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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大地之书

​上

我曾经被黑夜遗忘

然后我在黎明醒来

我曾经被天空遗忘

然后在飞鸟翅膀上醒来

我曾经被自己遗忘

然后我在爱人的怀里醒来

我曾经被醒来遗忘

然后我在梦中醒来

(庞培:《爱的记忆》)

小引

中国的文化线路,我曾经走过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徐霞客的旅行线路,是我的第三次成系统的长旅。《徐霞客游记》,早年是读过的,但如同读《山海经》一样,由于对其中所述地名所知甚少,所以它的文字犹如迷宫,令我无所适从。相对于大地,我们只能看到它某个局部,而不可能有一视角从整体上对大地进行观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正是对我们处境最准确的表达。

但是,在没有卫星定位,甚至连道路系统还不完备的明代,徐霞客就开始了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事业。从徐霞客的笔下,我们常会看到他对道路做出这样的评价:“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①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脚步,他一生足迹遍及今天的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在他56年的生命中,他花了40年的时间进行大地考察,完成了2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一部大地之书,重塑了中国人对大地的认知。

2010年,我随上海电视台《霞客行》剧组,重走了徐霞客第四次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行旅路线。我们从徐霞客的故乡江阴出发,一路经过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市区,最终抵达徐霞客一生旅行的最远点——云南腾冲。沿途零零散散,写下一些日记。因为拍摄忙碌,行程紧张,有时连睡眠时间都不够,所以这些在摇晃着的车上、在旅馆里写下的文字,我一直放在那里,未曾动过。10年之后,因为整理书稿,我才把它们重新翻拣出来。重读这些文字,想起当年拍摄的艰辛,竟别有一种感动,对徐霞客的敬意也丝毫未泯。虽只是零章断简,中间漏掉了许多行程,即使抽时间记录,有时也言语不全,今日整理时将其补全,但年深日久,记忆难免出现错乱。文中将徐霞客的行记(楷体字部分)与我的日记相对照,更让我对徐霞客感到亲切,宛如一位同行的友人。他所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行旅中,都历历在目。沿着徐霞客的道路行走上一遍,哪怕只有一遍,对我,已是生命中难得的际遇,亦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每当想起这次旅程,一种骄傲之情都会油然而生,为徐霞客,更为我们亲历过的大地山河。

丙子(公元1636年)九月十九日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江苏江阴市阵雨

江苏学政衙门,变作了今日江阴的中山公园;学政衙门跟前那些形态各异的生员,变作广场上一组真人大小的铜像。他们以不同的表情面对着昔日的皇榜,从字里行间搜寻着有关他们未来的讯息。对于大多数生员来说,张贴皇榜的那道砖墙无情地阻挡了他们的去路,那是一道黑色的墙,不是他们道路的开始,而是他们道路的终点。对于绝大多数自幼苦读的人而言,这道墙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超越的事物,他们命运的极限。他们的梦想,在这里戛然而止。

四百多年前(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那些失望、悲痛、愤懑的面孔中,有一张是徐霞客的。那一年,徐霞客15岁。像所有殷富人家的年轻人一样,他被裹挟到一场以“科举”命名的赌局中。在徐霞客的家族中,从徐颐开始,已经有五代人,前赴后继地,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上,耗尽了生命。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朝廷的奖励机制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中国的官场,从来没有像明朝中后期那样混乱和无序,大明帝國的皇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炼丹爱好者,除了刻苦钻研炼丹术,他对朝廷的一切事务均无兴趣。长期见不到皇帝的大臣们莫衷一是,宦党们如鱼得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皇帝的默许下,明朝的政治,已经沦为少数人的圈内游戏,闲人免进。它像一个绝缘体,与绝大多数人无关。

即使进入官场,那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据说,当年朱元璋每天上朝的时候,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就表明这一天他会仁慈些,少杀几个人;如果他把玉带压在肚皮下面,就会有许多官员死于非命,帝国的官员们——那些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在金榜题名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朝不保夕的生活。据说当时的京官,每日上朝时都要与家人生离死别,因为他们每天都有可能遭致杀身之祸。或许这种人生的不确定性,使明朝官员们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于是,贪污受贿、及时行乐,成为当时的官场主流。徐霞客站在江苏学政衙门前,表情严峻。他看到了身边一位耄耋之年的老童生,脸上核桃一样的皱纹里布满泪水,年轻的徐霞客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江阴马镇的徐霞客故居,房子是新修复的,只有庭院里的罗汉松是徐霞客的遗物。徐霞客改变了一棵树的命运,把它从花盆里移栽到大地上。我们的拍摄,就是从这株树开始的。我把它当作徐霞客本人,出发前,向它深鞠一躬。

徐霞客所处的明代,摆在士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科举,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去匡扶天下;要么隐于林野,像徐霞客后来的朋友陈继儒一样,去独善其身。但徐霞客两条都没有走,在历史地理学远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明代,他选择做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从迈出家门的一刻,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大地,如清代学者潘耒所说:“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230年后,当他回到家园,已是双足俱废。

漫长的路,还给他的是一张沧桑的脸、一双不能行走的脚,当然,还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此前的中国,有过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元代刘郁的《西使记》、明代马欢的

《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但仍然缺少一部整体性的大地之书。《徐霞客游记》就是一部大地之书,它的复杂性,它的跌宕和迂回,都与大地的结构相吻合。钱谦益评价它:“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3

