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袁
我喜欢鲁迅诗歌（以下简称“鲁诗”，主要指旧诗）的时间不能说太晚。记得1994年在广东清远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诗词研讨会上，我就跟如今已故的饱学而宽厚的长者宋谋瑒教授，一同谈起各自喜爱鲁诗的情形，认为鲁诗诗味醇厚，格调高雅，蕴涵深广，而又风格多样。然而，我真正下决心要为鲁迅诗歌作笺证，则是近年的事儿。
那是年前鄙人忝在中国航空部老年大学教授我国古代诗词，以及鲁迅、郁达夫等先贤的诗歌作品时，不惜屈尊前来听讲诗词课的几位资深研究员，知道我正准备要笺注郁达夫诗歌，他们说，我们这些学员很想详细了解鲁迅诗歌，老师您何不就先行给我们笺注鲁迅诗歌，以便有效学习诗词呢？闻言之下，我觉得此语颇为在理，就满口答应了。
但真正要为鲁诗作笺注时，我却陡然发现鲁迅先生的诗歌的内涵颇为不易领会。不说鲁诗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博，就是其中的意象，大多也因各种情况所致而其题旨特别含蓄，一时难得正解。于是，我就去找已然面世的与鲁诗有关的解说与注释，竟发现其中说法颇多自相矛盾，甚至就是互相对立；而有的则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觉得那些原以为早已理解了鲁诗的，其实却也未必；加以我现在因通读《鲁迅全集》，又看了许多参考资料，许多似乎比较清楚明白的居然就被搅了个一头雾水。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虽说对李商隐的多用典故是颇为不满的（具见《鲁迅书信集·832致杨霁云》），但究其实，他自身的诗歌（包含新旧体诗）也使用了为数并不很少的典故，在当时文网特密的情况下，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目前所见许多鲁诗的解释或笺注，其中所找的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有许多似乎并不准确，或竟一直就未曾找出来过，从而就把鲁诗的蕴涵搞得似是而非甚乃支离破碎不说，就是读者在读过之后也仍是不得要领；尽管其中一些论争似乎又颇为热烈。此外，我们也深知，其中那些几乎属于“老好人式”抑或“世袭式”的说法，固然也是完全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

这里仅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亦即说说鲁迅先生的名诗《自题小像》。
关于该诗“首先发表”的时间与出处，就连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共18卷）竟然亦仍是沿袭旧有讹误；不难求证，此前其他有关此诗的著作自然也都讹误着了。因为它们都一再说那是出于鲁迅好友许寿裳1936年12月19日所写的《怀旧》一文，该文发表在1937年1月的《新苗》第13期。事实上，该诗最早应见于许先生1936年10月27日所作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不是指后来与此名目相同的书，虽然该文也被收入其中），该文发表于1936年11月《新苗》第11期；比《怀旧》正好早了两期。这是由于当事人许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多篇文章均一再误予提到），使得此后所有关于该诗的注释几乎没有不以讹传讹的（本书附录的拙文可参阅）。这是其一。同样地，许先生对于此诗典故理解的纰缪，使得全诗几不可解。因为他说首句中的“神矢”是使用了所谓的“异域典故”；于是，此后多数论者就认定这是“爱情之典”甚乃“引申”为所谓的“爱国之典”，以致连诗中的“灵台”，也因误引《庄子》而解释为“心”（即便最新版《鲁迅全集》及本书所据底本也是如此做法），从而使全诗的内蕴竟云山雾罩起来。这无疑就完全背离了绝句诗的基本作法，使鲁迅有被无端划入不懂旧诗作法这一行列的嫌疑。而这样的说诗方式，不说鲁迅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定将不能答应，就是作为后学的我们委实也是不能赞同的。其实，该词语的正确典源，应该是比《庄子·庚桑楚》还要早些时候的《诗经》——《诗·大雅·灵台》！因为只有这样徵引语源，全诗才解释得通（请参阅本书所附录的拙文，下同）。这是其二。至于其三，关于该诗的写作时间，鲁迅自身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曾多次明确提到），证以其行实，自可信从。但由于许寿裳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使得目前除了极少数学者主张鲁迅本人的说法（当然，其确证的理由似乎尚需补充以及其论点尚需修正），至今仍有许多论者祖祧许寿裳的错误说法，一再为之寻找那些与诗艺应是全不搭界的所谓“证据”，如引《浙江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又如引《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同瀛录》之类，致使原本可解的原诗竟然也因这东拉西扯的解诗方式而越发难以理解。关于这些，著者均有小文予以论证，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鲁迅先生诗作的原有意蕴，而不是被那些错讹的说法所支配。
