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
1996年4月10日
今天去张中行老先生家，遇到孙毅，还有新结识的诗坛小友靳欣。一起谈天说地，颇有兴味。
张先生近来看了我的书，送了我一套他的书。书上题字称我为“才女”，虽然受之有愧，但能得到这位大学问家的赏识，心下还是得意的。今天，是张先生特约我为他的近作集校稿，孙毅也是来为张老的另一部集子校对、作序。
孙毅正写《鲁迅与周作人》的文章，查了大量资料。他说，周作人附敌的背景很复杂。有人根据一些史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为保存民族文化牺牲了自己的名节。
在这个问题上，张先生的态度倒是颇为鲜明。他说，即使当时有人托付，也不应出来。因小失大，太不值得！周不是一般人，以他那么大名气的学问家，未保持住晚节，太可惜了。当然，张先生还是十分赞赏周的文才。最近他为广州出版社的《周作人文集》写了序，就强调说人与文要分开，不能因人废文。
张先生还提到周氏二兄弟的相知之深。鲁迅曾说，中国的散文家，周作人第一。林语堂第二，自己第三。而周作人晚年也说过这样的话：幸而鲁迅死得早，否则，活到后来，他没有郭沫若那样的本事……（记得周还有一句话：“寿则多辱”）。张先生说：“真不愧是大家，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重意思，你就琢磨去吧。”
张先生还说，周作人有两次发火，他认为都是不对的。一次是与鲁迅吵翻，为了夫人羽太信子。他说即使鲁迅对羽太信子产生过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以鲁迅的人品地位，也不过是“发乎情，止乎礼仪”，但周作人不容，是大不应该的。另一件事是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与弟子沈启无绝交。张先生曾将此事写入他的书中。
砚台、气节、专制及其他
1996年6月29日
今天与北大商金林老师一起去拜访张中行先生。从广州带回几块端砚，请张先生鉴赏。当然，也是为了抛砖引玉，开开眼，看看张先生的宝贝。
果然，我的端砚经张先生鉴定后，他遂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几块珍贵的藏品。一块是“瀚海日出”端砚，上有鱼脑、火捺、冰纹，海水托着半轮太阳（墨池），是宋代的。一块十分珍贵的纪晓岚阅微草堂藏砚，长方的，上书纪晓岚铭题（当然，是别人代书的）。张先生还找出一本重印的《阅微草堂砚谱》，上面就有这块砚的拓片。当年因开铺子的不识货，张先生仅以20元购得此砚。张先生说这砚属“坚苍”一路，非常重（对立面的是“柔润”，各有特色）。还 有一块“井田砚”，构思奇巧，张先生曾在文章里写过。另外还有两方老坑石，均无甚花纹，但刻工细腻圆润，令人叫绝。张先生说，他就喜欢这种古朴的刻工。现在有的刻工俗（如我的那方竹枝小鸟的）。还有一块绿色的小圆砚，上书乾隆御赐。虽石不见得好，却价值非凡。张先生连声说：现在不能玩砚了，太贵，不值！我心想，张先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当然看不上我们新买的俗砚。但像当年他那样的机会，又怎会再有，即使有，我辈也没有先生那双鉴赏的慧眼。
接着，我们就天南海北地聊开了。先是从他与黄裳的争论说起，谈到改朝换代后，为新的政权做事，是否有失气节。传统的价值观，是歌颂“不食周粟”的。张先生则认为，所谓“忠于前朝”，不过是忠君，是愚忠。他调侃道：顾亭林在明皇××死后，跑到明陵去跪拜大哭。有人说是哭故国。哭故国，你也可以到黄河边上去哭，也可以到长江边上去哭，为何跑到明陵去哭？另外，所谓“气节”有无年限？比如×××，在清初考了进士，被人骂；过了两三年，×××也考了进士，当了大官，就没人骂了。朝廷无能，不能保护老百姓；明朝末年实行苛政，被人推翻，改换了朝代，难道让老百姓跟着一起去死？
我觉得，张老对传统“气节观”的质疑很有深意。他是从民本、民生主义立场出发的。张老一贯反对对帝王的愚忠，反对歌颂“青天”，主张老百姓要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权益。而长期以来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这是完全不同的。城头变换大王旗，老百姓没必要为某个专制君王殉葬。
他说，“道德与否取决于权利的大小”，比如一个人看人家姑娘漂亮，霸为己有，这在一般平民就要判刑；而帝王、当官的却大行其道，甚至作为盛事。因此，对权利一定要限制。西方一些国家的官员，只有对符合程序的事才有签字权。而我们这里，官员的权利大得没边。这个东西不改，腐败反不了。（张老说这些时，一脸刚正之气）
他还说：“我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年轻时就没有，现在更没有；只是顺生而活，率性而为。但对于那些非常坏的事，比如专制，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能不说吗？不说就是默认，就是助长。当然，有时候说也只能遮遮掩掩地说，否则发表不了。”
