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上20世纪90年代的《玻璃屋顶》，前年的《中国好人》，刀兄尔登的新作《七日谈》，乃是他文字生涯的第三本书。网上评论，有称之“小说”者。但我亲接刀兄垂30年，对他的小说观，自忖还了解。他敲字写书，若自命小说家，似绝不许人物这样讲话：
我曾听说，囚犯刚给关起来的时候，沮丧之极，然而不出一星期，他不再攀比自由的人，而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当犯人的快乐，狱友和警察是他的新社会，高墙是边界，炒肉片就是他的美食，电影海报是他的伴侣，只要把标准降一点，快乐也不是很难呢。
我并不是说这道理不好，而是体例不对。刀兄中意的小说体例，实近于福楼拜、詹姆斯一路。按此，“生存还是毁灭”式的独白，调子太伪（你见谁这样说话？），乃小说必力去的因素。故这一本小书，或与先前的两部集子一样，都是刀兄的酒余谈。惟许多个想法，不易用道理讲明白，刀兄便寓言十九，托意廋辞了。
书里写“我”形役太苦，身体出了毛病，便去一山村里将养。不久又撞见一怪人，与“我”同赁一农户的房子。这人自名“张三”，云来自“希里花斯国”——这名字的灵感，我料必是刀君“中圣人”后每失手碰碎的酒瓶的声音。且说张三多事，好奇，纠缠着与“我”讲话。“我”碍不过面子，就建议与他换几个故事听，以杜其烦，也破岑寂，这样就有了七天的故事。这些个故事，是在两条线上展开的：一是“我”讲的，一是张三讲的。两者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有时又混为一股。“我”讲的，都是身边的琐事，平淡似水，任谁留心，是皆可见于身边的。如B唾手得了一笔小钱，竟为所累。做事呢，怕丢身份，投资吧，又怕蚀本。困坐家中，前思后想，未想明白，就20年之后了。故无论怎么看，都不符合一个故事应有的戏剧性标准。张三讲“希里花斯国”的故事，则是海客谈瀛洲，在可信不可信间。如立法饮酒，拒饮者放逐；又令民文身，作为其所属的机构之标志。又一年年一天天重复，而哪天重复，又突如其来，无从预知。还有名“木奥”者，总盼着邻村的人遭灾，望之太殷，竟化成一块石头，人称“望灾石”。总之张三讲的，都诡奇怪诞，与另一条线上的故事，是相映成趣的。
虽然文字的灵动，一如刀兄的专栏，《七日谈》却很不易解。其不易解者，一是刀兄乃“现代”的恐龙，“后现代”人见之，难免打一愣怔，心想“这是什么怪物”。此外，刀兄的故事，与一切好的故事一样，并不是“寓意的糖衣”。他搦管于纸时，故事便自有了生命，可不顾作者之所愿，而自生一世界。此亦刀君借“我”之口说的：“我只管讲故事，至于意思，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要是完全清楚，讲起来也就无趣了。”
但人不能自扯头发，让自己离开地面。因此故事的世界，与刀兄生活、感受的世界，亦必有重叠、交叉或相引证的地方。两者的关联，书的副题似有暗示，那就是“字母表，或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书中有许多地方，讲张三问“我”写故事，何以关心“合理”，不关心“幸福”。两人之间，亦多次讨论生活的“合理”，如何有别于生活的“幸福”。由此想到我平日对刀兄的了解，我敢说这一本小书，就是谈“合理生活”的。
据我粗读此书的印象，刀兄称的“合理”与“幸福”，似脱胎于康德的“判断力”与“口味”。按康德的讲法，人类的理解与世界的结构之间，原有某种相适配的关系。人运用这先验的理解、并发现两者的适配时，便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适用所有人的。至于因人而异的“口味”，则是受外界的培养而成，与人自由运用其先验能力所得的满足，实不可同语。盖一是自由的，一为外界所加；一是尊严的，一是卑屈的。按刀兄素喜康德之说，故我称其“合理”与“幸福”，乃脱胎于康德的“判断力”与“口味”，似不为无根。盖按刀兄之意，言生活之“幸福”，则有以荼为饴、食腐若甘者，不过教养所成，或受制外物——如刀兄书里的囚犯——称之“幸福”，未免冒犯我们的趣味与道德感了。但言“合理”的话，则是说我们在受役于外物，并养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之前，是先有一“理”在的。所谓“合理”的生活，便是主动与之相合。这种“合理”的感受，必是自由人的“满足”，至于“幸福”，则不妨是奴隶的快感了。