《自题小像》目前所涉及的问题如此之多，其他诗篇被人为弄得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很是不少，可参阅各诗笺证所及，这里就恕不多述了。至于某些颇为“权威”的说法一出，使得此后其他注本一误再误的现象固然也就免不了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人们把鲁诗动辄往政治上“贴靠”的解证立场或不作深入思考就随手抄录的利用原则使然吧，许多诗尽管被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一些论者其实在做不着边际的方式说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一些论者恐怕没能找对词语源头或典故出处，以及未能很好地领会鲁迅那些跟其诗隐相照应的文章——大有干系。
这无疑使人觉得很是可惜。
于是，著者就一边通过仔细研读鲁诗，一边仿照唐人李善注《文选》的做法来求其语源；诚然，我同时还得全面研读《鲁迅全集》，看看有哪些文章可以阐释鲁迅的诗歌的，将其摘抄出来，以期相互印证。此外，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亲友对某些诗歌的理解与阐释，应该具有他人所难以替代的功效，故此亦不惜时间和精力广泛搜罗，以期读者加深对鲁诗的理解与赏会（请参阅拙“跋”）。对此，读者朋友们想必是会欢迎的。

令人深感欣庆的，在研读鲁迅先生诗文的过程中，阿袁还因此极为幸运地结识并加强联系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百忙之中为拙著撰写序言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以他对鲁学的精研有得及其丰厚的鲁学涵养，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因而，他也正是使阿袁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极大教益的。而至今有着十五六年交谊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熊盛元研究员，以其深厚的国学素养和颇为全面的知识储备（不仅能够熟背四书五经并能融会贯通，而且仅唐诗就能背诵一万馀首，此外他还通盘掌握外国文学艺术知识），使阿袁深为受益；同时，他对鲁诗亦甚为谙熟（他平时很少表露这方面的素养，只是在同阿袁谈诗或给阿袁评点诗词时涉及，深知他其实颇为精通鲁学），使拙著在笺注时不至出现太多的误差。孙先生和熊先生都是世务繁忙的饱学长者，现都不我遐弃地勉予赐序和把关；毋庸置疑，我是深自感幸的。
而同样深感欣幸的，是我跟完成责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人民出版社兼东方出版社文化编辑室主任刘丽华编审电话中一谈起本书稿，她便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期待。此后，本书稿通过丽华女史一系列细致而有效的把关和匡助，方得尽快面世。相对目前那么些只是希图或首先希图经济利益，而不讲求书稿质量甚至在粗制滥造图书（尤其跟鲁迅先生有关的图书）却又自以为是的“文化”编辑，丽华女史和人民出版社领导这种迅即毅然决然出版学术著作的风概，无疑使人在现今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倍感精神一振！
临了，亦即在撰写本文的两天前，阿袁因初稿撰成并校阅一过，心有所感，就做了两首郁达夫先生文中一再所说的“山歌”，题为《鲁迅诗编年笺证>稿成感焉自题二律》，现予录呈，以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一粲；曰：
诗成风雨过虹桥，今古何尝说梦遥。
温饱王曾心未释，怨恩主父骨先销。
茫茫差报琴歌舜，琐琐安辞犬吠尧？
省识民魂仍自警，春江滚滚木萧萧。
其二是：
果然鲁海壮无穷，应接山阴照眼红。
史事经心金碧外，世情抚髀有无中。
未筹诗国匡时略，敢报文坛浴日功？
最是风云京沪里，倩谁寒夜忆匆匆！
阿袁 于京门何陋居
时2009年12月23日也
阿袁谨按：此小文已同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凡63万言）面世，具见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兹特录呈，用表纪念鲁迅先生130周年诞辰之情于万一云尔。至于敝博日前所发之同题小文，实系报社编辑见此文题而取用者。唯两者悉为拙文，故无“窃用”之疑焉。特此附白于赐阅之诸君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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