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 漫漫西口路 : 石拐（上）

这次故地行走，三天六百多公里。游古道，访老者，看遗址；一是继续漫漫西口路，二是采访石拐故事。

     

【1】

我们顺着晋、陕汉族人“走西口”进入石拐地区的这条旧貌换新颜的包石古道，沿博托河行走。所有计划的道路和主题，都存在路上探寻与遇见的关系问题。意味着我的阅历与一些积累的重构。当年绿树花草，如今高楼大厦。向东是鸡毛窑子、董瓜、魏君坝等，就是包头一带用驴、骡、马、驼从石拐驮运煤炭所走之路，称东河槽上的“乌金古道”，北侧山畔有日本侵略者掠夺石拐煤炭修的老桥洞和断续铁路。由南路再折向北路，东北有榆树沟、东坝堰、白泥沟等村子。往北和东是后营子、马场、杨家沟等原属东河区的。毛忽太、腮大坝、当铺窑子等原属九原区国庆乡的村落，有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的经指点隐约可见，有的则了无踪影。无不展示出现实生活的指向和历史的变动。

据考古和有关专家考察，这一带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生息，有些出土文物可称人类原始文明代表作，是阿善、转龙藏、老包头文化的补充和丰富。

“中国西北考察团”李四光、杨旭生、徐炳昶等曾于1927年5月来包头，9日到鸡毛窑子、开周窑子、杨家脑包等村，令他们大为惊奇的，是发现了大量古器物，开凿于明清朝代的石窟，内有佛像壁画残面，石刻蒙藏文字（六字真言）。据传说是一云游喇嘛曾在窟中修习，时而作画凿刻，留此遗迹。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丰富。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期考古重要发现。且鸡毛窑子为包头较古老又有连贯性的村落。我们去的时候，遗址、遗迹处都立起文物保护碑。我靠以前见闻资料，放开想象的翅膀，极力回望那段可贵的历史。物象与心象交织、融汇和转化。这也是一种回归，在漫长历史追溯的同时，与思想发生触动碰撞。一方面被隐约的背景引发共鸣，指向早先人类活动的经历；另一方面自然与现实联系思考，寻求至今没有解决的历史疑难或是当下面临的诸多问题。

   

【2】

   

在后坝废弃的火车站北三里处，有南北走向土梁，东依赵北长城，东墙有障城，是石拐赵长城上现存最完好最明显的障城，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据当地老者讲，早年附近还有一些军事设施遣迹。这段赵北长城在南北山沟间非常清晰，向东南到现在工业园区。黄土夯筑，高约两米，有的地段可见石砌基底。向南断续入山，两侧山上有烽火台遗址，沟谷中有生活遗址，西北还有克尔玛古城和烽燧，山间包石旧路旁就是醒目的“胡服骑射广场”和高大的赵武灵王骑马挥刀塑像。东西公路南北，明显展现出长城遗迹土塄和修公路切挖处的夯筑层线。西面榆树沟、大庙一带遗存的较高厚的长城墙墩上，残留着“走西口”农民挖下的居住窑洞和为耕地方便挖断的豁口，有的干脆将长城推倒摊平为田地或通道。中国长城协会副会长董耀会考察赵北长城时，曾取样这一段夯筑土块研究并收藏于博物馆。

坐在广场望着雕像，思绪不由回到历史: 公元302年，“胡服骑射”改革，武灵王率军击败中山、林胡，逐于阴山之北，“筑长城，自代（河北宣化）并阴山，下至高厥塞（乌拉山与狼山间），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北长城开峡谷口筑长城障城之先河，为长城坐标和驻防要冲。刻录于武灵王雕像基座一侧的翦伯赞《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诗是形象的写照:“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归莽苍。望断云中无鹄起，飞来天外有鹰扬。两千几百年前事，只剩蓬蒿伴土墙”。

  

【3】

   

在老石拐南山、古城塔、格亥图、旧石拐村、福永居、厂汗沟、魏君坝、三岔口、石固古道一带山沟，五当沟、与固阳交界的城湾、城梁、小井儿等地，有秦堡垒、汉长城烽火台、北魏城驿、金界壕、元烽燧、墩台等遗迹。据专家及有关史料介绍，分别是汉武帝北逐匈奴，改石拐所属五原郡为九原郡，北魏太武帝于阴山北设六镇之怀朔镇，敕勒人游牧居住，元代属云内州，明清两代的古城遗址。充分说明汉、北魏、元、明、清时代石拐文明的状况。

