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丨岳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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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羊方尊 通高58.3厘米。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月山铺。因其腹部突出四个栩栩如生的羊首，被称为四羊方尊。用于盛酒以祭祀祖先和神灵。
觥觚交错
自商汤立国，至武王灭商，共延续500余年。期间到底铸造了多少青铜器，又有多少是酒具，现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仅妇好墓这一座墓中，就出土了重达1.6吨的青铜器。妇好仅是商王武丁众多王妃中的一位，规模更大数量众多的商王和王室成员及各级贵族的陵墓中，更不知有多少青铜器，或藏于各地博物馆，或流传于坊间，或仍埋藏于他们的私茔中。在这些青铜器中，酒器的数量绝不会少。
据笔者统计，自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经考古出土的青铜礼容器近3000件，若按照70%占比计算，其中酒器的数量也在2000件以上。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博士统计，流失在海外的殷墟文物达6万件之多，其中也不乏精美的青铜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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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宫殿区复原图。以历年来殷墟考古发现为依据，直观展示了在洹水河套里包围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除晚商的都城殷墟外，在全国其他地区，如河南的郑州、正阳、罗山，山东的苏埠屯，河北的藁城、定州，西安老牛坡，山西灵石，湖北陂县盘龙城，湖南宁乡，江西新干和四川三星堆等，都出土过不少商代青铜酒器。其中也有不少散失海外的，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青铜象尊和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卣（yǒu），据传分别出自湖南宁乡和安化。
商代青铜酒器形制多样。从功能上，大致可分为盛酒器、斟酒器、饮酒器和挹酒器四大类。盛酒器有尊、卣、罍、瓿、方彝、壶、斝、缶；斟酒器有觥、觯、盉、觚；饮酒器有爵、角；挹酒器有斗、勺。但是学者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带三足或四足的爵、角、斝和盉都可用来温酒，觚和觯则是直接用来饮酒的，也有说盉是煮郁器。也就是说，商代的酒器具有相对固定的功能，但也非绝对，不排除有一器多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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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一座殷墟四期墓葬中发掘出土的觚形尊，内壁有三行12字铭文，铭云：“辛丑，亚易（赐）彭吕（金），用作母丁彝。未。”据文意，此尊作器私名为“彭”，故称为彭尊。
在这些酒器中，多数有较为固定的形制。如觚、爵、斝、角、罍、瓿、彝、壶和缶等，最多不过以方、圆区分，如觚有圆觚和方觚，斝有圆斝和方斝，罍有圆罍和方罍等。但尊、卣和觥则形制多样，尤其尊类酒器，除圆尊和方尊外，还有大量动物形象的仿生酒尊，如象尊、鸟尊、羊尊、鸮尊、牛尊、豕尊和犀尊等。铜卣虽不如尊类复杂，也是精彩纷呈，像妇好鸮卣、虎食人卣、凤鸟卣等，也都是难得一见的国宝。
方彝的造型较为奇特，是仿商代高台建筑的形态铸造的，底座应仿建筑的夯土台基，器体是建筑本体，器盖基本仿自建筑的房顶。妇好墓共出土5件方彝，其中一件形似两件方彝联成一体，故称偶方彝。器口为长方形，两个长边各有七个卡槽，应是放置挹酒器铜斗之处。器体满装花纹，以雷纹地鸟纹和兽纹为主，辅以夔纹和鸟纹填空。通长88.2厘米，高60厘米。为目前所见商代最大的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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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尊通高17.5厘米。早年出土于湖南，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1975年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过一件形制风格相似的象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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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食人卣共有两件，通高35.7厘米，传出土于湖南安化、宁乡交界。这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另一件为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收藏。
器以藏礼
“器以藏礼”，夏商周三代时期的青铜器与当时社会的礼制观念、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铜器的组合配置有较大的差别。像王妃级别的妇好墓，随葬二百余件铜礼容器，其中有一百六余件青铜酒器。高级贵族墓，如安阳郭家庄160号墓，随葬41件铜礼容器，其中有31件酒器；再如安阳花园庄54号墓，随葬的40件铜礼器中，酒器有27件。而一般贵族墓，如安阳大司空663号墓，随葬9件铜礼容器，其中就有6件酒器；就连普通平民或武士墓葬，通常也随葬一觚一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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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公园供放商代大鼎的雕刻底座，反映殷商时期的生产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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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方彝通长88.2厘米。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商王妃妇好墓中。整体形态像商代的一座高台建筑。
