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解放运动第二个时期的“海燕”，俄罗斯诗歌的革新者。他站在人民的立场，描写农民和劳动者的生活，表达人民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及其残余的反抗精神。他吸收民间文学的滋养，使用人民的语言，在俄国诗歌领域内开创了新局面。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民主派的文化运动活动家和组织者。他先后主办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杂志，是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革命中枢与喉舌，培养了两代成批的民主作家和革命家。涅克拉索夫对俄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涅克拉索夫生平述略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于1821年11月28日（俄历12月10日），出生在乌克兰的卡明涅茨-波陀尔斯克省温尼查县的涅米洛夫镇。他的父亲阿列克塞·谢尔盖耶维奇是驻扎在该地的第三十六猎兵团的陆军中尉。他的母亲叶林娜·安德列耶芙娜是地主札克列夫斯基的女儿。
1824年，涅克拉索夫三岁时，他父亲以少校军衔退职，率全家回到自己的故乡，迁居在雅罗斯拉夫省雅罗斯拉夫县格列什涅沃村的领地上。他父亲是个残暴的地主，经常虐待妻子，打骂孩子，鞭笞农奴。涅克拉索夫自幼对封建制度的黑暗野蛮和周围生活的阴森，留有深刻的印象。少年的涅克拉索夫是在母亲讲的故事的薰陶中、在与农奴孩子结伴野游的欢乐中、在伏尔加河畔听到的纤夫沉重的歌声中、在目睹流放犯镣铐叮当地沿着通向西伯利亚大道行进的生活图景中成长的。俄罗斯人民痛苦的生活、俄罗斯呻吟的河流与大地，构成为未来诗人创作的题材。
1838年，涅克拉索夫到了彼得堡。父亲让他进公费的军事学校，但他却违反父命去考大学。他没有考上大学，父亲又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在告贷无门备遭冷眼之后，这位十七岁的青年就自力更生了。他紧张地帮人抄写，靠微薄收入糊口。在彼得堡，涅克拉索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黑暗窒息的阁楼和阴森潮湿的地下室，就是他的寓所。这位不幸的年轻人深刻感受了贫民的痛苦，认清了富豪们的奢侈。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他为生活而挣扎的一条途径。
涅克拉索夫很早就开始写诗，第一次发表诗，是在他艰苦的1838年。此后的两三年之间，他生活艰难，大量地写作，1839年到1840年之间，还去大学旁听以补教育之不足。1840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幻想与声音》。这本模仿浪漫派的书遭到了别林斯基的否定性的批评。此后几年中，他失去了写诗的勇气而致力于通俗喜剧的编写工作。他编了十多本戏，有的生前没出版，有的多次演出，有的是从法文翻译或改编的。在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全部创作中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涅克拉索夫和先进文学界开始接触。1842年，涅克拉索夫曾同巴纳耶夫共同营救过赫尔岑。
在四十年代涅克拉索夫的生活中，有四件对他影响颇深的事：一是1841年同别林斯基相识。这位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引导涅克拉索夫明确了反专制农奴制的思想和文学为人民为真理服务的观点，二是涅克拉索夫开始了以描写劳动人民和普通人为主的创作。1844年和1845年，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了两集《彼得堡风貌素描》，1846年又出版了《彼得堡集》。在这些书中搜集了他的优秀作品。别林斯基曾论道：“最侥有兴趣的几首是文集的出版人：涅克拉索夫君写的。它们漫染着思想，这不是歌唱处女和月亮的诗，它们里面包含着许多聪慧的，恺切的和现代性的东西。下面是最好的一首——《在路上》”①。涅克拉索夫这个时期描写劳动者与被凌辱妇女，揭示农奴制农村人民的痛苦。这些诗篇，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格里戈罗维奇的《苦命人类》等一起，增强了“自然派”文学的人民性。