每个人都在谈论“天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天下”有多大?“天下”又是什么样?即使在明代,人们对于“天下”的认识,依然没有超出《禹贡》中描述过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4。到宋代,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比起大禹划定的九州也没大出多少,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增加,模模糊糊地知道平常所说的“天下”只是指“中国”而不是“世界”的全部。北宋石介写过一篇《中国论》,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5南宋黄裳绘《地理图》,“天下”收缩为西起岷山,东至新罗,北达阴山,南到琼州的区域。可见当时中国人空间意识的模糊不清。徐霞客准备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这个“天下”,用自己的笔去描述一个真实的“天下”。

徐霞客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他从功名的道路上逃离,去建立自己认可的“功名”。钱谦益说他“万卷劫灰,一身旅泊,一意抛弃世事,皈心空门;世间声名文句,都如尘沙劫事,不复料理”⑥。那是一条必死之路,也是一条求生之路,是地狱,也是天堂。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22岁的徐霞客正式出游。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直到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徐霞客28岁以前,他游览了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自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28岁至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48岁,历时20年,徐霞客游览了浙、闽省份及南方的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山、华山、恒山诸名山,但游记仅写了一卷,约占《徐霞客游记》全书的十分之一。

自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51岁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54岁,徐霞客历时四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九卷游记。

就在徐霞客决定进行生命中最后一次长旅的年头(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帝国已陷入一片混乱。李自成已经随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东下,由河南进入安徽,攻下了明朝中都、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把明皇陵付之一炬,然后,李自成和高迎祥分兵进入陕西,高迎祥遭遇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被俘遇害,李自成从此被拥推为闯王。同一年的四月初五,在更加辽远的北方草原,皇太极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正式称帝,放弃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国号,定国号为“大清”,这次改元,变化是实质性的,因为“大金”或者“后金”的命名,采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序列,而“大清”,则如同“大唐”“大宋”“大明”一样,纳入了中原主流政权的序列,从这一天起,同明朝争夺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就成为皇太极唯一的政治目标。动荡的时局,随时可能粉碎徐霞客最后的梦想。

这就是徐霞客生活过的明代——政治上空前酷烈,东厂、西厂、锦衣卫大显身手的明代,从迷恋酷刑的朱元璋,到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到处风声鹤唳。这个朝代流行的刑罚包括: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枭首、凌迟等,仅看名称,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与身体的惩罚相对应的,是对精神的规训。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月,朝廷下令开科取士,十月定国子学制度,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京师与各行省开始大规模乡试,这使大明王朝的文化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但这只是表象,硬币的另一面是:自洪武年间,天下学校生徒必须背诵《大诰》,明朝的统治者正式下达了思想禁令,这篇《大诰》文理不通,其粗鄙的文辞与蛮横的态度一看就知道出自朱元璋的手笔,然而它成为人们记诵和膜拜的对象,全国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学《大诰》运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诋毁理学的饶州儒士朱友季遭到严厉惩罚,“这一异乎寻常的象征性信息传递了官方严厉的训试和规劝之后,知识与思想已经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⑦。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御史张讷向朝廷提出政策建议,主张拆毁天下所有讲坛,以实现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言论空间的全面覆盖。在这一政策主张下,官方意识形态表现出它战无不胜的威力,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迅速在帝国的版图上消失。⑧士人被赶进一条狭窄的死胡同,那就是科举,而科举考试的“教材”是“四书”“五经”,其中所有不利于皇权的内容,比如孟子就曾说过“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⑨这样的话,一律被删除,以便选拔对朝廷听话的举子,对皇帝至死效忠。明朝的臣子,已经沦为皇帝的奴仆,抄家凌迟打屁股,皇帝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彻底失去了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地位,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明朝政府打造了一条符合自身要求的知识加工厂,所有的生产车间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必须符合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条流水线上出品的,都是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产品。这就是明代士人的处境。他们只能拥有死知识,而不能拥有活思想。他们的大脑只是用来记忆和存放官方规定的信息,而不能思想,只有皇帝一人,具有法定的思考权。连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高攀龙都承认:“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j有意思的是,政府的网撒得越大,它的漏洞就越多。在禁令之外,一个民间文化空间正在形成。如同张讷指出的:

南北相距不知几千里,而兴云吐雾,尺泽可以行天;朝野相望不知几十辈,而后劲前矛,登高自为呼应。其人自缙绅外,宗室、武弁、举监、儒吏、星相、山人、商贾、技艺以至于亡命辈徒,无所不收,其事则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为;其言凡内而弹章建白,外而举劾条陈书揭文移,自机密重情以及词讼细事,无所不关说。

在徐霞客身边,陈继儒、陈老莲、董其昌、陈子龙这些民间士人,慢慢从文化边缘走向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的“格物”之学也已露出了端倪,如果没有满人马踏南中国,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明代成为现实。

徐霞客用他的脚步,穿越知识的荒蛮地带,它既是现实中的旅程,也是精神上的旅程。是谁改变了徐霞客的命运?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一个人能超越他的时代吗?在三百多年后的风雨中,我们从徐霞客出发的地方出發。三百多年前的徐霞客,把今天的我们又牵上了路。我们期待着,我们对历史的迷惑,能够在那条道路上迎刃而解。

九月二十日

天未明,抵锡邑。比晓,先令人知会王孝先,自往看王孝先时,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东归……饮至深夜,乃入舟。

