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陈垣（一八八零——一九七一）籍贯广东新会，自出生始便长时间生活在广东（除短时期曾游历日本），直到三十三岁时方离粤北上，定居北京。一九一七年写出首部专著《元也里可温教考》，震动一时。从此开始全力投入史学研究，逐渐在宗教史、目录学、年代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元史研究等方面取得卓著的成就，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有意思的是，陈垣虽然籍隶岭南，作品署名亦多为“新会陈垣”，在学术界却被称为“北陈”。这提示出故土岭南与其学术的发展成熟似乎关系不大。而且这一现象在其他的粤籍史家中也普遍存在，如梁启超、张荫麟、陈受颐、黄节、容庚、容肇祖、商承祚、伦明和罗香林等人均是在北京成名成家，很少有人将他们与岭南学术相联系。甚至连史家本身也有类似的认知，如容庚就曾多次言及：“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北京燕大时编写的，回广东后，没有什么成绩。”（《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80页）这种近代广东人每每须离粤方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现象，似可喻为“墙内之花墙外香”。
陈垣在赴京以前，在粤所从事者多为社会活动，包括从事革命运动，宣传新学，参与办报、办医院，较为偏重事功的一面。不过，其在粤所打下的读书基础亦不容忽视。陈氏十二岁时从学馆冯掖微老师的书架上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觉得是个门路，于是把它作为平时借书、访书、买书、读书的指南针。其后又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其中著录之书，许多在广州都找不到。陈垣一九一三年进京，适逢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因此可以补读从前在广州未见之书。可见陈垣后来一直强调的目录学的根基是在广东打下的，但要到北京才能最终解决书籍不足的问题。
陈垣依靠上述两书打下做学问的基础，并以“苦读”为方法，其实正是受到清代广东学海堂以降立足汉学、兼采宋学流风余韵之影响。陈垣并非独例，容庚、容肇祖兄弟亦是如此。容庚研习金文始受业于舅父邓尔雅，后者年轻时在广雅书院读书，专心治小学、篆刻。而邓氏教导容氏兄弟的方法，仍是清代读书必先识字之法，强调阅读许慎《说文解字》、吴大《说文古籀补》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书。容庚的成名作《金文编》正是欲补吴大《说文古籀补》之缺失。然而若非北赴平津得到罗振玉、王国维的调教，以及遍览北平的文物宝藏增广见闻，相信继续在粤也难以有目前所见之大成。
陈垣到京后，也是循着清儒的汉学旧径前进，但是知识和方法较在粤时有了极大的扩张。陈垣推重钱大昕、顾炎武、赵翼等人的学问，极力搜集清代学者的手稿（其中颇多粤中陈澧的作品），以此学习研究方法。一九三八年开设“清代史学研究法”，教学生读《日知录》。其撰写学术札记的办法，也是得益于清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和顾炎武的《日知录》。只不过陈垣在清儒学问之外，亦曾受到在粤所习的医学分科治学方法的影响，故能在清儒学问的基础上，于学问之道有所扩大。正如陈寅恪谓陈垣“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以有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也称赞陈垣的研究方法“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在京成名后，对于粤籍学人，若有所见，必定推荐于学界。对岑仲勉之推荐，即是重要一例。一九三三年岑氏将收有自己数篇文章的《圣心》校刊寄赠陈垣。陈垣阅后甚觉满意，认为“考据明确而精审，珠江流域有此出类拔萃之学人，真可为吾乡扬眉吐气”。岑氏续将第二期《圣心》多份寄上，请其分赠同好。陈垣依言而行，结果反响极好。顾颉刚回信：“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岑氏后来以《汉书·西域传》校释投稿。傅斯年阅《圣心》后亦感“至佩”：“岑君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傅、岑两人经过在南京、上海、潼关等多番接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终使后者进入史语所任职，成为其任职学术机构之始。陈垣又介绍北大史学系主任且同为粤籍的陈受颐与岑氏相识，似就岑氏进入北大的问题有所讨论。特别是陈寅恪，“极佩”岑文，“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并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的评语（《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200、398、409、571页）。足见在京粤籍学人之间互助支援，也是其在学术上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目前史料而论，陈垣涉足岭南学界的史迹确不算多，不过若从中仔细爬梳和重建个中史实，仍清晰可见其身为粤人，对于岭南文史之学的发展也颇为关注。广东自学海堂关闭，特别是陈垣离粤后的二十年间，学术风气趋于寂静和平淡。在北伐战争胜利之时，傅斯年、顾颉刚、鲁迅、郭沫若等外省学者的加盟，由于时间过于短暂，一时也无法转移风气，甚至对岭南当地的派系和学风诸多抱怨。当北方形势安定，这批后来被目为执全国学术牛耳的学者又纷纷离开岭南，留下的仍然是以古直、李沧萍为代表的广东本土学者，以保守清代经师之说为己任。
曾在北大受过主流学术熏陶的容肇祖，时在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对于古直当政下的“以《文选》为主，以读经为务”的做法相当抗拒，直指“教授人材，又多偏于词章，而学生风气又安于陋简而不求深造，欲求傅、顾在时之情况，已不可能”。不过抗争力有不逮，后来只好转到历史系任教，并在致陈垣信中表达其不满：“现在广州之学风，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竟颠倒其学于内，犹戴东原树徽学于外，而桐城有方植之，当涂有夏炯也。”陈垣本不以朴学自期，且一向与人为善，对于容氏的评论似乎有所保留，回示称：“南方朝气方新。”容氏回信继续有所申诉：“（广东）学术上实暮气寻寻，读经复古，抄学古堂课程之旧本以为课程，据皋比者又哦高头讲章之大全经学，宁非暮气乎？”（《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299、301、302页）最终在陈垣的支持下，容肇祖离粤受聘于北京辅仁大学。北上后，果然有《明代思想史》、《读姚大荣<马阁老洗冤录>驳议》等名著问世。
无奈陈垣虽有意反哺故土，然成效甚微，广东本土的学术文化到底难与国内先进主流一较高下。莫天一《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出版，末册附自著书目凡五十余种，陈垣在一九四零年阅后赞叹：“何其巨观也！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辄出人头地，亦风气使之然耶！”（同上，1119页）纵观史迹，近代粤人读书出人头地确实风气使然，只不过是离粤才有所成就的风气而已，莫氏未必可为代表。陈垣之语，或意在鼓励滞留香江的儿子陈乐素继续用功于史学，其实亦可视作对于岭南学术发展的殷切期望。
《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陈智超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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