由于涅克拉索夫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抨击了农奴制度，再加上他同别林斯基的来往，所以敌人对他颇为仇视。1848年，沙皇当局查禁了他的《有插图的纪念册》。文化特务布尔加林向第三厅告密，说涅克拉索夫是“共产主义者，到处宣传对革命有利的事”，②。于是涅克拉索夫被传讯和被监视。诗人走着的是一条战斗的文学之路。
诗人前期生活中的第三件大事，是1846年他与巴纳耶夫开始编辑《现代人》杂志。《现代人》是民主斗争中的一面大旗，它团结了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在别林斯基这位伟大旗手的熏陶下，形成一支坚强的作家队伍。而涅克拉索夫就是这批进步作家的组织者。在艰苦岁月里，涅克拉索夫坚持编辑出版《现代人》，吸引新的力量并壮大它，为发展俄国文化艺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四件大事是涅克拉索夫于1848年与女作家巴纳耶娃的结合。这对伴侣，不仅共同写了小说《三个方向》(1848)、《死湖》（1851）等，而且一同编辑了十五年《现代人》。
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沙皇害怕俄国人民也奋起造反，于是加强了对进步力量的镇压。这一年别林斯基逝世，沙皇政府又对杂志严密监视，这一切，给《现代人》带来了极大困难。涅克拉索夫以顽强的精神，巧妙的手段来和检察机关斗争，保持并发展了别林斯基的传统。这些年，为了维护杂志，涅克拉索夫宁肯自己少写作，也要到处奔走，组织力量。1852年,他吸引托尔斯泰给《现代人》撰稿，1853年，又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吸引到编辑部中，使《现代人》的力量大大增强。
1856年，随着俄国文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出版了，其中收集了他1845年以来的诗。诗集受到社会好评。一直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涅克拉索夫连续创作发表了他的著名诗作：《大门阶前的沉思》(1858)，《唱给叶辽慕什卡之歌》(1859)，《伏尔加河上》(1860)、《片刻的骑士》(1860)等。
农奴制改革的前夜，涅克拉索夫反对专制农奴制是坚决的。但在改革的方向上，他开始时动摇在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从根本上说，他倾向革命民主派。1857年，他吸收杜勃罗留波夫为《现代人》杂志的书评栏负责人。他让车尔尼雪夫斯基来掌握《现代人》的航向。但他要维护杂志，团结更多的著名作家，对自由派也有所迁就，1859年把彼得堡检察官冈察洛夫也吸收进《现代人》工作。不过，在关键时刻，涅克拉索夫总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1860年屠格涅夫不让发表杜勃罗留波夫评《前夜》的文章时，涅克拉索夫拒绝了屠格涅夫的请求。大批自由主义者退出《现代人》，导致了大分裂。涅克拉索夫只好把杂志工作分成四份，由他、巴纳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四人合办。
六十年代，涅克拉索夫是在艰难中度过的。1860《现代人》分裂，老朋友屠格涅夫等离开了他；1861年杜勃罗留波夫和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逝世；1862年最亲密的同志巴纳耶夫逝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被终身流放；《现代人》杂志被沙皇政府勒令停刊；同一年，诗人父亲去世；1863年他与妻子巴纳耶娃最后决裂……一连串的打击，并未使他倒下，他惨淡经营复刊了《现代人》。1866年，为了维系杂志，他错误地用诗歌欢迎了镇压过1863年波兰起义的刽子手穆拉维约夫。列宁在《对民主派又—次的进攻》中中肯地论述了涅克拉索夫的软弱和诗人为自己弹了自由主义的阿谀逢迎的调子而痛悔万分的心情，以及他用实际行动加强对反动派的斗争③。1866年《现代人》杂志永远被查封。次年，他就接办了《祖国纪事》杂志。