但何谓“理”呢？刀兄邃于宋元理学，惟他的言谈与文章，对理学的“天理”，又颇鄙夷。复由书里的故事看，他所谓“理”，似仍是康德式的，即人有先验的判断，可赋外物以意义，或发现其意义。然则这所谓“理”，似可约化为“自由”；“合理”的生活，乃是自由运用其判断力的生活。书里的故事，似便围绕这个展开的。
按书中故事，妨碍生活之合理的，似一是外力的控制，二是我们与它的对峙。在前者中，我们犹有判断的能力，惟无法自由行使；而与控制的对峙，则将毁灭判断力本身了。
张三的故事中，似颇有两者的寓言。
如立法文身、貌丑者放逐、迫人饮酒等，这些制度听来虽不经，但环顾四周，也知刀兄一技，是不过于此的，远不如控制我们的人更有想象，亦更有妖孽的手段。这点，刀兄谅必晓得。故他的责备，又指向了我们与妖孽的对峙。
在第三天里，张三讲了个“遮玎镇”的故事，说有个怪物，叫“服廉”。服廉年年来镇上，与人们打赌。赌的是谁有本领，能结住它的尾巴，它便一毫不取。否则镇上的人，就得输它三百头山羊。作为惩罚，它还要冲打结的人放一个臭屁。但镇上的人，若放弃打赌，他则自减二百，只取一百头山羊。由于服廉的尾巴忽长忽短，忽粗忽细，故给它打结，大是难事。这样镇上的人，就年年颠倒于“赌还是不赌”，结果不是自送一百，就是被抢三百，再吃上一屁。须知任何控制，是都有物理学所称的“场”的。一旦进了这场子，你屈服也好，对峙也罢，都无法摆脱它预先设定的模式。在你自诩为对峙的，在它只是另一种控制的方式而已。尤可笑的是，你连被控制都不觉了。那怎么办呢？我不曾请教刀兄，故答不出所以。
对合理生活的妨碍，外在的怪物，固是最易想见的之一。但若问怪物是怎么来的，刀兄的态度，似更为严厉。在最后一天里，张三讲起了另一怪物。与服廉还有幽默感不同，这怪物是个“贪婪的野兽”，人称“站在身后的西庇”。因为
它有一项本领，能在你不防备的时候，出现在你身后，吸食你的弱点。西庇吸得越多，它就越强大，每人都有弱点，所以站在身后的西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开始它只是小偷，等到它觉得自己的力量足够强了，就改行做了强盗，它勒索每一个人，它出现在每一个路口，每一处水源，就连你的地下室，它也要翻腾一下，看看有没有它中意的东西。
但终于有两个人，开始动脑子，细思受害之由了。一想之后，便决定杀死它。这时，西庇却突然不见了，而且几百年来，也再未见之。这个故事，虽留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细绎其理，也实在过于严厉，未免开罪所有的读者，以及读者的父辈与祖辈。
使一个有趣的故事变得无趣的良法，莫过于解释它。这是我四年文学专业的惟一心得。况且刀兄的故事，原抵制任何解释。它们好玩而阴森，平情又怪诞，散乱而整饬，简单又复杂，实无法在故事之外，约化出一套逻辑的道理。我写此文，若志在结起其寓意的尾巴，则不惟输刀兄三百头山羊，还要吃他一屁。这种傻事，哪里做得？故我姑妄一说，读者姑妄一听而已。
附：
刀尔登访谈： 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可以来移目的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1964年生于沈阳，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随笔集《玻璃屋顶》、《中国好人》和暂时无法以现有文体归类的《七日谈》。
问：《七日谈》里讲到喝酒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喝酒。今年打算戒酒吗？在你看来，喝酒的妙趣是什么？酒跟文章有无关系？
刀尔登：今年是不成了，来不及了。明年找个整日子戒一戒。喝酒的好处，是喝完后可以理直气壮地什么正事也不干。酒和文章没关系，如果有，那也是坏的影响。真正的好文章没写过，但我想，若要写得尽量好些，得写自己真正经验过的，真正想过的，真正喜欢的。