水磨滩、古城塔南山的石门子，老爷庙山、东五当沟等地有很多传说故事，有的与五当召建庙有关，有的说是“走西口”方便通商贩运的古道。老爷庙有贺龙打包头时，曾转移指挥部至此的遗迹。“石门古道”直接连通石拐与敕勒川、土默特。有专家说这就是汉代的石门塞中心地——石门障，也有说是《水经注》记载的石门水，都与《汉书.地理志》所记不同。向北是后五当沟，连同西五当沟、正沟、李家沟及支流，分别由明安川流入大青山、由吉忽伦图、魏君坝、固阳忽鸡沟梁、一社南流经爬榆树、石拐，河滩沟东连白狐沟到石门与上述河流汇合，出大青山到沙尔沁注入黄河。魏君坝以西河水南流入博托河（东河槽）。“五当”是蒙古语“柳树”或“布腾图”云雾之意。东面南北向的水涧沟，旧称“苏尔哲谷”，意为“穿山沟”，苏尔哲河发源于吉忽伦图水涧梁，南流出大青山经水涧沟门入黄河。上述河流大部分为季节河，平时无水干涸，遇大雨山洪暴发，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以上都是我小学和中学时代求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搞草原普查、走村串乡考察生态接触的自然景物，连同乡风民俗，源于大自然的万物生意，引发了多少对自由、幸福、爱与美的不断认知和追求。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十章《中国古代农业的地区开发与地域差异》引《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密切交往，出现农牧交错地带向北延伸的现象。

  

【4】

自明代阿拉坦汗引入藏传佛教，内蒙古地区广建黄教寺庙，清代朝廷推波助澜，兴起高潮。出生于呼和浩特白音珠日和的阿格旺曲日莫，赴青藏地区学修格鲁派黄教后返回土默特，立志建寺庙宏扬黄教。他走遍大青山南北，五易择地，最后选中大青山腹地吉忽伦图高山之阳的巴达格勒，于康熙末年动工建筑五当召。历时数十年，动用上百名内陆和青藏地区工匠，建成喇嘛寺庙，吸引四方信徒入寺为僧或为召庙服务，形成蒙藏人聚居村落，放牧养畜为主，少量开地农耕。与此同时，晋、陕、冀“走西口”的汉人也来到石拐吉忽伦图一带，租种“召地”，为寺庙打工做杂役，有的还进庙落发为僧。乾隆21年赐五当召“广觉寺”牌匾。石拐形成“西农东牧”，“走西口”汉人和蒙古族驻牧聚居的半牧半农地区。

在上书十章五节中提到，“清统一长城内外，初年规定边墙外五十里为禁留地，是汉蒙两族的分界线。康熙年间淮许蒙古王公和内陆汉民合伙种地，蒙古境内开始发展种植业。后来去长城口外垦地的汉民日众，引起清政府的忧虑，遂限制人数，规定每年由户部发放准垦凭证，以便控制汉民进入蒙古草原。雍正年间募民边外垦种，规定春往冬归，不许移家占籍，但耕地范围有限，不出边外五十里地……乾隆以后内陆贫民出边墙垦种的越来越多，难以控制。……谓之跑青、雁行”。“光绪28年设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立垦务总局，在包头设分局”。这段描写与石拐那段史实是相符的。

  

【5】

地处内蒙古阴山山中部大青山腹地的石拐，四面环山，中间沟谷纵横，吉忽伦图大脑包为境内最高峰，海拔近2300米，也是石拐之中心，登上敖包山，环视远眺，苍山如海，云雾飘渺，南与东河区沙尔沁乡、土右旗接壤，隔大青山敕勒川可见黄河远上白云间，如阴山向中原献上的一条淡黄哈达。北连固阳新建乡、公益民乡，能望见大榆树滩、明灯山及固阳一带荒野丘陵。西与九原区白音席勃街道、青山区兴盛镇隔包固公路相望，可见烟雾笼罩的钢城。东连土右旗耳沁尧乡，望见九峰山、灰腾梁大马群山。四周夹杂黄土丘陵，北缓南陡不规则狭长。是内蒙古高原地理气侯、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是呼包鄂金三角的中心地带。包石、石固、石武（川）、石土（右旗）几条主要古道和五当沟、水涧沟古道连接四面八方，是“草原丝路”的支线，是“走西口”农民、贩夫走卒的便道捷径。留下“走包头绕石拐”之传说。我不由地将海德格尔那个著名的四维结构，简化为“天、地、人、”的无限造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演化进步，象征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6】