1868年组织的编委会，吸收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坚强战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杰出的批评家皮萨列夫等。新的文学战线又开辟出来了。也就是在六十年代里，涅克拉索夫写出了杰出的诗篇：《农民的孩子》(1861)、《货郎》(1861)、《绿色的喧嚣》(1862)、《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奥琳娜，士兵的母亲》(1863)、《铁路》(1864)、《纪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第一部(1863－1865)，抒情喜剧《熊猫》片断(1867)等。
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度过了他的晚年。这时他的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活动和编纂《祖国纪事》杂志，一是诗歌创作。《祖国纪事》发扬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传统，在涅克拉索夫组织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指导下，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堡垒。
涅克拉索夫日夜辛劳，联合和培养了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促进了文学的民主化。他还热心社会事业，1872年，他曾捐款资助家乡办学；1873年，他救济萨马拉灾荒；1875年被选为文学基金委员会主席；1876年营救被捕的革命作家西里切夫斯基；1877年决定把自己经济收入的一部分赠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人。涅克拉索夫总是把社会和人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业。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他为儿童写了《马赛依公公和小白兔》(1870)、《夜莺》(1870)、《童年》(1873)，还写了歌颂十二月党人及其家属的《祖父》(1870)、《俄罗斯女人》(1872)，和大量的抒情诗。
早在1870年初，涅克拉索夫认识了年轻的姑娘费克拉·阿尼西莫芙娜·维克多洛娃。他称她为济娜依达·尼古拉耶芙娜或“小济娜”。他们同居了七年。从1873年起，涅克拉索夫病情逐年加剧。济娜是他的爱人、护士、秘书、诗歌的鉴赏者和《最后的歌》的编辑与出版者。直到1877年4月，二人才正式结婚。但半年多以后，即1878年1月8日（俄历1877年12月27日），涅克拉索夫便在彼得堡溘然长逝了。还在他病危时，彼得堡大学学生就征集了几百人签名的慰问信送到他的病榻前。
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四千多人向遗体告别，参加送葬。许多革命组织都派人来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差不多“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都参加了葬礼。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一位不知名的工人发表了演说。涅克拉索夫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的诗歌，是俄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影响了后代俄国和苏联各民族的诗人的创作，也是世界人民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涅克拉索夫的抒情诗和短篇叙事诗
克拉索夫在四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时，就遵循了“自然派”的创作原则。他的短篇诗歌，总是针对着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把他的诗情化入生活的艺术图景之中。