4月22日星期四苏州市阴

摄制组一行五人昨日雨中从江阴出发,经无锡,抵达苏州西山时,已是大雨瓢泼,说水天一色并不过分,因为在雨中已看不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到芦苇成群结队地偎在岸边,在风雨中瑟瑟发抖。

晚饭时喝了一点黄酒,暖暖身,然后各自归房。拍摄纪录片,不同于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可能在棚里集中拍摄,纪录片的拍摄大多在游动中,既然在野外拍摄,就不可能有好的酒店可住,只能“入乡随俗”。我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但还是要店家在床边加了一张小桌,她又拿来一盏简易的塑料台灯,尽管疲累已极,但还是看了几页书,写了几句话。窗外大雨如注,只有这盏孤灯,对抗着无尽的黑暗。风雨飘摇中,唯有青灯黄卷,让人感到温暖。现代人真是越来越娇气,徐霞客的时代,没有越野车,没有高速公路,连台灯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和永不停止的写作。对徐霞客来说,旅次中的写作,不是辛劳,而是慰藉,是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

旅途的第一个夜晚是最漫长的。窗外深不可测的雨幕,更令人觉得茫然和无助,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会被随时卷入大雨中。一个人一旦离开家园,安全感顿会消失。如果回头,一切还来得及。那个夜晚,我心生疑问,孤苦无援时,徐霞客是否会感到后悔?他内心的虚弱将与谁人倾诉?但我知道,徐霞客是一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他真正的强大,在于他能忍受寂寞。

早上起床时,雨停了,远处的山影如淡淡的墨痕,天地为之一新。早饭后,收拾好设备,启程前往苏州和松江。徐霞客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暮色中,顺江从虎丘边经过,泊于半塘。三天后,他在松江佘山脚下见到了陈继儒。

九月二十四日

眉公远望客至,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4月23日星期五上海松江区晴

徐霞客《游记》里提到的眉公,就是明代艺术、思想界大名鼎鼎的陈继儒。尽管大明王朝一再强化国家的政治权威,但仍有士人把文化视为一种超越政治的力量,尤其明代后期,思想越来越多元,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学术,宗旨纷如。”?陈继儒就是最有影响的民间士人之一。

北宋时期就出现过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相分离的现象,北宋的政治中心汴梁,集中了朝廷主要的政治资源,而在咫尺之遥的洛阳,却是文化精英云集之地,北宋思想史特别是理学史上的几位重量级思想家,除周敦颐和张载之外,邵雍、程颢、程颐、司马光等,都同时居住在这里。在朝廷的权力之外,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一个不受政治左右的文化、思想与信仰的王国。这一王国,一经建立,就遵循着自己的法则,有条不紊地发展着,坚韧,顽强。

陈继儒在东佘山隐居了几十年,我们找到了他隐居的江湾,原来山坡上的房子虽然没有了,但那里的情致还在。那里的水湾、山林,都那么适合文人停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他的书画,许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陈继儒对经、史、子、术、释、道等皆研究极深,编订有《宝颜堂秘籍》457卷。那时的松江县,政治上云淡风轻,文化上却波涛汹涌。松江有幸,收纳了许多像陈继儒这样的文化精英。

陈丹青说:“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所以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城市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一个没有出现过文化领袖的城市,无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是一堆由石头组成的垃圾。陈丹青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如果没有鲁迅,就寂寞多了,失色多了,30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

17世纪,上海还不存在,而松江县,则是大明帝国东部版图上一个优美富庶的小城。陈继儒的存在,令人对17世纪的松江县刮目相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如今不会有了,因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纵使居江湖之远,脸上仍然挂满谄媚的表情,老百姓不会热爱这样的表情,官场也会嫌弃他们。所以说,当时的松江人民是幸运的,他们也对这份幸运心知肚明,将陈继儒这等文化名人的画像,在茶楼酒肆这类消费场所广泛张贴,有点像今天的拥趸,把他们偶像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这一称谓,是对民间士人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达,简明而透彻。严嵩的死敌、官至内阁首辅的松江人徐阶曾多次进山探访陈继儒,这位政治王国里的“宰相”与文化王国里的“宰相”会面,是明代历史中十分有趣、动人的一幕。

据《徐霞客游记》记载,身为布衣的徐霞客受到了同为布衣的陈继儒的厚待,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在松江拍了一些镜头,然后沿杭新景高速公路,向千岛湖、衢州方向行进。下午抵达杭州,天气晴好,在西湖拍摄,夜宿桐芦。

十月初九日

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滉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海怪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

4月25日星期六浙江金华市阴

昨日黄昏,攀金华北山,看到一枚巨大通红的落日。浙江的西部,万山之上,落日隆重地出场,万般明亮。当它降落到接近山梁的高度时,我才敢直视它。四下无人,只有风声在耳。在这样苍茫的情境下,心里自然会想到徐霞客,想他是否会像我一样,站在这日落的山头。

夜宿农家,在半山,叫鹿田村,睡前翻读《徐霞客游记》,果然发现,曾有一枚落日,如一盏高悬的灯,照亮他的孤旅。他这样写“: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这文字,中国的作家,写不出来。

他几乎一生都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他给妻子的家书少得可怜。在徐霞客的时代里,他像一个哑巴,把所有的话藏在心底,写在纸上(据说他写了3000万字,留到今天的,只有60万字),等待他未来的读者,在很多年后的夜晚,枕着风声,掀动早已苍黄的纸页。