明代以前，石拐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明朝初年，明太祖派兵北征阴山以南，今石拐地区始有汉族人迁入定居。清顺治九年（1652年），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蒙古族人迁到五当沟、水涧沟、哈龙贵沟一带游牧养畜。康熙年间，“走西口”的晋、陕、冀等地人民来到石拐地区，普遍蒙汉杂居村落形成。清代以东河槽为界，以东属土默特，康熙年间开放；以西属乌拉特东公旗，乾隆中期开放。最早“走西口”的只限河槽以东，如赛忽洞、董瓜等村，而河槽西的榆树沟、鸡毛窑子等村开放晚。马场、鸡毛窑子是东公旗助理抵偿五当召债务划拔为“股子地”的。“大德恒”是清代蒙古行的设场牧地。石拐正沟以东属五当召的膳召地；正沟以西为乌拉特东公旗游牧之地；境内国庆乡西半部是乌拉特部领地，东半部为土默特领地。

“走西口”迁来的农民，选择最便于田地耕作的地点建屋居住，形成最初单独又小块簇聚的村落。

最早先来到后营子的，是山西忻县人和祁县冯家，先是跑青牛犋耕种土地，以后就定居下来，至今已有十几代了。山西河曲的赵家、陕西府谷李家是七、八代。河曲人居多，还有来自忻州、府谷、偏关等地的。二三里外的前营子，山西河曲的刘家、王家也居七至十代之久。这些出口外的山西人合资建筑了歇山式飞檐斗拱的壮观庙宇，在当时的农村是罕见的。

山西河曲人董氏，康熙八年因贫困交不起税，“走西口”最早来到董瓜村，由于擅种西瓜而留下村名。还有辛家、吕家，定居大董瓜有十四代。小董瓜李家，与辛家亲姑舅，也是河曲人，居十四代。陕西府谷的边家居八代。南董瓜是西安来的，居十几代，祁县李家七代。还有府谷来的边家，八代。李氏十一代是民国年间迁往土默特右旗的李海龙，另一支解放后迁往三岔口，咸丰以前迁出的不知去向，光绪年间从小董瓜迁出的现都有联系。程家来自陕西神木，已居八代。乾隆五（1740）年，为保“走西口”人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李、辛二家同井子沟赵家，南董瓜村马家，赛忽洞武家合资从老家河曲请来“黑龙王”，在大董瓜建起黑龙王庙，每年抬着龙王塑像转前后营子、井坪等村献祭祈雨。后被拆，石碑、铁钟遗失，仅存禅房石窖洞。

开周窑子，因山西河曲人王开洲最早“走西口”来而得名。王家已八代，还有一王家山西保德人，居七代，现仍存祖居旧窑洞。清道光26（1846）年，王家和附近几个村子张、高、杨、毛几大户集资建古庙，现存正殿残迹。后受藏传佛教影响，建筑由塔基、塔身、相轮、华盖、塔刹组成的覆钵式白塔，近年又在旁边配建小庙一座，逢时节忌供上香。

鸡毛窑子，传说康熙年间有叫“起茂”的蒙古牧民定居，称“起茂营子”，后陆续有“走西口”的山西阳泉裴家、定襄李家、陕西府谷赵家，都居往六七代。清嘉庆年间建庙，挂“起茂居”木匾，解放后丢失。据柳陆讲，清末民初，老包头住民到石拐驮拉炭，往返二三天，就在起茂营子住宿过夜。冬天住的人更多，有冻伤手脚的围炉取暧，闲扯夜话。店家热情殷勤，从村里买回鸡廉价出售，没钱的可以煤换。宰鸡后老板先拔毛，不用开水烫煺，将干鸡毛垫充顾客鞋内，从此再不冻脚，住店的越来越多，村名随改叫成“鸡毛窑子”。

梁茂居最早也是因“走西口”的山西人而得名，有七八代，现梁家已不在，老户有山西忻县的张家。

“乌金古道”上，由西向东除上面几个村子，还有魏君坝，早先“走西口”的魏氏人家已不在，只留下祖坟。陕西府谷的高家和山西河曲郝家已有八至十几代了。现在还有他们住过的旧破土窑洞。嘉庆十（1805）年，张喜荣租德老爷当铺窑子西的“户口地”为生。“阿塔”沟在山西寿阳人来之前，就有了这个蒙古语村名（意为草场之意）。榆树湾、井子沟、皂火沟、东坝岩等村，多为居往七至十几代”走西口”的山西河曲、山阴、阳泉、洪洞、寿阳和陕西府谷、神木、兰县人。