作为人民的诗人，涅克拉索夫着重揭示了专制农奴制度下劳动者与农奴的痛苦生活。《在旅途中》(1845)、《昨天五点多钟》（1848）、《在大街上》(1850)、《在乡村中》(1853)、《一块未收割的田地》(1859)、《被遗忘的乡村》(1855)等诗中。诗人以委婉含蓄的口吻表达了沉郁而愤懑的情绪，描写了在农奴制下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精神上、肉体上的无穷痛苦。广场上乡村姑娘被皮鞭拷打；大街上绝望的“小偷”偷了半块面包而被警察抓走；农村里一家的主要劳动力死亡则全家在贫困绝望中挣扎与哀号。《一块未收割的田地》中曲折地描写深秋空寂田野上一块未割的田地，那里麦穗在抱怨风吹雨打和野兔鸟群的破坏，秋风悲伤地回答说是耕耘者已病倒，枯瘦病弱得无力收割。而农夫之所以如此不幸，完全是由于残酷的农奴制度。
涅克拉索夫同情人民的同时，还表达了对旧世界的统治者剥削者及其附庸的憎恨的感情。在《当代颂歌》(1845)、《摇篮歌》(1845)、《故园》(1846)、《犬猎》(1846)、《博爱家》(1847)、《秘密》（1856）等诗中，诗人分别使用讽刺的、幽默的、嘲笑的口吻对那些阿谀逢迎、趋炎附势者，对那些没落而衰败的贵族阶级及其庄园，对横行乡里飞扬跋扈的地主老爷，对那些蔑视小人物痛苦的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对资本家继承者的兄弟争夺都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道学先生》(1847)中那位自白者，自称“生活本着严格的道义，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情”。其实他使有外遇的妻子受到羞辱而郁郁死去，使欠债的朋友被关进监狱瘐死，鞭打好读书的厨师并使他投了河，破坏女儿的爱情而把她嫁给老富翁，从而使她死去。诗人把伪善、残酷、专横的封建卫道者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求得人民的自由解放和推翻旧世界的重大问题上，涅克拉索夫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农奴制改革前，他就发表过描绘农民起义的《叛乱》(1857)。在农奴制改革之后，在《向上帝老爷致谢》(1863)一诗中，诗人描绘了在通向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大道上目睹流放犯的情景：
车夫吆喝着飞奔，
立刻，我们遇上了徒步的流放犯们，
在颠簸的运货车里，
只见两个风尘扑扑郁郁不乐的旅人……
在那张年青、英俊的面孔旁边
押解他的大胡子挎着刀剑……
兄弟，离开危险的岗位，
你那边可有接替的人?再见吧！
涅克拉索夫不仅同情流放犯，而已暗示出革命斗争的继续存在。在《绿色的喧嚣》(1862)中，写农民对被辱妻子和“恶棍”的憎恨，而重要的是在春天的苏醒中，暗示出了一种力量。通过自然景色的描绘，使人感到来自田野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和声音。那绿色的喧嚣，它呼啸着来了，弥天漫地，摇响树林，扬起花絮，染绿一切，高树矮草全都用新的春天的声音在喧嚣，这喧嚣不正象征了人民无所不在的力量么！
涅克拉索夫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歌颂人民中的先锋分子——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些革命思想家和战士。在《别林斯基》（1855）一诗中，诗人称伟大批评家是“最亲密的朋友，命运相同的兄弟”，称赞别林斯基不怕艰难，真诚地为真理服务。别林斯基从事“高贵的、正直的、无私的事业”，“他的火热的著作流露着新颖的思想，对严肃的真理的渴求”，他蔑视虚伪与丑恶，不怕责难与威胁，“—个人在不屈地前进”。在抒情喜剧《猎熊》片断(1867)中，赞颂别林斯基这位导师，在黑暗中“开辟出一条条崭新的途径”，教会了诗人们思维、想到人民。别林斯基的先进思想与“智慧永不熄灭地发出熊熊的烈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1874)一诗中诗人写道：
但他爱得更崇高，更广阔，
在他的心里没有世俗的心计。
“在世上可以仅为自己而活着，