早上汪伟和两位摄影师四点起床,上山顶拍日出。我昨夜读书很晚,早上没有随他们上山,一直睡到七点多钟。下午由浙江常山县抵达江西玉山县,休整半日。

十月初十日

出(冰壶)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洞辟两门,瑞峰曰:“此洞初止一门。其南向者,乃万历间水倾崖石而成者。”一南向,一西向,俱为外洞。轩旷宏爽,如广履高穹,阊阖四启,非复曲房夹室之观。而石筋夭矫美丽,石乳下垂,作种种奇形异状,此“双龙”之名所由起。中有两碑最古,一立者,镌“双龙洞”三字,一仆倒状者,镌“冰壶洞”三字,俱用燥笔作飞白即书法中之飞白体,笔画枯槁而中多空白之形,而不著姓名,必非近代物也。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4月26日星期日金华市晴

早上起床很早,拍摄晨曦中的富春江。富春江水量充沛,两岸草木葱茏,景色优美,但水面比较脏,像一面被弄脏的镜子,有树枝、杂木,甚至死猪从水面上接踵而至,没有人能把这面镜子擦干净。

下午拍摄金华岩洞。金华有八大岩洞,其中最有名的,是双龙洞和冰壶洞,中学课本中收有叶圣陶的文章《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几乎使双龙洞和冰壶洞尽人皆知。如今,为了“整合旅游资源”,这两个岩洞已被打通,游人可以从内部穿越。双龙洞的洞口仿佛一张扁平的嘴,水面距离洞顶只有三四十厘米,站着是走不进去的,我们须平躺在船上,才能逆着水流漂进去。久辛躺在船上,把摄像机紧拢在怀里,镜头向上,洞口的上沿就贴着我们的鼻尖掠过去。可惜的是,剧组没有水下摄影机,不然就会从水底拍摄洞内,甚至可以把船底也拍进去。

进入双龙洞后,空间一下子变大,起承转合,仿佛巨大的地下宫殿。这是大自然的建筑,它的设计方案,时常超出我們的想象。

如果没有这些岩洞,我们几乎无法窥视大山内部的美景,如徐霞客所记:“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我们仿佛进入大山的身体,在它的内部器官间游走,水流是它曲曲折折的血管,洞壁是它长满黏膜的胃,岩石是它坚实的心脏。在岩洞内我觉得山是世界上最大的怪兽,有呼吸,会咆哮,随时准备起身奔跑。

十月二十一日

龟峰三石攒起,兀立峰头,与双剑并列,而高顶有叠石,如龟三叠,为一山之主名。〔峰下裂隙分南北者为一线天,东西者为摩尼洞,其后即为四声谷。从其侧一呼,则声传宛转凡四,盖以峰东水帘谷石崖回环其上故也。峰东最高者即寨顶,西之最近者为含龟峰,其下即寨顶、含龟分脊处,而龟峰、双剑峭插于上,为含龟所掩,故其隙或显或合;合则并成一障,时亦陡露空明,昨遂疑为白云耳。〕双剑亦与龟峰并立,龟峰三剖其下而上合,双剑两岐其顶而本根基连。其南有大书“壁立万仞”者,指寨顶而言也。款已剥落,云是朱晦庵。此〔二峰〕为西南过脊之中,东北与香盒峰为对者也,而旧寺之向因之。

4月27日星期一江西弋阳县晴

进入江西以后,山形开始变幻,苏浙两省山地平缓稳定的线条开始动荡起来,像心电图的电波,起伏凶猛。田野远处的山影呈现出奇异的几何形状,形成一种夸张的美。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居然与民众性格神奇地对应。江西人的性格,平和的背后潜伏着刚毅、果决和壮烈的成分,不像苏浙人,连吵架都像平弹一样抑扬顿挫、文质彬彬。江西历史上盛产革命家,而苏浙一带江南水乡盛产艺术家,与这里的地理、人文密不可分。地理与命运,似乎存在着一条隐性的连线,我想起黑格尔有关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地理基础”的论述,也想起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有关“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的话,此二者乃探寻地理与历史之关联的“公例”的观点。

昨日早上从玉山县出发,在拍摄一段桔园的空镜后,过上饶,傍晚抵达龟峰(亦作“圭峰”)。龟峰位于江西省弋阳县城南信江南岸,东距上饶60公里,西距鹰潭35公里,地处三清山、龙虎山和武夷山之间。因其“无山不龟,无石不龟”,且整座山体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昂首巨龟而得名,如今是世界地质公园龙虎山——龟峰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组成部分。

龟峰发育于距今1.35亿年的白垩纪晚期,是雨水侵蚀型老年期丹霞峰林地貌的典型代表。地貌形态以峰林、陡崖、方山、石墙、石柱、石峰为特征。龟峰共有36峰,集“奇、险、灵、巧”于一身,有“江上龟峰天下稀”和“天然盆景”之称。江西山脉放纵不羁的线条,在这里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感叹它:“盖龟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以发育丹霞洞穴群为特色,奇洞成群,共有大小28个岩洞,其中有始建于晋代的“中华第一佛洞”南岩石窟、“禅宗古寺”双岩、“飞来禹迹”龙门岩,等等。

为抢时间,拍摄分两组进行,我与汪伟、久辛走山脚,在巨大的石壁下拍摄山顶湖泊飞溅的水幕,旅游景点命名它为“天女散花”,相比之下,徐霞客的描写更加生动:“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何方和甲笛上山,拍“好汉坡”。