张老又谈起他个人的经历。他说有几次关键时刻，都似有神助，化险为夷。一次是1976年，本来年年回香河老家，鬼使神差只那年没回，便发生大地震，房子都塌了；一次是老伴患囊肿，诊为癌，要开刀。幸遇吴阶平给否了，至今无事；还有一次是1968年（？）让他下放，问去河南还是山西，他说去哪都成，反而躲过去了。他说这些往事，自得里带几分自嘲，完全是一种平常人心态。
张先生说自己没有远大理想，但我觉得他有自己独到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和他聊天总让人感到兴味无穷。这也许是他周围吸引了那么多各色人等的原因吧。
岁末、世纪末访世纪老人张中行
1999年12月30日
今天是1999年的倒数第二天，也是千年之交的最后两天。在今天去看望张中行先生，似乎有了一点不同寻常。
张中行先生生于1907年，如今92岁，可以说是世纪老人了。这位老人的生平颇有传奇色彩：生于河北农家，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做过胡适、周作人先生的弟子，崇尚西方哲学、逻辑学，亦工语言学。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与后来红遍天的女作家杨沫有过一端感情纠葛，解放后被写进《青春之歌》，成了人人皆知的小资、懦夫余永泽。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很长时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当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80年代中期，“虞信文章老更成”，人们重新发现了行公的价值。其散文谈儒论道，满腹经纶，却又举重若轻，天趣盎然，被称为“老生代学者散文”的代表。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发，集子一本接一本地出，一时报纸、杂志、出版社约稿者几乎踏破门槛。行公更由此揶揄年轻编辑的浅陋轻率，乱改其稿，断然宣称：“许退不许改！”与此同时，各色人等：官员、文人、记者，教书匠……红男绿女，均对行公趋之若骛。其中有一号称“京城遗少”的年轻人，自诩“张办主任”，成了鞍前马后的“书童”；有一个称“以编书为业”的中年妇人时常追随左右；还有一爱写旧体诗的年轻女子也颇得行公赏识，曾写谐謔之文引为文坛花絮。
行公的文章，有人不喜欢，说罗嗦，絮叨，拐弯抹角；更多的人喜欢，认为有独特个性，温柔敦厚里锋芒暗藏，谈天说地中为人指点迷津，是真正的大手笔。但没有点悟性，还是难以尽知其中之妙的。总之由于行公的博学、有趣、高寿，善待他人，又有传奇般的经历，他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一群的人。京城各种文化盛事少不了他的光临，外地的文坛、出版界、新闻界甚至佛界，也常请他去游历一番。因而九佚高龄的行公仍是兴致不减，时有壮游之举令世人称羡。
我是以书为缘认识行公的。行公似对我一见如故，以后常有来往（他来是电话，我是登门拜访），并应邀为他编过集子《笔花选录》，写过几篇介绍评论他的文章，他也为我的散文集写过序。行公爱约我去他那聊天，我想，可能因为我善于聆听他的絮叨，并常觉有味吧。最近一次畅谈是两个月前，他去荣宝斋观砚，忙了一上午，“打的”回来，仍毫无倦色地与我聊天，令人佩服不已！
但毕竟年纪不饶人。每日笔耕不缀，活动不断，对于一个九十高龄的人来说，究竟是太累了。他终于病倒，住进“305”高干医院。据说想去探视的人，一般都被家人婉拒。我算是幸运，被破例允许前去探望。当我携一袋水果走进那高大静谧的病房，只见宽大雪白的病床上蜷缩着一个瘦小的老人，似乎比我两个月前见到他时缩小了一圈。他女儿告诉我，老人上午刚去门诊部做了各种检查，疲劳不堪，刚刚睡了一觉，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女儿们扶他坐起，让他辨认来人。他竟楞了半天才叫出我的名字，与先前那个精神矍铄、博闻强记的老人已是判若两人。我心里感慨：时间真是捉弄人！我对行公说：我在这岁尾来看您，再过两天，您就又跨过一个千年了！行公听了，似乎并不在意，只是不断追问今天的日子，说，住院住得晨昏都颠倒了。后来他精神好了些，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大老远来看我。
聊了会儿天，他对女儿说要上厕所。女儿们说，让庞旸回避一下，就在床上解决吧。我退到过道，只听行公不好意思地嘟囔：还是茅房自在。女儿们说：您90多岁了才用我们，以前什么都是自己来，够可以了！接着，又有一女儿喂他果汁，喝下后又拍拍背，像照顾一个婴儿似的。我觉得行公晚年还是很幸运的，有四个孝顺的女儿近前服侍；也感到了行公骨子里的自尊，衰病如此，还尽可能保持着一份尊严。为了不使老人感到难堪，也为了他更好地休息，我匆匆告辞退出。这时，人教社的几位领导也携礼物前来探望了。我理解了他家人不愿让人来探视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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