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5月底第一次去天津，当然晓得它是直辖市、北方中心城市，再就是它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明初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正式筑城，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相较于北京、西安、洛阳甚至衡阳，它都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天津虽然比北京只少那么五六百万人口，但是感觉上要清静得多，城铁中没有那么多人，地铁中人更少。步出大悦城地铁站，举目四望，果然大城气象，道路宽敞，街面干净，空气清新，因为濒临渤海，也没有北京那么炎热。
说起天津，就会想到南开。蔡元培先生说：“南开是国中之名校。”在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所驻宾馆报到后，未曾稍事休息，打的直奔南开大学东门，在校园内缓缓而行，感受名校清静幽雅的环境和特有的文化氛围。马蹄湖边有周恩来总理的浮雕铜像，白色大理石板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我是爱南开的。”周总理是南开大学最杰出的校友，1913年入南开中学，1919年9月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3次回校视察。30多年前参加高考，我曾梦想考取他的母校，结果未能如愿，但时至今日，心里依然念叨着：“我也是爱南开的。”
南开大学与吾乡衡阳也有一说。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陈衡哲即是衡阳人，其妹陈受（按：应为受+鸟，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均无此字，常用的几种输入法都打不出这个字），也是早期留学海外的女学者，后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其夫吴大任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这对伉俪虽是数理学家，但都雅爱诗词，南开师生经常可以看到他俩在校园马蹄湖中心岛散步吟诗。阳光下伫立湖边，遥想乡贤的音容笑貌，千古风流已随雨打风吹去。
走在南开的林荫道上，脑海中浮现张伯苓先生的形象，不由会心一笑。这位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造了中华教育史上的一页辉煌篇章——“南开教育”。据说每逢南开女子中学的毕业典礼，张校长总会这么嘱咐：“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现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大学最好的时期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是抗战时期。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张伯苓时期的南开、竺可桢时期的浙大、流离失所的西南联大，都是有精神的大学，而不像现在的大学，名利场而已，官场而已，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而已。
1937年夏天，抗战军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人商榷三校撤退后方事宜，正式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临时大学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1号湖南圣经学校作为校舍。因为场地不敷分配，将文学院迁移到吾乡南岳衡山，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柳无忌、罗皑岚都曾在此执教并留下美好的回忆。来津之前，我刚完成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写的就是这段迄今尚无他人完整写作的历史。
看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教授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背面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校志委员会纂列，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丹。碑座四周还有“1937－1945”八年抗战纪念年份的石墩，整个纪念碑由南开大学历史系77级校友李德福捐立。相邻处有一座半吊着的钟鼎，前面花岗岩中间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上有《重铸校钟记》：“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侵华日军蓄意轰炸南开，校舍被焚毁，校园被侵占，文物典籍被洗劫，铸有《金刚经》全文、重六千余公斤之校钟亦遭毁掠，举世愤骇。值此南开被炸六十周年之际，为永记惨痛之历史，励志未来，特重铸校钟。钟高一·九三七米，重三千公斤，上铸校训、校歌和铭文，分由康殷、康默如书丹，铭文撰写王达津。师生校友捐资铸造。”落款：“南开大学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南开大学名师大家辈出，两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今就有十几人。近年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当推来新夏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被学界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的学者。他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研究成果宏富，《北洋军阀史略》《古典目录学浅说》《方志学概论》《天津近代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专著，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学科的滥殇之作，并由此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去年9月得到天津问津书院寄赠民刊《问津》第9、10期，系《忆弢盫》之上、下册，方知其人其事。此次来津多么想拜望这位当世高人，可惜已于去年3月31日魂归道山，享年91岁。斯人已逝，斯文长存，只得寻找其曾执掌的学校图书馆寄托念想。
老馆在马蹄湖边，远远地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多年前在青海塔尔寺也曾闻到过，疑似丁香类植物。走近见一树干高大、树冠圆满的乔木，花繁叶茂，花序密集压枝，花冠呈黄白色，愈近香气愈浓，沁人心脾，树干上挂着一块海蓝色标识：暴马丁香。百度百科说这种树木主要产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等地，朝鲜、日本、俄罗斯也有分布，花期在五六月间，果期9月，我来正是时候。绕树转悠几圈，想象来新夏教授昔日匆匆走过树旁的情景，尽管错过了与其今生相逢，花香、树叶以及温煦的阳光倒是旧识。
馆舍五层，已然陈旧，一楼门头有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题写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匾额，室内有一块红木匾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系“南开大学1946至1948年在学部分校友纪念母校60周年敬献”，著名书法家王学仲1979年10月挥写。询问门卫可否进去参观，态度非常冷淡，天津话硬邦邦地撂下一句：“不行！”又问：“来新夏先生原来是否在此工作？”回答：“他没有在这儿呆过，他在新馆那边。”翌日邂逅来先生夫人焦静宜教授，才知道先生曾在此工作八年时光。
烈日下赶到新馆，大门上方挂着一条横幅“第五届南开读书节”。门卫也很大爷，说是早几天馆内失盗，“不准进！”再怎么说都没有用，只得怏怏而退。到不远处的三食堂吃了一顿便餐，体验多年前的学生时代生活，心情方有所好转。
返回时再度经过东方艺术大楼，这是一幢造型奇特的米黄色建筑，外墙开有小窗，仿西方古堡式风格，颇有艺术美感。门前玉石印章般大石头上，镌刻着著名书画家范曾题写的“和衷共济，讲信修睦”八个红色大字。据说这幢建筑是上个世纪80年代范曾义卖书画捐建的，作为东方艺术系师生教学科研之用。范曾1955年从家乡南通来到南开求学，来新夏先生是其授课老师之一。1957年经郑天挺教授推荐，范曾转学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84年受母校邀请回到南开，负责筹建东方艺术系并做系主任。这些事情我多年前就已经从报纸上读到，前不久还在网上看到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伟的一番话，大意是说范曾及其书画艺术代表着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范曾是属于世界的”，当欣赏范曾的艺术时，“一切矛盾都消于云烟”。不管别人心里怎么想，我反正觉得范曾和他的一帮朋友都敢说，只能为之叹服。本来想看看范曾留在这儿的书画作品，时值中午，阳光炽烈，大门紧闭，不作罢也不行。
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人，倒是十分有趣。恢复高考后从南开毕业的学生，成为国家有用之材的肯定很多，但现在为大众所知名声最著的可能是老树。这个真名刘树勇的人，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没加V的“老树画画”早已成为热门ID。据说1979年刚从山东潍坊考入南开，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画画。有一天在外面看画展，进门迎面就是徐悲鸿的一匹马，当即看傻了，回去就拿着糊窗户的高丽纸开始画，没想到几十年后求画者众，再画一千年也还不清人情债了。老树的画只是寥寥数笔，有些像丰子恺，但又明显有所不同。他以传统的古典山水为背景，画面上一两个民国时期的先生，着白长衫，戴礼帽，身材颀长，没面目，还有与画面相配的一首首随意率性、调侃风月的打油诗。譬如：“坐在芭蕉树下，吃了两颗木瓜。心中别无意思，眼前几枝闲花。”“梅子黄时雨，细细落山前。竹下闲坐久，一一数青莲。”“想起当年山中，繁星缀满夜空。虫音蛙声一片，真他娘的好听。”“红尘混迹久矣，总是来去匆匆。天天忙些破事，年年辜负春风。发誓从今以后，只争人所不争。但看空山花色，常听天籁之声。”这些我都能随口背诵得出，心里直叹这人的境界可能比范曾要高出一截，他的心不沾尘土，怕是在天上飘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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