但也可以为别人而死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人民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永远受到涅克拉索夫的称颂。关于杜勃罗留波夫，在年轻的批评家逝世的第三天，涅克拉索夫就写了《1861年11月20日》和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遗诗》来悼念这位亲密的战友。三年之后；他又写《纪念杜勃罗留波夫》(即《你是严肃的》，1864)一诗。
可是你的丧钟敲得太早
你那先知的笔已掉落，从你的手中，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I
涅克拉索夫的名句，激起了后代人的共鸣！诗人在这首诗中，称赞杜勃罗留波夫在青年时代就是严肃的，教人为荣誉和自由而生，为荣誉和自由而死。赞扬年轻思想家与批评家热爱祖国，并号召人们争取新的生活。诗人与俄罗斯大地一同痛哭祖国失去了这位优秀的儿子。诗篇动人心扉，感人肺腑。
涅克拉索夫的诗篇不但痛惜俄国革命分子的厄运，也同情和关注欧洲的革命人民的命运。他的《沉默了，正直的、英勇牺牲的人们》(1874)一诗，对巴黎公社社员的牺牲表示哀悼和敬意，歌颂巴黎公社“奔腾不息的激奋的热情”。诗人斥责黑暗长夜中法国反动派这些毒蛇猛兽在吞噬巨人尸身。诗人大声疾呼、大声控诉，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战士寄以无限的同情。
在革命斗争中，诗歌的作用，更是涅克拉索夫十分关心的问题。早在他的《这种人不是诗人》(1840)之中，他就说过，凡是对苦难者没有同情心，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的人，就不是诗人。
涅克拉索夫在他著名的诗篇《诗人与公民》（1856）中，提出他的革命的美学纲领。这首哲理诗，以“公民”同“诗人”对话的形式，表现了涅克拉索夫对于诗人与诗歌作用的观点。涅克拉索夫认为，诗人首先应该做一个公民、一个当之无愧的祖国的儿子；诗人应该有责任感，心志坚定，不屈不挠，“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诗人不能只为了个人的灵感和甜蜜的声音与祈祷而生，而应该成为“万古不灭的真理的喉舌”，“为他人的幸福而生活”，用诗歌“去勇敢地抨击那些恶德劣行”。涅克拉索夫在痛惜《谢甫琴科之死》(1861)的诗篇中，赞扬这位乌克兰农奴诗人，说谢甫琴科用他的“青春，大胆的言论，不顾利害的斗争”和对监禁、流放、鞭笞的苦难生活的不屈服，写下自己生活历史的诗篇。这样的诗人，就是涅克拉索夫心目中诗人的楷模。
他晚年的诗歌《致萨尔蒂科夫》（1875）、《致播种者》(1876)、《致济娜》（1876）、《致诗人》(1877)等，实际也是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涅克拉索夫自己就是一个大公无私撒播真理种子的人。
和上面涅克拉索夫直抒胸臆的抒情诗不同，他的短篇叙事诗，却是就现实生活中重要的场面与图景进行概括，进而才发出诗人的感慨。
涅克拉索大在短篇叙事诗中不仅描写人民的苦难，更揭示苦难的根源。在《大门阶前的沉思》(1858)一诗中，他通过对农民请愿者衣衫褴褛、痛苦无告同统治者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对照描写，揭露了深刻的社会矛盾，指出门官之所以喝斥并拒绝求情者进入官邸，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层统治者对人民的痛苦装聋作哑，置之不顾。剥削制度是农民不幸的根源。进而诗人更广阔地概括出广大人民的苦难，指出俄国农民在田野、路旁，狱中、草原、矮屋、衙门口到处在呻吟。诗人诅咒统治者注定死亡并被埋葬；诗人又呼唤人民去反抗压迫者。
这里涉及又一个问题：是呻吟呢，还是斗争?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唱给叶辽慕什卡的歌》中，通过过路人的口吻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首“摇篮曲”中奶娘的歌和过路人的歌，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诗人反对奶娘的歌曲中所向往的苟且偷安、卑躬屈膝的生活；而在过路人的歌曲中，诗人提出了民主主义阵线的正面斗争纲领：
把自由的心灵献给
生活的无羁的向往吧！