拍摄完成后,我们经过贵溪,抵鹰潭市,在夜色朦胧中抵达龙虎山脚下。晚上看素材带时,发现好汉坡对面的石壁上,有一段徐霞客攀登过的栈道,那里几乎是九十度的绝壁,何方没有带脚架,所以画面很抖,决定明天拍完龙虎山后,返回龟峰重新拍摄。

① 〔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页。

② 〔清〕潘耒:《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8页。

③ ⑥《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6页,第1186页。

④ 《尚书》,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3页。

⑤ 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⑦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⑧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二,天启一年八月壬午,《明实录》缩印本,第13838页。

⑨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⑩ 《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四库全书本,第2页。

? 〔明〕黄宗羲:《陈先生确墓志铭》,见钱仪吉:《碑传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99页。

? ?陈丹青:《荒废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第77页。


十一月十三日


越岭而东,一里,复得坪焉。山溪潆洄,数家倚之,日章岭。竞坞一里,水东出峡间,下坠深坑,有路随之,想走南丰道也。其水东南去,必出南丰,则章岭一隙其为南丰属明矣。水口坠坑处,北有一径亦渐下北坑,则走下村道矣。亦渐有溪北自下村出七里坑,达枫林而下宜黄,则下村以北又俱宜黄之属。是水口北行一径,即板岭东度之脊也,但其脊甚平而狭,过时不觉耳。下脊,北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山夹中,两山逼束形容两山相距很近,挤紧收敛,使中间非常狭窄甚隘,而长水倾底,路潆盘绕山半,山有凹凸,路亦随之,名日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已而下坑渡涧,复得平坞,始有人居,已明月在中流矣。


5月1日 星期五 南城县 晴


从麻姑山下来的时候,我们先后看到两个隐在半山里的村落。这些村子都建在高山之间的平地上,我们站在高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村子齐整有序的规划,房子一律是白墙红瓦,有炊烟在房顶缭绕。周围是大面积的水梯田,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从山梁上到村子里还有很远的山路要走,我们没有时间进村了,否则,我们一定会拍下很好的纪录镜头。生命的痕迹无处不在,谁也不会想到,空寂的高山上,我们竟然能够闻到人间烟火的气息。这里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层层叠叠的大山把村落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了,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这些平静的村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同寻常的历史。


像这样与世隔绝的山中村落,许多都是专制和战乱时代的遗留物。在妙背村我们找到一户刘姓人家,无法断定他们就是当年向徐霞客赠马的那户刘姓人家的后裔,但他们是妙背村唯一的刘姓。据主人说,他们家族,就是因为避乱上山的,已经在山中居住了几百年,只是最近,由于山体滑坡,才不得不迁到山脚下。眼前的这些村庄,很可能是作為旧时代的遗物存在的。如果他们的先人是在明末乱世迁居于此,那么徐霞客一定会去探访这个村子并在其中停留。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情况,这里都是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


明代是一个以强化社会控制闻名的朝代,如前所述,它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密集的权力网络,将《御制大诰》《明皇祖训》的精神,贯彻到家家户户。明朝确立了最严格的里甲制度,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像笼中之鸟,受到严格的约束,“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帝国)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子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大明帝国的臣民似乎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成为顺民。这换来了大明王朝三百年至少在表面上的稳定(它的负面效应是:所有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会积累成强大的势能,在某一个瞬间喷薄而出,势不可挡),因而这一制度三百多年没有动摇,到清代,顺治帝仍然对朱元璋给予极高评价:“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


我无法确认村民们迁徙至此的准确时间。在历史中的某一天,他们迁徙到这里,住下来休养生息,自给自足,家族气若游丝的血脉,因山的呵护而稳定和延续下来。


从高处看,那只是一些火柴盒似的民居,如果深入进去,我相信里面一定有一个完整的宗族社会,每一个生命,都有着清晰的来路,牵动着一个家族的浩瀚历史。所以,那不是一些单纯的房子,也不仅是旅途中的风景,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中国底层人民无言的史诗。


丁丑年(公元1637年)正月初三日


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开武功南,若棂门然。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自九龙下钱山,抵荼陵州,为四境云。


5月3日 星期三 安福县 晴


昨天傍晚抵安吉市安福县。今天上罗霄山脉北支的武功山拍摄。


公元1637年正月初一,徐霞客从安福集云(今三天门龙潭瀑布、白马瀑布一带)上界。徐霞客第一次看到了南方瀑布被冰冻的壮观景象:“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其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徐霞客“躞蹀雨中”,不愿离去。初三夜宿金顶白鹤峰,次日一大早,白鹤峰雨停雾起,徐霞客一觉醒来,推门一看,但见大雪覆盖着的千山碧玉如簪,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如金在冶”,此情此景,徐霞客忍不住吟诗一首:


千峰嵯峨碧玉簪,


五岭堪比武功山。


观日景如金在冶,


游人履步彩云间。


武功山人文历史悠久,《水经注》说:“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东汉葛玄、东晋葛洪曾来此炼丹,道教自三国时期在此开设道场至今已1700余年,武功山佛教开山则始于唐代。尤自南宋文天祥书赠“葛仙观”巨匾后,武功山更是名震千里,香火不断,古迹频增。延至明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提倡信教,使武功山香火旺盛达到鼎盛时期。山南山北建起宫、观、寺、庙、庵、堂近百座,出家僧道数千人,形成了白法、集云、三天门、明月、九龙等道教、佛教系统,为当时湘赣著名道教、佛教圣地,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到此顶礼膜拜。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把武功山评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