日报：缪哲在书评《不得解释》中提到，你中意的小说体例应是福楼拜、詹姆斯一路。能不能围绕福楼拜和詹姆斯的作品（或你中意的其他作品）谈谈对小说的看法？
刀尔登：我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就是创造一个世界或局部，使其——包括其中的角色——成为可经验的。我印象中的好小说家，最迟也是菲茨杰拉德、茨威格等二战前的，后来的小说，除了索尔·贝娄等几个人，不大有什么印象，我好些年不怎么读小说了，对当代文学，完全无知。缪哲还说到《七日谈》不是小说，他说的是对的。
日报：《七日谈》里，“张三”和“我”讲的事在两个方向上，“张三”讲的是奇诞、成形的故事，而“我”讲的多是看似寡淡的人和事，很多不能算故事。在你看来，成形的故事和寡淡之事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叙述任务？
刀尔登：所谓故事，是我们对日常经验的处理，令其有头有尾，令事件彼此建立关系，咱们都厌恶孤立事件，对吧？一个未得解释的事，一个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的事，令我们不安，总觉得不放心。这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理解事务的方式。《七日谈》里“我”讲的一些故事有意削弱了戏剧性，但一旦有叙述，戏剧性是摆脱不了的，不然听起来就像是呓语了。
日报：“重复的日子”、“驱赶讨人厌的家伙”、“望灾石”……能否就这几个话题，谈谈你意识到这些问题之时的思想状态？
刀尔登：这个问题很准确，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把石子砸到脑门上那种准确——“思想状态”是对这些故事真正的解释，也许“望灾石”那个除外，那个是很浮浅的。是的，写某些故事时，我想到某些事情，这些想法，和最后写出的故事，关系或明或晦，但总是有关系的。
日报：在《七日谈》里，你最得意的谜是什么？能不能稍加解释？
刀尔登：没什么得意的。最后一个才勉强算是谜语，不过并没有下工夫来设计，线索没什么道理可言，所以大概不好猜。
日报：你谈到：人不应该长久地沉浸在恨里。使恨减轻的办法有没有？
刀尔登：奥古斯丁说过，仇恨带来的怨毒之心比仇人给自己的损伤更大。我想愤怒和仇恨是有区别的，便是憎恨，也当有个尺度，一旦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盲目和纠缠，喜欢坏消息甚于好消息，就该警惕了。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可以来移目的。
日报：《七日谈》里写：“恶的力量，逼着你只能站在它的阴影里来反对它”，冒着“站在它的阴影里”的风险反对恶和采取虚无的态度相比，哪一种对人生更无害？
刀尔登：都有害，一种是积极而缺少自制，一种是想别人去火中取栗。
日报：你和缪哲都是推崇智力化写作的人，这与你们早年写诗的经历有关吗？当时，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诗歌观念？这些观念中，哪些是今天仍旧相信的？
刀尔登：我小学后就没写过诗了。我认为诗是对尚未凝结为概念的一些意识的非日常的表达。
日报：你曾说“我们那一代人脑子进水了也就罢了。现在好多年轻人，也照样缺乏基本的逻辑能力，而且对遵守逻辑缺乏兴趣”。现在是否经常感到自己身在一个逻辑丧失的现实中？一个人和一群人该如何训练自己的逻辑？
刀尔登：逻辑和常识，大概是最缺的了。应该是中小学里培养的，中小学若不管，办法就不多了。
日报：可不可以谈谈你读书的一个阶段性变化？或者谈谈思想成形和变化的脉络？
刀尔登：前面提到一次奥古斯丁，便拿他来作个例子吧。上中学时读到卢梭《忏悔录》，喜欢得不得了。但成年后一直没有重读它的心思。上大学时读到奥古斯丁《忏悔录》，无动于衷。四十岁时重读这第二本《忏悔录》，就很喜欢了。现在打算过几年再读它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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