不要阻碍人类的憧憬
在心灵中苏醒。
你和它们是俱生的——
爱惜它们，珍藏好！
他们的名字就是
博爱，平等，自由。
热爱它们！为它们
服务直到生命结束！
涅克拉索夫号召反对“奴隶的容忍”，要激起“对压迫者们不可遏止的野性的仇恨”。尽管涅克拉索夫越过改良主义而趋向革命民主主义，但他的正面纲领，追求“博爱，平等、自由”，其实质仍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
对待劳动人民，涅克拉索夫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不但写农民如此，就是写工人也是如此。还在农奴制改革前，诗人在诗篇《在伏尔加河上》(1860)中就描写了纤夫的生活。这些纤夫疲惫、忧郁、肩上有伤口，患着疾病，破衣烂衫，赤贫如洗。这些沮丧的劳动者用悲痛的号子声装点了伏尔加这条奴役的河。他们的父亲呻吟了四十年，驯顺而默默的死去。新的—代纤夫仍象披枷戴锁的囚徒重复着痛苦的叠句“哎哟嗬！”但这些不幸的劳动者同有些农奴一样，从来不会自问“假若你不逆来顺受地忍耐，你的命运还能比现在更坏？”
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在发展，涅克拉索夫在《铁路》（1864）一诗中，描写筑路工人的生活时，仍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在1860年，涅克拉索夫在《孩子的哭声》中，就写过资本主义剥削童工的惨景。四年后的《铁路》写资本主义压榨筑路工人，却强调了人民的创造力量，强调了人民是进步与文明的创造者。但这些建造了铁路、给旷野与森林以生命的劳动者，却是在奴役与死亡线上挣扎着筑路的。《铁路》揭露了改革之后，向无产者转化的乡下人在农奴制残余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下的赤贫。诗人指出：是“饥饿”这个无情的沙皇，把人民大众驱赶到包工头和商人的控制下来筑路的。诗人写了一个有病的白俄罗斯人的形象，他被疟疾折磨，双腮下陷、枯手长疮流脓、两腿肿胀、头发蓬乱、抵在铁锹上的胸膛下陷。他弯腰驼背，默默不语地劳动着。除了沉重的劳动，这些筑路工人还得受长官鞭打，包工商掠夺。这些工人，还不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涅克拉索夫当时也不可能写工人的反抗斗争。六十年代无产阶级还未形成。这些劳动者带着农民的落后性，还会为承包商琐小的恩赐而欢呼，为了一杯酒而忘却自己生活的痛苦。涅克拉索夫没有反映改革后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是对劳动者的落后表现“怒其不争”。但在幻景中，通过死去的工人幽灵的憎恨，反映了人民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这些死尸发出恐怖的叫喊声、咬牙锉齿声，沿铁路追逐着火车，鬼影拥在玻璃窗上。诗人揭示了俄国社会生活中新的矛盾——劳资矛盾。
涅克拉索夫的短篇叙事诗，是抒情叙事恃，有的先作客观描绘(大门阶前请求者被逐、过客替奶娘摇孩子睡觉)，进而抒发诗人的感慨，（人民的呻吟与觉醒问题，小孩长大为自由事业而斗争）；有的先写自然景色（伏尔加河上，秋天的自然界），再引入叙事（纤夫、铁路工人的生活），中间插进抒情成分。这种抒情与叙事结合的诗，篇幅不长，有景有情，感人至深。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
涅克拉索夫一生写的长诗很多，其中重要的有：《萨莎》（1855）、《不幸的人们》(1856)、《寂静》(1857)、《天气》(1859)、《货郎》(1861)、《农民的孩子们》(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法庭》（1867）、《祖父》（1870）、《俄罗斯女人》（1871）、《不久前的时代》(1871)、《同时代的人们》(1875)、《母亲》（1877）、《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1），等等。这些长诗，广泛描写了俄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塑造了革命家、农民、妇女、儿童、官吏、地主、知识分子等形象，提出了社会的出路、人民的解放、妇女的命运、各种知识分子的不同作用、专制压迫与封建剥削是人民苦难的根源、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人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涅克拉索夫的长诗是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诗歌大厦的擎梁柱，构成了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诗史。
