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及衡阳惟荆州”

    《尚书·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唐颜师古解道“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荆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境）。荆州由来已久，《周礼·职方》曰“正南曰荆州”，《尔雅》曰“汉南曰荆州”；“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春秋元命包》曰“轸星散为荆州”。故荆州实春秋、战国楚之西部，在天文为翼、轸之分野。

荆州名之由来，房玄龄等有三个解释：“荆，强也，言其气躁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逆，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又云取名于荆山。”剔除政治歧视，荆州无非得名于荆山，其地温暖、其民强悍而已。在先秦文献中，荆即楚、楚即荆，荆、楚互通。清华简《楚居》载，夏未商初祝融后裔季连部南迁荆山，酓丽“胁出”、母裹“楚”（荆条）而葬，故后世得名为楚。

荆州为“禹贡九州”、汉之“十三州部”之一，赤壁战后荆州三分、南北分立，不仅对东汉之“荆襄七郡”进行了析分，而且魏新增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吴新增临贺郡，所以三国时期荆州范围进一步扩大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黔中，拔之”。周赧王三十八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出武关“越宛有郢”，取楚鄢（宜城）、郢（江陵）、夷陵（宜昌）之地为南郡；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以南郡之北的楚地“初置南阳郡”。灭楚之后，分黔中为长沙郡。

汉高祖分长沙为桂阳郡，改黔中为武陵郡，分南郡为江夏郡。汉武帝又分长沙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旧名为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

汉之荆州初治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废县是），东汉末刘表移于南郡襄阳县（今襄阳城荆州街）。今湖北荆州市实由明朝湖广荆州府而来，三国时称南郡，治江陵。

三国时期的荆州实际包括今河南、陕西南部，重庆、贵州东部，江西西部，广东、广西北部，湖南全部和湖北绝大部，涉及九个省市区

三国时期荆州统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门、长沙、零陵、桂阳、衡阳、湘东、邵陵、临贺、始兴、始安十五郡，其中南阳、江夏、襄阳、南乡、魏兴、新城、上庸七郡属魏之荆州。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属魏。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魏文帝以汉中遗黎立魏兴、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

东吴起初与蜀汉分荆州，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刘备殁后，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数复属吴。

孙权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苍梧立临贺郡，分长沙立衡阳、湘东二郡。孙休分武陵立天门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孙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长沙立安成郡。

魏之荆州治于新野，吴之荆州治于江陵。晋初治荆州于襄阳，平吴后移南郡。东晋初，治武昌，其后迁徙不一。

荆州地广富庶，山川形便，民风剽悍、材多；北叩关、洛，南蔽湘、黔，东瞰吴、越，西连巴、蜀，为楚国争霸中原、兼并黄河以南之基，亦为光武龙兴之根，实帝业之资，襄阳、江陵、江夏、宛城四镇重在襄阳。刘表仅“平世三公之才”，虽驱袁术、杀孙坚、除张济，但收容张绣痛失宛、穰，实则“保境安民”之主。刘备尽得荆州之才，但一丢襄阳溃败千里、二败夷陵退出荆州，终与帝业擦肩。孙吴虽据江陵、江夏，更啃不动襄阳，终被司马氏出襄阳所灭

申（宛）邑春秋早期即为楚“申息之门”，扼方城道北控汝、洛，南方易取、北方难攻；西通武关，高祖刘邦绕道武关轻取关中终立西汉。建安四年（199年）底官渡之战前夕，张绣献宛、穰于曹操，刘备驻军新野已无险可守，此后荆州无论刘备、孙权欲取方城道北进中原基本已无可能。

况且曹操又得襄阳。诸葛亮《隆中对》虽提出“外联孙权，保荆州岩阻（即占襄阳抗曹、据江夏扼孙），西图益州（以江陵为基），夺取汉中，两路北伐”之策，但刘表死后刘琮突然降曹，刘备不纳武力夺取襄阳之计，终率军民一路南逃。庞统助刘备图川后全力争夺汉中之时，关羽全力配合围攻襄阳，于汉江北岸邓城水淹于禁七军，威震天下，曹操惧其锋芒，曾议迁都以避之。幸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故曹公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

关羽成名之时，孙刘联盟的蜜月即告结束，因荆州处长江上游，东吴腹背受制，必偷袭江陵杀掉关羽。而刘备怒而复仇，夷陵大败，荆州尽失，抱恨亡于白帝城，其后诸葛亮执政，蜀弱断不会与孙权再反目而扩大敌人。孙吴全取南荆州后，诸葛瑾、陆逊之师屡向襄阳，终无蜀汉关羽战力，无尺寸之功，襄阳终在曹魏之手。吴攻曹仁时，司马懿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魏明帝亦言：“地有所必争矣。”晋人因之，而襄阳遂为灭吴之本。羊祜镇襄阳，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又广事屯田，预为储蓄。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杜预继祜之后，遵其成算，遂安坐而取吴矣。

至于江陵，太史公曰：“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东汉初，荆邯说公孙述曰：“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望风而靡。”盖楚、蜀实相唇齿矣。初平元年，刘表为荆州刺史，蒯越说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所谓“荆州八郡”而非“荆襄七郡”，实则刘表从南阳郡析出“帝乡章陵”而已。自三国以来，江陵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

纠正关于荆州为“南蛮”的两个谬见——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在上古、三代的先秦时期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开化地区。在考古学上表现为，荆州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极为强势，已渗透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六千年前的石家河遗址（湖北天门）、城头山遗址（湖南澧县）是其代表。其精美的玉器、铜器、红陶制品，考究的房屋，以及典型的稻米文化和器物上的完备刻画符号，似乎在提醒我们，先秦文献恐怕太偏重黄河流域了

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分子人类学看来，中华先民最早是沿珠江流域越过岭南的北越，他们后来与华族融合为越国，是故目前唯有良渚遗址才能坐实中华文明有五千年，河姆渡遗址比半坡遗址更早就不稀奇了；其次是从云贵西侧沿长江下行最终到达辽东的南蛮、东夷和三苗，这就不难解释三星堆遗址为何具有成熟的青铜文明；最后是五千年前左右到达渭水流域的羌藏语系，炎黄部落成为华族，当然他们最后东征战胜中原苗蛮、东夷的蚩尤，成为中华“人文始祖”。

“中原”绝非一省可以独占，实应是江河淮汉之地（五霸、七雄争夺之焦点），秦统六国后随着统一华夏族的形成，因别于“四夷”，“中原”已成为历史旧名词。一则“中原”本意是“天子的原野”，实则丰镐之地，后扩展为雒邑和姬姜封国。而东周初年封于汉江中游的吕、申、邓及“汉阳诸姬”，皆周天子至亲，不可能称其为蛮夷。二者任周文武之师的鬻熊之族，自熊绎立国于荆山沮漳流域，“甚得江汉民和”，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融合原武王伐纣的主力濮、巴、庸、庐，并兼并申、邓、“汉阳诸姬”和河淮的陈、蔡、息、许、六等国，在春秋后期文化上已全面领先晋鲁郑卫燕秦齐。三者春秋时河南境内除雒邑、宋郑外，基夲属楚，而且宋郑还是楚之与国，楚国是东周最能代表河南的政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