我没有想到,攀登这座“非著名”山峰是如此艰难。我没有武功,武功山令我深感绝望。我们被望不到头的阔叶林包围着,根本无法知道山的顶部在哪里。在武功山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蚂蚁,随着我的攀爬,山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翻卷的山脊,令我仿佛置身巨大的旋涡,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吸进去。我看到了徐霞客的危险,他随时可能变成一粒尘埃,消失在群山之中。


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有徐霞客在前面引路,我们看得见他的影子,但我们永远无法超越他。我们先后穿越了茂密的阔叶林和针叶林,脚踏着松软的高山草甸,山的形状终于显露出来——它的曲线在天空下像水纹一样漫开,我的眼前无比空旷,只有远方的天际线,被层层叠叠的山影剪成波浪形的花边。那些遥远的群山,只有飞鸟可以抵达。


我站在风里,视野的辽阔令我感到激动。久辛要拍我登山的镜头,我于是向另一座山梁走去。那些山有着饱胀的腹部,从侧面看,它们的倾斜度大约为45度,但站在上面向下看,上千米的山坡却从脚下消失了,我可以直接看到脚下的深渊。如果我脚下一滑,或者踩空一块石头,我就会顺着坡道一路滑下去,变成自由落体,消失在大山深处。我们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拍摄,然后继续向山顶攀登。终于,绵软的草甸褪成远景,岩石大面积地裸露出来,一条很陡的石路,仿佛天梯,直通山顶。


然而,当我们终于登上金顶,我发现远方还有更高的山顶。山是无穷的,如梦境般接踵而至。我们就这样走向那道悬崖。90度的悬崖,在中午的阳光下发出恐怖的白光,面目狰狞。我想起美国摄影家阿丹姆斯拍摄过的大峡谷,我最爱的一组地理照片,就在科罗拉多的悬崖上诞生。山路是徐霞客所说的“近尺”——山梁上一条一尺宽的小路,两边都是向下倾斜的光滑山崖,山崖的下面,是万丈深渊,一阵强风就可以把我吹成一片落叶,吹入深谷。从上面走过的时候,我觉得两边的山同时在走。我感到一阵晕眩,但我不能停,因为只有保持行走速度,人才能掌握平衡。“近尺”通向远处的绝壁,它的名字叫洲字崖。久辛停留在刚才经过的一座悬崖的边上,与我拉开了一段距离。他架好了摄影机,准备拍我攀登洲字崖的镜头。镜头犹如咒语,把我推向绝境,但除了向前,没有别的选择。我的手和腿都在颤抖,城市生活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消失了,命运突然变得不可预测。我就这样被推到悬崖边上,变成攀岩而上的一株植物。有十米——抵达崖顶之前的关键十米,我几乎上不去,因为上面是光秃的石壁,没有植物,石窝浅而且滑,我无法上去,也无法下去,甚至连往下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攒足力气,死气摆脸往上爬。我第一次知道,十米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距离,此时,它是一个临界点、一个极限,徐霞客是在超越了这样的极限之后抵达终点的,他有过无数次后退的机会,只要其中有一次止步不前,所有关于他的传奇都会荡然无存。


很多年后,我对我的朋友全勇先说到了他编剧的电视剧《悬崖》,我说你用这样片名真好,我曾经站在悬崖上,我知道站在悬崖上是什么感觉。


此时,在山顶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没有翅膀,但我可以有近乎于鸟的视野,这得益于山的帮助,是山,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高度上观看我们的世界。山,它像一个严格的教练,不留情面地训导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趋于雄健,让我们的心走向勇敢。当我们的道路与山背道而驰,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就会一点点地消泯,一点点地虚弱下去。


对徐霞客来说,山就是诱惑,他从来没有厌倦过,也从来没有绝望过,用今天的话说,徐霞客绝对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但在当时,他仅仅感动了妙背村一户刘姓人家。他们不仅留徐霞客在自己家中过夜,而且在第二天,徐霞客再度出发的时候,他们把家中仅有的一匹马送给徐霞客。


我们在黄昏时分从武功山上下来,在一望无际的山林里迷了路,误打误撞地与树林中一块长达三米的矩形巨石遭遇。我轻轻抚去上面的树枝,让那段镌刻于明代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段文字是:


古磐上人


身如磐石


心似月圆


元元起初


玄之又玄


明天启早子六月钱山贺安国为留愚上人题


当地的史学专家刘宗彬说,他们正在进行全市文物普查,这一天启年间的石碑,无疑是重大发现。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发现它的全过程,我相信汪伟一定会把这段镜头编进我们的片子里。我们的拍摄,居然为当地的文物普查做出了贡献(当地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妙背村——这个现在称为“塘黎十四組”的村庄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徐霞客曾经到访过这里,并得到了刘姓人家的帮助。在当时,一匹马是一大笔资产,不亚于今天的一辆车。我们在《徐霞客游记》里看到了那匹马,但三百多年的岁月,已经抹去了往事的痕迹,那匹马早已不在原处,杳无音讯了。我们开着越野车追到了妙背村,但我们永远追不上那匹逝去的马。


