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烟桥

叶兆言

郑逸梅先生在提到范烟桥先生的时候，曾说他是“朴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弟子”，我对此颇有疑问。章门弟子遍天下，能够称为高足的，并没有几位。印象中，是不是正式拜过师都很可疑，谁是谁的学生，谁又是谁的老师，这种事有时候千万不要当真。可以作为谈资的，是范烟桥的《茶烟歇》结集出版，请老先生题书名以壮声威。太炎先生好古字，他老人家把“茶”写成了“荼”，因为茶之本字就是荼。

这是三十年代初期的故事，当时的左联文学和大众文学运动，正闹得如火如“荼”，这种书蠹似的复古，照例是要受攻击的，出版社因此不能接受，这不仅不通俗，而且等于在封面上印了一个有争议的“错”字，于是和范烟桥反复协商，将太炎先生的字移到了扉页上。太炎老

先生是否生气，不得而知，反正一两年后，老人家就骑鹤仙去。《茶烟歇》正式出版，是1934年，1989年曾以影印的方式，又印一次，只印了一千多本。记得我当时会买一本，完全冲着印数低。这种书，错了一次，下次再也不会遇到。关于这本书，范烟桥的题辞是：

酒力醒；茶烟歇，

四十年闻见从头说。（括号内的字是四竖一横，代表四十岁的意思，字库里没这个字。）

等闲白了少年头，

讲坛口舌；文坛心血。

“茶烟歇”三个字搁一起，确实

是一种很好的意境。郑逸梅对这本小册子评价很高，相信现在看过此书的人并不多，平心而论，没有什么太大的精彩。我读过许多民国初年的笔记，这本东西似乎还入不了上品。例如《况惠风髦年置妾》，就是以一种津津有味的笔调，写词人况惠风暮年讨小老婆，一帮好事者跟着起哄，“乃觅一理发匠女以献”。又如《婢有巨识》，写一婢女不服从主人的安排，却慧眼识英雄，看中了一位五十未获功名的书呆子。这种文字趣味，让充满新思想的人，看了很不舒服，是肉麻当有趣。提到当年鸳鸯蝴蝶派，范烟桥多少逃脱不了干系，起码这趣味有些接近。

范烟桥应该与周瘦鹊放在一起谈，一段时间里，两个人在文坛上常被同时提到。自然是趣味近，有共同的读者。与同为苏州藉的作家周瘦鹊一样，范烟桥也爱花，小传上说他“爱花，唯健忘，往往灌溉失时，以至憔悴”。仅此一点，反倒看出了他与“花木专家”周瘦鹊的不同。范烟桥当过小学教员，还干过县教育会长的差事，大约是很擅长说故事，为调皮捣蛋的孩子上课，竟然能让大家“咸欣然聆教”。这种功夫，也发扬光大在他的小说中，到了二十代初期，范烟桥的小说在上海滩有很不错的市场。他似乎是好“黑幕”一类的小说家，因为他最初的声名，全靠刊登在《时报》和《小说月报》上“谤文”小说获得。他的笔名叫“余晷”，创作旺盛的时候，“每日数千字以应，一年之间，合杂著计之，当达百万余言”。

说范烟桥的文字“反腐倡廉”，多少有些拔高嫌疑。这类小说读者之多，任何严肃作家望尘莫及。新文学阵营联手进行了围剿，说过许多忿忿不平的话。辩护者将这类文字归为欧洲“写实小说”的影响，并预言“黑幕小说，这时候人人都要唾骂；过了二十年，个个都要恭维”。

时过境迁，好多个“二十年”已逝去，黑幕小说只要有机会，都能再火上一把。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可能还会这样。媲美欧洲小说当然是蒙人的鬼话，甚至揭露官场“腐败与黑暗”也只是幌子，黑幕小说流行的基础只是小市民心理。究竟什么是黑幕小说，很难有定评，周作人曾为这类小说下过结论：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

或许被痛骂的原因，“黑幕”二字已成了恶谥，谁也不想沾。范烟桥所撰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就没有黑幕小说这一样。他用四两拔千斤的巧劲，将被新文学阵营痛斥的一些文章，浑水摸鱼地归纳为“社会小说”。凭我的记忆，范烟桥这篇很长的偷偷辩护的文章中，甚至没提自己的名字。提不提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然而他大约是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风光，曾

经一年发表了文字上百万字的作家，不可能对过去的历史无动于衷。

写得多是一回事，毕竟还不能说范烟桥大红大紫，为旧派小说家排座次，掰起手指计算，要数好一会才能轮到他。当时的稿酬标准，好的五或者六元，差的是二元或者干脆没有，因此以挣钱论英雄，也轮不上他。旧派小说家大都是快枪手，范烟桥写作每小时就可以有千字，他的《孤掌惊鸣记》和《孤岛三月记》，都被誉为巨著，都是不到

一个月就写完。旧派文人的玩意他都

会，写字，作画，好酒，犹喜欢品茗，酷嗜“洞庭碧螺春”，柳亚子先生写诗为他捧场：

茶烟歇候鬓丝青，

娓娓清言入杳冥，

不学羽琌孤愤语，

珊瑚击碎有谁听。

范烟桥很在乎文章的微言大义，曾说过“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前后颠倒一下，说成“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意思会完全不同。这不只是文字游戏，要细细品味才能有觉悟。在文字方面，旧派小说家显然要比新小说家讲究一些，对新派人物谈到文学革命，言必称五四运动，他在《白话文》中指出：“不知光绪中叶，已有白话文之提倡，惜乎科举之余焰未息，其势有所弗敌，故消沉而不能光大。”他以柳亚子所办的《自治白话报》为例，说该报以投赠的形式送阅，其中的文论，小说，歌谣等都是白话，看的人不少，叫好的人也多，但是因为时机未到，终究未能形成气候。因此，新文学不过是沾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光，谈不上什么开天辟地，毕竟不是首创。不过这种容易引起抬杠的话，在范烟桥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他行文通常是点到为止，对新文学阵营敬而远之，和周瘦鹊一样，采取的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消极态度。

在旧派文人的路子上，范烟桥有意无意越滑越远。由于二十世纪是新派的天下，凡事都忌一个“旧”，因此他既在文坛之中，又更在文坛之外。除了小说和小品文，范烟桥也写弹词，有《太平天国弹词》，还有《玉交柯弹词》。在二三十年代，电影业刚兴起，很快由默片转入有声片。和今天一样，电影插曲很容易流行，当时女明星周璇主演的片子，因为她的金嗓子，动辄得来一段，而填词这差事，很多都落在范烟桥身上。他对昆剧很有研究，郑逸梅先生说他“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动听悦耳，经周璇运腔使调，遏云绕梁地唱着，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

据说范烟桥最得意的填词，是《西厢记》被搬上影幕，他亲自编撰了《拷红》一曲，曾经十分风行，到处传唱。

2002年2月15日 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