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延安，总是让我激情盈怀

       

圣地、红都、中心、熔炉、灯塔……说起延安，一些蕴涵光荣与梦想的词汇，总在我的脑海中闪烁，连我带红领巾时背诵的贺敬之那首诗《回延安》，都显得那般亲切：“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所以，一得知党性教育培训班，要赶往延安进行党性锻炼，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睡。那天上午，高铁在轨道上飞速地滚动着，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长长的隧道，千沟万壑的陕北黄土地次第在我眼前铺展。尽管从西安乘高铁需运行2小时零20分钟，此后还要改乘大客行走4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延安，可是，我依然感到延安离自己很近，这当然有延安红色文化与我“心灵相通”的原因。同时，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让距离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时间概念”。可在当年，一些知识青年到达延安要迂回辗转13个月，依然未能阻挡其神圣的向往：“我要到延安。”让我不由得浮想联翩。

延安，当年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五湖四海追求进步、富有激情的知识青年吸引过来。在那个年代，奔赴延安的路漫长而艰险，需要穿越漫天狼烟、遍地烽火、风霜血雨、严寒酷暑，跋涉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穿越于布满了哨卡的秦川，几乎每一步都会遭遇惊险、每一刻都要面临考验，可是，这些知识青年在“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亦爬到延安城”的呐喊中，背着背包，徒步行走，浑身上下连眉毛上都粘满了黄土，却随着延安的日益临近而愈加兴奋，有人竟亮开嗓子唱起歌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担承……”延安，成了天下英才的云集之所。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这些青年大都家境殷实，教育良好，不乏“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还有不远万里归国抗战的华侨青年。这些知识青年在延安学习、战斗、劳动、歌唱，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扛着责任，燃着激情，奔赴到党需要的各个方向，将星星之火催燃成普照东方的绚丽日出。

这些知识青年“葵花向阳”一样奔赴延安，莫非是向往延安殷实的生活？恰恰相反，陕北高原长期饱经风浸雨蚀，沟壑纵横、土硗地瘠，延安作为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千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萧条、破败的窘境。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延安干部学院教授谭虎娃告诉我们，当年中共中央到延安时，这里还是个寂静的小镇，人烟稀少，不足3000人，粮食亩产几十斤。特别自1940年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以及近3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看到的情形是：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另据凭借一部《保卫延安》享誉中国文学界的作家杜鹏程回忆，1941年其进入延安大学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漂着几小块土豆的小米稀饭，饭稀得能照见人影，吃完以后就想趴在桌子上睡觉，盼望下一餐的到来。为了物质享乐而选择延安，那肯定是来错了地方，假如一些知识青年此前对延安艰苦生活缺乏了解，那么，来到延安亲身体验之后，照样是留不下来的。

然而，绝大多数人义无反顾留在了延安。作为从初一到高三，一直担任班级历史课代表的我，此次延安之行让我愈发感到，在当年抗日救亡成为主流民意的历史背景下，自从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迁到了延安，对延安来说，世界变了样；对世界来说，延安变了样，延安，就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让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情不自禁地汇入高亢而动人的旋律之中，将苦难转化成为动力与温暖，进而让延安与国统区、沦陷区，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面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许多知识青年在选择延安之前，曾赶到上海、南京等城市，希望参加报效祖国工作，然而，国统区那些大小官僚朝气不足暮气有余、爱心不足贪欲有余，不作为、懒作为、慢作为，乃至“红线不红，底线无底”乱作为，竟然让青年为报效祖国提供经济担保，给他们的抗战热情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一些知识青年甚至发觉，蒋介石一边宣布对自由世界的效忠，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边是前方吃紧，一边是后方紧吃，等等。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都会对这一现实产生公然的不满，很多知识青年就是这样转向了延安。

可是，延安给出的答案又是什么呢？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讲演中，以延安“十个没有”做出了回答，即陕甘宁边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人吃磨擦饭，没人发国难财。

而在我看来，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不是亦不可能是完美纯洁的十三年，但是，依然不妨碍延安成为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除了延安充满理想信念、高举抗日旗帜等因素外，还在于延安艰苦，但领袖与群众一起苦。

我们在延安的几天，天总是湛蓝的，云总是洁白的，与延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立体画廊。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党的领袖们当年在王家坪、在枣园、在杨家岭的故居。尽管我对延安条件艰苦早有耳闻，可实地一看，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领袖们的住所，竟是那样的狭小、简陋、寒酸，窑似的土洞中，往往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些简陋的家当。如毛泽东在枣园住过的那处窑洞，门窗由没有油漆过的陈木所做，又小又矮，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睡床是榆木钉起来的，洗脸是一个普通的瓷盆，这里竟成为主席的办公室兼卧室，主席就是在这样的窑洞中，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着。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这里很大、很大，因为这里还装着大地、河流，与飘着信天游的天空，而且这些窑洞总是向着光明洞开，有谁能数得清，一个个洞彻中国的英明举措、一份份洞穿历史的宏伟蓝图，就是从这小小的窑洞中稳健地走出。住得“寒碜”又有何不光彩？脱离了群众才不光彩。