觚和爵是商代最常见的基本酒器组合。觚为斟酒器，爵为饮酒器，一觚一爵为一套。通常觚爵套数的多少，体现了拥有者身份地位的高低。妇好墓出土50件觚、43件爵，是目前所见随葬觚爵套数最多的商代墓葬。据甲骨文记载，妇好生前极受商王武丁宠幸，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为王室重要将领。妇好墓也是殷墟考古史上唯一一座未遭盗掘而最接近商王级别的王妃墓。其他贵族墓按照规格不同，有随葬10觚10爵、9觚9爵者，也有随葬5觚5爵、4觚4爵、2觚2爵和1觚1爵者，就连随葬不起铜酒器的普通平民墓，也会随葬一套陶觚爵。由此看来，对商人来说，无论等级地位高低，黄泉路上酒是不能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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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觥通长19.2厘米。传早年出土于安阳殷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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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鸮尊通高46.3厘米。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商王妃妇好墓中，共出土一对，形制和花纹均相同。
随葬觚爵套数越多，其配套的酒器种类就越齐全。如妇好墓基本配齐了商代酒器的所有品类，像形体宏大装饰精美的偶方彝和形制罕见的小方缶，均仅见于此墓。其他高级贵族墓，则多配置卣、斝、尊、罍、盉等，方彝、壶和瓿则不见于普通贵族墓，更无缘于一般平民和武士。
这种以酒器觚、爵数量区分贵族身份的“商礼”，明显不同于西周时期逐渐形成的以食器鼎、簋套数多少来区分贵族身份的“周礼”。自商代早期就已大开的“重酒”之风，一直流行于商代各地大小贵族阶层之间，愈演愈盛，以酒器数表示人的身份地位，正是建立在商代普遍存在的崇饮尚酒的社会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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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觚爵2000年出土于安阳花园庄东地54号贵族墓。此墓共出土9套觚爵，墓主人亚长曾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一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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鸮觶通高19厘米。传早年出土于安阳殷墟，现藏美国旧金山亚州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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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盉 通高73厘米。传早年出土于安阳商代王陵1001号墓。共有三件，依铭文称为左、中、右三盉。早年流传到日本，现为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
秫地成来多酿酒
中国最早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的史前时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距今3000年的商王朝时期，农业生产较为成熟，粟、稻、黍、麦和菽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酿酒工艺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河北藁城台西的一个商代居住遗址中，发现一座酿酒的作坊，发现大量的陶瓮和大口罐以及罍、尊、壶、“将军盔”和漏斗等酿酒器具。在陶瓮内还发现大量白色水垢状沉淀物，约8.5千克，在大口罐中还发现分别装有桃仁、李核、枣、草木樨与大麻子。据鉴定，这些白色沉淀物为人工培植的酵母，即用来制酒的曲蘖，即今天制酒的酒曲。那些果仁应是酿制果酒和药酒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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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竹篓应是沥酒渣的器具。
商代的酒200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大司空303号墓的铜中，底部酒液中有植物纤维，判断应是鬯酒。
据学者研究，商代酿酒的品类已非常丰富，大约有五种十多个品类。第一种是粟酒，甲骨文字写作“”，应是一种蒸馏酒。妇好墓曾出土一件形制特殊的铜器，中腹有一立柱，似花瓣状，有孔与柱腔连通，被称为“汽柱甑”。有学者认为，汔柱甑是商代人用来制作蒸馏酒的蒸馏器具。安阳大司空303号墓出土的酒，应该就是这类酒。第二种是醴酒，应是用稻米酿制的浊甜酒。第三种是鬯酒，是用黍酿制的酒。又可分为鬯和郁鬯。鬯是由黑黍酿制，郁鬯则是由郁金香草浸泡而成的黍酒。这两种酒均属商代的高档酒，多为统治阶层享用，常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且多用铜卣来盛装。像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墓和河南罗山天湖商墓出土的铜卣内的酒，含有植物纤维，可能都属于郁鬯酒。第四种是果酒，品类较多，目前考古发现的有桃酒、李子酒、枣酒等。第五种是药酒，考古出土的用来泡药酒的有板栗叶子、大麻子和短梗南蛇藤等。
总之，商代的酿酒技术较之前代已有较大的发展，已由谷物天然酒化阶段，进入了人工培植曲蘖发酵酿酒的新阶段，不仅酿酒作坊较为普遍，而且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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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形尊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时尊内有一件炭化竹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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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盖通长29.1厘米。199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后冈9号贵族墓中。前为虎首，后为鹿头，盖面中脊饰云雷纹地的对称夔纹。因早年盗掘，此器仅余器盖，器身早已不知花落何方！