还在五十年代关于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争论中，涅克拉索夫就从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处理他的长诗的思想意图、题材提炼、形象塑造、艺术倾向与形式风格的问题。
1855年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萨莎》中塑造了自由主义者的形象。那位秃头而苍白的阿加林，和屠格涅夫同时写的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相似。他们是启蒙者，他们用美好的言词、善良的愿望、文化和艺术，启迪了俄罗斯少女的心，使她们摆脱旧的束缚，争取自由和爱情。屠格涅夫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他歌颂和同情罗亭，最后让罗亭英勇牺牲在革命街垒战中，给人物披上一层圣光。涅克拉索夫认为俄国的出路不能靠自由主义的点滴改革，故而，对阿加林，诗人则是批判的、否定的。阿加林否定自己过去的美好言词，说那是“空话”，他用贬低人类来掩盖他自己的空虚。罗亭拒绝了娜达利亚的爱情，《萨莎》中的女主人公却看出了自由主义者的颓唐、凶恶而拒绝了男主人公的求婚。长诗以萨莎为中心主人公，并以之作为标题，她的恢复健康，表现了同阿加林的决裂。长诗在人物处理上与《罗亭》大相径庭。诗人指出，俄国的出路和社会的改善，不能靠空话，“为了把奴隶造就成—个人，需要的不是几年，而是几世纪，又要流血，又要斗争。”这斗争的思想，贯穿在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创作中。
涅克拉索夫是农民民主主义诗人，他把劳动人民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对象，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表现同他们相一致的思想感情，用农民所喜间乐见的诗歌形式，创作出向农民传播、为农民服务的诗歌(他自己掏钱印《货郎》，三戈比一本便宜买给农民)。这使得涅克拉索夫的诗歌，闪烁着真正的人民性的光辉。农奴制改革前，涅克拉索夫已写过农奴的痛苦；农奴制改革以后，诗人在长诗中所写的农民的生活，仍然如故。
《农民的孩子们》的叙述人从一位有开明思想的破落贵族的眼光，一方面以喜悦的心情欣赏农民孩子的善良、天真、热爱生活与劳动的欢乐；另一方面怀着忧戚的关怀，描写五岁的孩子就赶马运柴，担起生活的重担。孩子从外形上说是出奇矮小，而精神上却如成人般刚强。涅克拉索夫从农民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货郎》里描写了另一种景象，提出了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货郎万卡背上货筐走村串乡，其劳苦经营与农民劳动没有多少区别。他只想把一筐货卖完，好同村姑卡佳结婚，结果遭到愚昧野蛮的守林人杀害。表面看来，这是一幅图财害命的景象。杀人者守林人也不是贵族老爷和厂主资本家。但不得不使人深思，造成这种惨景的社会原因是什么。首先，当时的受难者都是勤苦的劳动者。万卡被害以后，那么村姑卡佳呢?
“晚上孤零零忍不住愁，/一宿睡不上一个钟头。”白天呢，“手里的镰刀快如风，／刀飞青草堆成垛，／镰起麦子金光涌。／天傍亮起身去打场，／有多少力气全使上，／天傍黑草地上铺亚麻，／直铺到露水湿衣裳。”愁苦劳累的姑娘等到的只能是噩耗。诗中的“穷流浪汉之歌”唱出穷人只有两个字：“饿”和“冷”。这些显然都不是个人得失，而是社会问题。其次，农奴制改革是一场欺骗，改革后，各种剥削者、寄生者、压迫者的触角都来扼紧劳动者，他们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人民仍然专横压迫。沙皇连年对外征战，受难的则是老百姓，“小两口结婚正热火，/冷不防把新郎抓了壮丁。／沙皇发昏。苦了老百姓”。酒店主把庄稼汉的收成统统骗进了仓库，老爷太太在饮宴挥霍，织布匠被法院错抓，拖了十二年才放出，但早已妻离家破。普遍的压榨、专横。贫困造成守林人的愚昧野蛮。末了，诗篇说明，守林人抢了一千卢布，自己并没有过上好光景，结果是被关进大牢。而赃款呢，全让法院贪污了。这种侵吞财物、坐收渔利，是造成改革后人民贫苦的原因之一。