   

【7】

老石拐正沟——五当沟一带，环绕五当召的吉忽伦图嘎查六七个山村，多为从鄂尔多斯、达尔汗、茂明安、东部蒙古地区和青藏迁来的信仰黄教的蒙古、藏族牧民，康熙末至乾隆初“走西口”的晋陕冀人也陆续来到，租种“召地”或为五当召打工放牧拉运，形成沙林沁、叶贝沟、厂汗召、麻弥图、柴脑包、阿什浪、达吉坝、竹拉沟等附属性村落，为寺庙养畜挤奶，工匠居住，洗修地毯唐卡，制版刻经，祭典法会，牲畜倒场转息等。其间爬榆树、官牛犋、三岔口、脑包贝、白彦龙、水涧沟、绍卜亥、厂汉大坝、的令沟、白菜沟、公忽洞、毛忽洞、碱水渠等村，都是“走西口”移民形成，多为晋西北、陕北十几县人，也有少数冀、鲁、豫、甘和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人。除租种五当召“蒙地”外，私开小片荒地，养羊、牛、马、驴等畜牧。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说:”村庄是分化了的社会宿影，是一个闭塞紧密的共同体”。      

石拐这个大青山北麓的山区，山上有森林，坡梁沟谷是村庄、田地，沟底是河流，山地系统形成“山沟—森林—村落—田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里的土地大小平缓不同，随山区地形变化，河畔坡梁皆可开垦耕种。大块的数十甚至上百亩，小的几亩甚至几分。200多年来，汉和蒙古、回等族人繁衍生息，开创出一处处山水田园美好风光。这种农业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大部分山区延用着。

  

【8】

乾隆21（公元1754）年，由理藩院会同乌兰察布盟，绥远都统和邻近旗执事，将茂明安、乌拉特东公旗、土默特三旗接壤处约三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划归广觉寺所有，并办理了有关手续。这就是“膳召地”，俗称“召地”或“蒙地”。有可耕种土地6700多顷，其余为牧场、山林及矿产、房屋等。其界限东至固阳县下湿壕大小邦浪沟到武川边境，南至石拐白狐沟、大西沟一线，西至五当沟正沟到吉忽伦图夹浪沟西界及公益民神水沟，北至新建（大榆树滩）、东公此老南窑。另外，东公旗助理抵偿五当召债务，将麻池27顷、东河马场梁鸡毛窑子和固阳南甲坝120顷土地划给广觉寺，作为股子地。召地与民地的界限多以山脊披水、沟谷、季节河为标志。膳召地由庙方分配给寺内各分仓和庙外属民经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各分仓经营的土地再转租给属地农民耕种，秋后水地按四六分成，分仓四成，租地农民得六。旱地按三七或二八分成。为保护休养耕地，每年有一定数量押青地（休耕后伏天耕翻压青）不收租税。在上述土地中，有一千余顷户口地，为属民口粮地，也交纳少量租金。佃农耕种土地，也有以为召庙服劳役、打杂工抵偿租税的。长期的租佃往来，使蒙汉民关系日益密切，因此，交租数额也越来越灵活变通，遇灾荒欠收，也可减免。因为召庙和各佛仓每年都接收大量布施钱物牲畜，足可以供僧众生活和公益消费。

膳召地上，年均存栏大畜马、牛、骆驼1600头（匹）以上，羊二万多只。这些牲畜以“放苏鲁克”形式委托给畜主或经营者放养，每年保本抽少量利畜，而绒毛作为喂养者的报酬。如果经营好的，还奖励几只羊甚至牛马骆驼。对各处点上的牲畜，一般每年清点一次，结算红利和报酬。多年经营诚信者，可免清点盘查。这样庙方既不亏待畜主和经营者，又能增加牲畜总数，保证召庙肉食奶源及皮张需求。

在膳召地上放养牲畜的非召地属民，要向庙方交纳水草费，一般一百只羊收两只，大牲畜按每头折成六只羊收取。每年召庙可收到千只左右的羊。东公旗居民住城镇养畜的，每年总共可交水草费约400银元。