正月二十一日


四鼓,月明,舟人即促下舟。二十里,至雷家埠,出湘江,鸡始鸣。又东北顺流十五里,低衡山县。江流在县东城下。自南门入,过县前,出西门。


5月5日星期三湖南衡阳市阴


今天下午奔赴衡山脚下的衡阳。为了拍摄方便,我们放弃了高速公路而沿村路行驶。湘江就是这样在颠簸的村路上突然出现。那条宽阔的大江,穿越了《楚辞》与《史记》流到我们面前,仿佛一条悠长的磁带,收藏了历史的声音。湘江的声音中,包含着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树枝的声音、水生物的声音,一个熟悉湘江的人会对它们明察秋毫,把它们一一分辨出来,但在我的耳中,它们已经浑然一体,在两岸山壁的加工下成为立体声,充满磁性地播放。


水是徐霞客真正的向导,江河能够抵达哪里,他的足迹就会延伸到哪里。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江河是一条穿越群山的天然道路,尤其在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江河把大地切成若干局部,让混沌的大地有了精细的刻度,同时,平缓的南方水道也为他的行旅提供了便利,满足他对效率和安全的双重需求。所以,当我们搜寻徐霞客行踪的时候,会发现它与江河的走向基本吻合。只有在江河的怀抱里他才觉得妥帖和安全。徐霞客没有前往遥远荒凉的中国西北,抵达昆仑山这样重要的山系,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二月十一日


迨暮,月色颇明。余念入春以来尚未见月,及入舟前晚,则潇湘夜雨,此夕则湘浦月明,两夕之间,各擅一胜,为之跃然。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诗怜之,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之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


5月6日 星期四 永州市 阴雨


公元1636年的徐霞客不会想到,8年后,皇帝崇祯将吊死在北京景山的一棵大树下,1636年的大明王朝虽然还没有粉身碎骨,但我想帝国臣民们已经有了跌落时的失重感。这年正月,张献忠攻下准、扬地区,杀死明朝军官40余人,朝廷派来近万人,试图堵住张献忠这股洪水,张献忠的大军,向徐霞客正在游走的湖广地区蔓延而来。在徐霞客背后,无数黎民在奔跑,在呼喊,在死亡。徐霞客的旅途没有遭到战乱的直接袭扰,但湘江两岸的匪患,还是给了他致命一击,以至于很久以后,徐霞客还没有从这次创痛中完全复原。


农历二月十一日夜,有很好的月光。徐霞客夜宿船上。从《徐霞客游记》可以看出,徐霞客在沿途中很少投宿客栈,除了投宿寺庙,那条船,在白天是他的车马,夜晚就是他的客栈。前一天的晚上一直下着雨,而这天晚上,则是一个清明之夜。徐霞客坐在船上,写下了几行诗,其中有这样一句:


箫管孤舟悲赤壁,


琵琶两袖湿青衫。


一股土匪不期而至,还是败坏了徐霞客的诗兴。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对那群土匪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群盗喊杀人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那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他们的刀刃不认识徐霞客,在船上胡乱地挥砍,木制的小舟不堪一击,很快倾覆,徐霞客也跌进了江水。对徐霞客来说,危机随时都可能降临,自从徐霞客迈出他的江阴家门,趁醉放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群。自然界往往比人类更加理性,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法度,徐霞客是科学家,有能力认识和掌握它们,而在人的世界面前,徐霞客无能为力。那天还是江水帮助了徐霞客,他躲在冬日寒冷的江水里躲过了一劫,等他爬上来时,那群土匪早已去向不明。


经此一劫,徐霞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身无寸丝”,连衣服都没有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他随身携带的所有书籍资料全部丢失了,这份遗失清单包括:《大明一统志》《名胜志》《云南志》等资料典籍,尤其那部已被张宗琏的后裔珍藏200余年的张氏著作《南程续记》,是徐霞客向张氏后裔苦苦哀求才借到的,同时丢失的还有钱牧斋、黄石斋、文湛持等人给徐霞客的手札,陈继儒为徐霞客写给丽江木公的介绍信,以及此次出行以来徐霞客写下的所有手稿,等等。


黑暗中,徐霞客不知该把视线投向哪里。


二月十二日


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余周身无一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前返钱塘江浒,腰缠已尽,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遂以酬之,匆匆问其姓名而别。时顾仆赤身无蔽,余乃以所畀裤与之,而自著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旁舟子又以衲破衣一幅畀予,用蔽其前,乃登涯。涯犹在湘之北东岸,乃循岸北行。


5月9日 星期日 永州市白水镇 晴


黑暗中,有一只手向徐霞客伸来。他把徐霞客从水里拉上来,把一件里衣和一条单裤递到他的面前,对当时已“身无寸丝”、在江水中战栗的徐霞客来说,那身衣服成为他所拥有的全部。徐霞客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他握住了那只手,对那只手的温暖记忆,他在以后的旅程中不停地反刍。


他只知道他姓戴,几天后,徐霞客前往一个名叫白水的古码头,去寻找那个姓戴的好心人。但是当他赶到白水,那个姓戴的陌生人已去向不明。


300多年后,我们来到白水的时候,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一户姓戴的人家。这个因水上贸易而红火过的小城,如今只剩下一些斑驳的石码头,在荒草中时隐时现。


闰四月二十日


饭后,由桥北溯灵渠北岸东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则湘江之本流也,上流已堰不通舟。即渡,又东[有]小溪,疏疏若带,舟道从之。盖堰湘分水,既西注为漓,又东浚湘支以通舟楫,稍下复与江身合矣。


