了解他是哪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得到什么学位?杨老却很风趣地说他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杨老的回答虽然风趣,却是事实。杨老的学问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靠勤奋苦学得来的,当然他早年在重庆得识许多名家,如郭沫若、沈尹默、谢无量、金毓黻、马衡等,以上诸位,都是名震遐迩的大家,岂能轻易见到,杨老却在青年时期就得到他们的指点,真是人生一大幸!然而,若不是杨老的勤奋,若不是琉璃厂“大学”的实践,岂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实践出真知”这句话确是至理明言,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实践出真才”,出“干才”。离开了实践,一切知识都是空话,所以我一向认为,人才是靠自我培养,自我造就的。从这一点说,杨老就是自我造就的一位大才!

2007年,杨仁恺与冯其庸在沈阳金秋医院。

杨老才大,学问大,眼界大,但是待人却极谦和、亳无架子,遇之如春风,接之如冬阳,一切平平淡淡,一点也察觉不出他浑身是“大”,更察觉不出他是位走遍世界的大学问家、大鉴定家。普天下的书画国宝,不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过他的法眼了,他胸中眼中藏有多少书画国宝,恐怕除他自已而外,很难有人能估量。

也因此,我写这篇短文,也只是以蠡测海,最多不过是得其一勺而已!愿意更多地了解杨老的人,还希望直接去读他的书,因为只有观沧海而后能知沧海之大,只有登昆仑而后能知昆仑之高!

注一:秦始皇时代的书同文,是一种文字改革,也有突变的意义,但从大篆简化成小篆,小篆又往往是从大篆中衍化出来,实际上是取大篆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又是渐变。

注二:张珩(1915——1963),字葱玉,别署希逸。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开创了科学的鉴定路子,成为全国著名的中国书画鉴定专家。一生鉴定书画以万计。

注三:《沐雨楼文集》出版于一九九五年。

注四:《沐雨楼翰墨留真》一九九九年十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杨老第一步书法作品集。

注五:夜色苍茫访古寺,围墙树影有无中。庙门深锁何岑寂,异国情怀意更浓。

注六:前事不忘后事师,忆民罹难有余悲。山河壮丽埋忠骨,高处巍峨堕泪碑。

注七:结伴六十载,儿孙已满堂。各自奔前路,天涯任行藏。老来长相守,诗书慰清凉。而今过耄耋,腰腿犹小康。往事尚能忆,苦乐未能忘。但愿人长久,不问天地荒。

杨仁恺致冯其庸书札

宽堂吾兄如晤:

辱承赐撰拙作序言,溢美之词,实不敢当,谨此中谢!不久将有晋京之行,届时定前往趋教也。

颛肃,即颂

文祺!

弟仁恺顿首 七、十八

冯其庸赠杨仁恺《心经》

杨仁恺跋:宽堂教授已八十高龄,犹能作小楷。明衡山翁九秩,小楷工丽,非吾辈凡夫所能望其项背也。辱承书多心经馈赠,不胜惶恐,铭感之至也。壬午秋月,八十九叟龢溪仁恺谨志于盛京沐雨楼中。

冯其庸《哭杨老》三首

(一)、

相识平生五十年,论文常到沈水边,春风化雨多润我,怕见先生病沉绵。

(二)、

传来恶耗等惊雷,四海震腾日月灰,从此江山空沈水,万牛难挽沐翁回。

(三)、

半世相交一旦休,叫人怎不泪长流,从今问字排难处,四海何方觅故侯。

冯先生赐编者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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