另据讲解员介绍，毛泽东的穿戴十分简朴，衣服是粗布做的，补了又补。在延安，我就发现一张毛泽东1942年2月给八路军120师干部做报告的照片，主席裤子膝盖处竟补了两个大补丁。据讲解员介绍，当年，主席非但没有感到这张照片丢“面子”，反而认为这是自己最具时代感的一张照片。由此我想，就算条件再艰苦，延安当年有我们自己开办的银行、商店，还有被服厂，东西再缺都不差主席的，只要写个条子就行了，据说当时有许多同志提过建议，可主席一概拒绝。主席做到了这个份上，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亦是如此，张闻天盖的被子是林伯渠在长征途中送给他的、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林伯渠耳朵上用绳子系着断了腿儿的眼镜……如此以来，看似难以克服的困难局面，在延安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

当年，延安条件确实艰苦，但人人充满希望，与国统区截然不同。这无疑是知识青年舍生忘死奔赴延安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大多时候是灰涩的，直到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到达延安之后，才有了更大的起色，以至后来的波澜壮阔，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其实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就是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十三年，我们党将胜利作为唯一的选择，革命事业中缺什么就造什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亦让我们党从中积累了宝贵的局部执政经验。俗话说“心中有希望，脚下有力量”，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不乏学汽车、学化工、学建筑……可是，当年延安没有汽车制造工厂、化工有限公司等，这并未阻碍知识青年竞相赶赴延安的脚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一个好的执政党，没有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有。而能在冬天的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可能会在春天是最漂亮的。

当然，延安打动知识青年还在于，这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正如朱德诗云：“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经常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与战士、老乡唠家常，彼此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关系是那么融洽，这些领导人自身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又成为大家的信仰。那个年代，领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了一种风尚。当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央领导分别组成劳动小组，毛泽东带头参加，还在杨家岭的山坡下开了一片菜园子，种上西红柿、辣子、倭瓜等，将到菜园劳动作为一种放松，警卫人员要替他整理，主席说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央定的，自己理所当然要带好头，不许别人替、不许别人帮。时至今日，那块菜地还在，我们纷纷在此拍照留念，这可是主席洒下汗水的地方啊。我一边拍照一边问自己：“我能不能踩到主席当年的脚印呢？”

工作之余，领导人亦会与大家共同放松一下。如朱德总司令喜欢与干部、战士打篮球，当发觉大家在有意让着自己，朱德就与延安的女学员们打球，谁知这些女孩子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上球场，就忘了他是总司令了，拦他、撞他不说，还常常给他“盖帽”，朱德不但不生气，还乐呵呵的。

说到党群、军民的鱼水关系，当年的延安可是无与伦比。

我们党在政策制定上，就是要“群众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 作为“话有地方说，有话好好说”的参议会，被延安各界誉为民主之宫；在工作落实上，要“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建设给老百姓“帮忙政府”；在领导方法上，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在言行准则上，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作风养成上，从领袖到基层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自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而且，我们党的领袖闻过则喜、从善如流。1941年，陕北雨天打雷劈死了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这位农民竟说雷为什么不劈毛泽东。对于这位农民的一句牢骚，毛泽东立即从政策和工作中找原因，发现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1937年为1.4万人；1938年为1.6万人；1939年为4.9万人；1940年为6.1万人；1941年为7.3万人，伴随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实物税”负担越来越重，人吃马喂，让陕甘宁12县的150万人不堪重负。进而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离不开水。”于是将陕甘宁边区公粮征集任务由1941年的20万担，减少到1942年的16万担。而为了克服“水少鱼大”的问题，我们党实行了“精兵简政”，推行了大生产运动。

据延安鲁讯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马小惠教授介绍，在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全旅忘我劳动，天还未亮，许多人就上山开荒，天已漆黑，还不肯下山，特等战斗英雄郝树才在开荒竞赛中一天开荒4.23亩，而群众的一头牛一天才耕2亩多荒地，郝树才被战友们唤作“气死牛”。对此，旅部不得不定出古今中外罕见、或许只有中国共产党军队才有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到1943年，三五九旅生产自给率100%，还上缴了大量的公粮及其它物资。农民的一句牢骚，催生了一项伟大的政策、推进了一场宏大的运动，为神圣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许这位发牢骚的农民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我依然认为其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至于军民的鱼水关系，简直让人热泪盈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随一个连队作战，看到战士们衣服破破烂烂，赤裸双脚趟过结冰的小河，战斗了一整天，打完仗却没有一点点东西吃。小米唾手可得，但是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走老百姓的东西。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战士们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

总之，当年在延安，无论前方后方的人，有理想、有信仰、有目标、有追求、有希望，到处生气勃勃、奋发向上。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不少人都带着一本《红星照耀中国》，作者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可在我看来，这本名著的真正作者，无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军民，用每一个窑洞、每一位人士所体现出的，不惧任何苦难与强敌的民族精神书写的。不知咋的，当我结束在延安的参观，将要返程之际，我竟感到自己不是回家，而是离家。而今，我离开延安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把心留在了延安，王家坪、枣园、杨家岭、宝塔山……总是让我难以释怀；“震撼”、“感动”、“初心”、“使命”等词眼，至今在我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的，与“延安”进行诗一样的排列组合，而每一次排列组合都让我激情盈怀。

在本平台发布的作品，在腾讯【企鹅号】【喜马拉雅】【360图书馆】等主流平台网页版同步刊出。敬请前往关注并收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