5月12日 星期三 广西 兴安县 晴


我们到达灵渠的时候,天下着小雨,许多人坐在水边长廊里躲雨,神态安详。灵渠从兴安县城穿过,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是在灵渠的边上长大的,他们个人记忆的许多片断都与灵渠有关。


我们从湖南进入广西,从湘江流域进入漓江流域,湘江和漓江这两条大河,分属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它们像枝桠纵横的老树,盤绕在大地上,我想起张锐锋的话:“河流之所以选择了弯曲,尽可能多的弯曲,乃是因为这样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优雅的长度,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的面积上。作为附带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在最大的面积上得到恩惠,也许这里有着至高者的慈悲用意。”


我查了很多史料,无法知道是谁最先向秦始皇提出用一条运河沟通两大水系的设想,我们只知道,在秦始皇的时代,一条名叫灵渠的运河将这两大水系历史性地联结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帝国的力量,于是通过灵渠,从长江流域向两广地区渗透,灵渠如一根导线,将帝国的意志传向最遥远的神经末梢,使帝国日益扩大的版图不致偏瘫。


如前所述,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江河是一条穿越群山的天然道路,尤其在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两广地区的崇山峻岭所形成的天然迷阵,被一条灵渠轻松地化解了,对于秦代统治者来说,这无疑是神来的一笔,它的意义绝不逊于同时兴建的长城。北方的长城阻挡了草原部落汹涌的马蹄,而南方的灵渠则帮助秦始皇实现了权力的扩张。


宫殿仿佛山峰,耸立在黄土高原上。秦始皇站在上面,目光越过重峦叠嶂,看到了他遥远的南方边陲。他看到他国土的尽头,却看不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都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万寿无疆,到他儿子的手里就被断送了,但他留下的制度却历久弥新,历经汉唐宋元,一直到徐霞客生活的明代,被朱元璋全部笑纳,严刑峻法,变本加厉。有明一代,专制政权发展到最强大时期,“皇帝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机器,不管文臣武将,都没人可以从皇帝手上夺下权力”。许倬云先生说:“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个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做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这是一个悖论——帝国越是要极权,帝国就越是危险,就像人们经常把爱情形容为沙子,在手里攥得越紧,沙子就流失得越多。


徐霞客目睹了帝国衰落的过程,他1636年开始的最后一次长旅,固然如他所說,有年龄的原因——那时他已年过天命之年,所谓“老病将至,必难再迟”,但是在我看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原因,那就是“老病将至”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这个国度,所以,他急匆匆地上路,“必难再迟”。他通过他的西南之旅,向这个将行土崩瓦解的帝国行最后一次注目礼。在灵渠,他的心绪一定无比复杂。


我惊异于古人的空间感,尤其在测绘技术还不发达的秦代,他们竟然能够在湘江水域和漓江水域之间,准确地寻找到一条最佳路线,即使在卫星遥感技术发达的今天,若在两大流域之间开通一条运河,灵渠的位置仍然是不二之选。


5月15日 星期三 广西 兴安县 晴


徐霞客从江阴出发,他孤瘦的身影在穿越群山的围困之后,一路到达帝国版图的最南方——广西钦州,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了。如此巨大的帝国版图,普通人想一下就会被吓破了胆,它会让任何一个旅行者感到绝望,唯有徐霞客义无反顾。


几十年前(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向肇庆知府王泮展示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并在王泮的帮助下,在中国刻印了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睁眼看世界”。利玛窦等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包括地理知识),刺激了明代学术超出“四书五经”的限制,向“经世致用”的“有用”之学发展,尽管在当时,“有用”和“无用”完全是颠倒的,对大多数士人而言,“四书五经”中的僵死教条才“有用”(对科举有用),科学知识才“无用”。科举与科学,就这样成了对立面。但在明朝,还是不乏有先见之明的先行者。明末清初思想家、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就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反对自汉代以后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也不赞成学习者“重气节轻本领,重道德轻实用”的学习观。“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他对宋、元以后读书人德行的概括。意思是说,这些读书人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把手抄在袖子里谈谈心性之学,在国家危亡之时就用死也不做贰臣的方式,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还被称为是上品的臣子。他说这还不如学点实用之学,成为经邦济世之才,使国家长治久安为好。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徐光启与其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其艰难过程,我以王阳明“岩中花树”的典故作比,在《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里曾详细讲述。对徐霞客来说,或许正是世界眼界的拓展,刺激了他向内探索的决心,让他重新审视“中国”,让“中国”“天下”的面貌,在实事求是、科学探索精神的指引下,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徐霞客通过亲身的考察(今天叫“田野调查”),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一些地理概念的错误,证明了岷江不是长江的源头(所谓“岷山导江”),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确的源头:


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


同时,他还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


他认真地观察河水流经地带的地形情况,看到了水流对所经地带的侵蚀作用,并认识到在河岸凹处的侵蚀作用特别厉害。他还注意到植物与环境的关系,观察在不同的地形、气温、风速条件下,植物生态和种属的不同情况,认识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纬度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对温泉、地下水等,徐霞客也都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描述的是爱士培尔,时间是1774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是罗曼,时间是1858年,都晚于徐霞客。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徐霞客远游至云南丽江。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他已无法行走,但仍在坚持编写《徐霞客游记》和《山志》。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他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距离大明王朝彻底覆灭还剩下三年,五十六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说:“《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查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霞客临终之际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域),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意思是,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


他还是有憾的——2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已有200多万字遗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60多万字。


2010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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