民国四年，绥远垦务督办通知广觉寺丈量膳召地，召庙拒之不理。光绪28年（1902），清政府在绥远蒙旗开垦土地。1919年（民国8年）8月，把茂明安旗圐圙点素以南，腮忽洞以西，以及乌拉特东公镇一部分划出设立了固阳设治局，以后又将石拐（喜桂图）部分划入。民国九年（1920）设勘放五当召膳召地地亩局。民国11年（1922），中央政府委派李世民负责，在北京召开四十八大召庙负责人会议，五当召六世活佛桑古敖斯尔参加。会议主要讨论膳召地放垦事项。五当召表面答应，但并不实行。

次年先放垦五当召辖区内牧场四千余顷，一年后（民国13年）固阳开始丈量土地。政府成立“垦务局”，属绥远垦务督办管辖，下设三个分局。五当召设立“地亩办事处”也称“绥远省五当召特别区公所”，具体管理放垦、土地租佃等事务，放垦地仍按四六或三七分成（即庙方四或三，耕者六或七成）。同年，起征“岁租”，即放垦膳召地押荒金。旱地分五等，每顷20到100元；水地分三等，每顷120到200元。这些土地分布于固阳县新建下湿壕公益民忽鸡沟等乡。“岁租”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水地）每顷大洋3元，中等（旱地）每顷2元，下等（次旱地）每顷1元。另每百元附加建筑费15元、实业费5元，文化基金5元。

民国19年（1930），放垦大榆树滩（色楞不浪）膳召地，固阳划归乌兰察布盟管辖，为第七区。当时武川厅境内仍有部分膳召地。因五当召上司国民政府中央宗教事务委员会欠清华大学一笔款，便把新建下湿壕和土默特边界一部分膳召地约800多顷抵给清华大学经营，归学田公司管理。在召庙力争下，给庙方留下春坤山竹拉沟一小块土地，土默特旗划出一块牧地“卧牛湾”给以补偿。这样，就出现了后来吉忽伦图境外的两处所谓“飞地”。直到2008年9月，石拐区与固阳县协商，以五当召镇竹拉沟换了固阳金山镇的甲浪沟、杨家沟、明安坝。

召地放垦后，广觉寺对领地进行重新规划，基本耕地缩小为召庙四周三十华里范围。同时因失去大片牧场属民和牲畜聚居于召庙附近山区，畜牧业规模大大减少，其过去领地为农业或民地的半农半牧取代。

召庙仍留“户口地”分给属民经营维持生计。其余重新按分仓分配。居住在召地内的绍卜亥、柴脑包、大小淖兔、前后厂汗大坝、白菜沟、白彦龙、阿什浪等处的东公旗蒙古居民和从下湿壕色登沟、卓柱沟、巴音温都日等处迁来的土默特右旗蒙民聚居于磴口村一带，先后得到了“户口地”与召庙属民享受同等土地待遇。但由于蒙古民族过惯了游牧生活，特别召庙属民不会农活，经营农耕无方，多数租给“走西口”的汉民耕种，租税一减再减。

解放后，内蒙古蒙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份”政策。膳召地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直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归集体所有。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长期过牧超载，乱垦滥伐，违法开矿、植被严重破坏，土壤大量流失。很多山地岩石裸露，荒漠沙化，绿地及物种大量减少。大量耕地被修路、建筑挤占，其余的由于过量施用化肥而板结盐碱化。近年来实行禁牧退林，初见成效。

   

【9】

纵观横览，石拐的土地是“走西口”的汉民和蒙古族移民共同开垦出来的。他们带着晋陕农耕文明技术，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将土地经营与蒙古族牧业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养互补，因地制宜创造开发。正如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中所言，小农的经济行为，决非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而是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

世代劳动实践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出现了不同地区的典型代表:西部的青山大队（董瓜村），改造土地，开办小煤窑，农副业结合，粮菜丰收，经济富裕。西北部的爬榆树，我的家乡，在河槽两岸沙石滩上打堰移土，筑坝开渠拦引山洪，将山地流失的土壤淤澄于筑好堰子的荒滩里，苦干十年，打井提水，修造良田一千余亩，科学种田，亩产过千斤。这些都是我亲身参与力行过的。东部的白菜沟，在十几道山梁荒坡垒石为堰，平土造地，修筑梯田数百亩，创造旱地高产记录。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治区和市级先进典型！推动了整个石拐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行走乡村，我深深体会到，“农耕生活”和“现代文明”就像两个轮子，其发展的过程，犹如共同完成一个标志性的神圣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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