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铮作《周作人八十自寿诗》（原载一九九○九月一日《大成》第二百零二期），其中有“兄弟往还与失和”一节：
“一九二三年知堂与鲁迅，兄弟失和一事，那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总想亲自问问知堂老人，但一直不得机会。因为以交谊论，我不够资格，用周先生的话来说，我不过是他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再是，以这样的问题请教，很可能引起老人不快。而且在他面前，好像谁也难无拘无束地谈什么。这样，疑问就久蓄心中。
“一九六三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与知堂闲话，谈到民国初年鲁迅在北京，知堂在浙江，他们弟兄书信往还的事。我说，从鲁迅日记的记载看，那时的书信往来，真可谓多而勤矣，有时一个月内竟有三十通之多--这是从鲁迅接到'二弟’信的单方面数量说的，有日记上的书信编号为凭。我问，通信这样频繁，都是谈些什么内容呢。知堂想一想说，全无要紧事，许多内容是'讲笑话’。讲笑话，这使我有点不理解，可是也不好再往下问。可是机会终于来了，我就问那久蓄心中的疑问，我说，从兄弟怡怡，到一九二三年的兄弟参商，那原因，在近代文学史上将会成为一大疑案吧。这时，他听了我的话，竟大笑起来（他大声笑的时候不多），他说：谈不上是什么疑案，可是也不是许寿裳文章中说的那样。这我明白，许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将兄弟分手的原因说成是思想分歧。接着老人又说，这件事说起来很无聊，很没意思。他还说了另外几句话，今从略。那意思是明显地排除了当时分手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这一世俗的看法。他的话，到此为止，我也不便深问，否则就很不礼貌了。但知堂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谈得含蓄，我当时不懂，今天也还不明白，我仍把这看成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疑案。以上所说，记实而已。
“这件事，我曾说给俞平伯先生，他说，这很重要，要记下来，但现在还无处发表吧。
“我想，亲自听周先生谈过这件事的人，在世上的，恐怕就剩我一个人了吧（原先了解这件事的几位先生如张凤举、徐耀辰等均已下世）。”
张铁铮是周作人晚年来往较多的少数朋友之一，周氏日记中多有记载。《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版）另收张铁铮作《知堂晚年轶事一束》，与《周作人八十自寿诗》有些重复，但无前引一节。孔夫子旧书网曾售张铁铮签名本《闲话周作人》，该文题目上有张氏批语云：“本文原刊香港时尚有周氏口述兄弟失和一节，今大陆删除。”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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