千古饮酒人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问刘十九》，描绘了美酒新酿、火炉温酒、雪夜邀饮的温馨气氛。其实，喜饮温酒的习惯早在商代已非常普遍。若爵、角、斝和盉为温酒器的话，妇好墓出土的163件酒器中，温酒器就有58件，占35.6%以上；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酒器31件，其中有14件温酒器，占45.2%；花园庄54号墓随葬27件酒器，其中有10件温酒器，占37%。可以看出，温酒器所占青铜酒器的比例，基本在三分之一以上。酒为什么要温了喝呢？元人贾铭说：“凡饮酒宜温，不宜热”，温酒不伤脾胃，还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看来3000年前的商人，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早已明白个中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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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卣通高27.8厘米。1989年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此器造型奇特，很可能是温酒或冰酒的器具。
商人喜饮温酒的同时，也有部分人可能对冰酒情有独钟。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就出土一件铜卣，器腹中部留出一个“十”字空腔，可将冰或冰水填灌空腔中，对卣中的美酒进行快速的降温。这件铜卣设计之巧妙，堪称一绝。
冰酒应为夏季消暑所用。《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诗经·风·七月》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周礼·天官·凌人》记载：“凌人，掌冰。”《夏小正》成书较早，记载的多为夏代的事情，《诗经·风·七月》所载应是周人采冰的事情。“凌阴”即藏冰的地方，“凌人”则是主管藏冰的官员。在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偶可见到凌阴类遗迹，即挖一深井，深达10余米，下可及水。凌阴用于藏冰，可保存至夏季不融，为夏商周三代时期王公贵族喝冷饮提供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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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尊2000年出土于安阳花园庄东地54号贵族墓。整体形态颇似南方常见的水牛。
商代人对医药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发展，明确作药用的植物标本也多有发现，有些出土时就浸泡在酒器中。如河北藁城台西酿酒作坊出土的酿酒器具中，分装着许多药用的果实或种子，有蔷薇科桃属的桃核和去核的桃仁，有同科樱属的郁李和欧李之仁，有李实、枣、草木樨和大麻子等。这些果实和种子多具有活血化瘀、健脾益血、清热解毒之功效。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酒器中，还曾发现板栗和短梗南蛇藤等药用植物的叶片，板栗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的功能，短梗南蛇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的药效。由这些药用叶片泡的酒，可谓上好的药酒。可见商代人对药与酒的关系已有较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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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尊通高36.1厘米。200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贵族“马危”的墓葬中。尊口上覆盖着大量中药材短梗南蛇藤。
酒以成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就是说商人敬神鬼，频繁地对天间诸神进行祭祀礼仪活动。酒则在商人的祭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上文提到，鬯酒是商代的高档酒，为统治阶层所专享，多用于重要的祭祀礼仪活动中。甲骨文中有不少相关的记载。在商代的祭祀活动中，曾用“鬯一卣”“鬯二卣”“鬯三卣”“鬯五卣”“鬯六卣”“鬯十卣”，甚至“百鬯”来作为祭品。“鬯若干卣”就是指用若干铜卣所盛的酒。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卣的容量，通常在2000～3000毫升，若一次祭祀用百卣的话，总量则可达300公斤左右。由这些当时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商人祭祀活动中用酒量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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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青铜冶炼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殷墟发现殷代铸铜作坊遗址4处，其中最大的一处在1万平方米以上，反映了殷商时期冶铸业的规模。
中国古代酒文化延续了数千年，到了殷商时期，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无论是青铜酒器的品类和精美复杂程度，或是酿酒技术和酒的种类，以及精彩纷呈的酒文化，都为前代所不及，更开后世之先河。但美酒虽好，不可贪杯。商人嗜酒无度，终因此而亡国，促生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尚书·酒诰》，成为后世人们劝诫贪杯者的典范。
岳洪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攻夏商周考古学、三代青铜器和中国古代酒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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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斝 通高43.5厘米。1990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160号贵族“亚址”墓中，为商代较为罕见的大型温酒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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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斝柱柱高11.9厘米，为安阳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方斝的柱子。柱与爵柱一样，通常立于器口沿，目的为卡扣过滤酒渣的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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