《严寒，通红的鼻子》是涅克拉索夫描写农民的另一都非常优秀的长诗。在那“只有石头才不哭泣”的阴暗年代，这首诗固然显出了凄凉的基调，但这不是无望的感伤，而是，劈开满生荆棘道路前进的诗人对人民的同情。
长诗写了农民家庭悲惨的故事。丈夫普罗克在严冬中给富人运货得伤寒死了，剩下孤儿寡妇。达丽亚在安葬丈夫之后，不得不驾着刚运过丈夫棺材的雪橇去打柴，涅克拉索夫通过细腻的描绘深刻地揭示了寡妇的悲哀：
有一泪珠要从睫毛上掉落，
于是一颤动，便滴向白雪原—一
一直钻到地面，
烫了一个深深的小窟窿。
当看到达丽亚劳动得异常疲乏而又无力活动的时候，威严的严寒大王挥着权杖巡视他的领土。这位善良不幸的劳动妇女就冻死了。这不是一个家庭故事而是一个社会故事，是农奴制改革后人压迫人的俄国社会造成的悲剧。这不是穷人与自然的斗争，不是把农妇的死因归于天寒地冻；而写的是社会与人的冲突。严寒只是使农妇致死的直接外部原因，而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受剥削的劳动者异常贫困。这里，诗人运用民歌的节奏、民间故事中关于严寒大王的幻想形象来描写这一场动人心魄的悲剧。严寒大王不啻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专制制度、剥削制度的化身。
涅克拉索夫在这首长诗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劳动妇女的形象，达丽亚的端庄和高尚正直的品质，她的聪慧灵巧而劳动出众的力量，她的矫健的步伐与皇后般的眼睛，都显示出劳动妇女的特点。在俄罗斯诗歌中，这是第一个完美的农妇的形象。按说，她有聪明才智，应该得到好的命运，但旧社会不可能给劳动妇女发展才能的机会。诗人指出：和整个人民的悲剧命运一样，农妇的道路同样是坎坷的：“第—段：同奴隶结了婚；第二段：做奴隶儿子的母亲，而第三段：至死也服从着奴隶。”只有到死后，她才能从贫困与压迫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诗人把妇女解放问题同整个劳动人民的解放联系了起来，他用沉重的声音、悲惨的图景，揭露了改革后俄国农村的现实。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诗人，歌颂革命和革命家，自然是他长诗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早在1856年，涅克拉索夫就在长诗《不幸的人们》中歌颂了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他塑造的革命者的形象，是一位为了人民事业而战斗但不幸被判处流刑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形象。苦役可以折磨他的肉体，以至死亡，但绝消泯不了他的意志、理想和信念。这位革命者在死前好象看见了千万人们在前进，好象听见了莫斯科的钟声，仿佛他在广场上站在人们中间在讲话。诗中写道：
好一幅亲爱的俄罗斯的图画啊！
我睡着了，在梦中看见了
熟悉的小屋、森林和原野，
兄弟们告诉了一件事，
他们带着奇异的梦
走向被遗忘的亲切的境地。
怀着理想飞向祖国的远方，
在心灵上多光明、温暖……
诗人指出，俄罗斯有美好的未来，未来的人们绝不会忘记那些献身的革命家。
出于对革命家的怀念，涅克拉索夫在长诗《祖父》中，通过儿童的发问、儿童好奇的眼光，歌颂了上一代革命家十二月党人。诗人笔下从西伯利亚流放后回到故乡的老爷爷，步伐坚定，气宇轩昂，身材高大，朴实单纯，对祖国和故乡的山川河流有着深厚的爱。他学会了种地，同农民能打成一片，坚信后代人过自由生活的日子不会遥远。爷爷用流放地自由农民的马肥人壮和欧俄农民绝望贫困相对比，讲述改革前地主可以随便进教堂破坏农民婚姻、官吏可以随便搜刮百姓、军官可以随便拷打士兵的事实，来影射改革后的俄国现实。这就自然使人怀念十二月党人起义。诗中，通过儿童努力学习，机警观察，学会憎恨丑恶，继承上辈人的革命事业和斗争精神，说明俄国必然会有美好前途。
在1872年，即民粹派发动“到民间去”(1874)的运动的前夜，涅克拉索夫发表了长诗《俄罗斯女人》。涅克拉索夫表现十二月党人及其亲属的活动，不是偶然的。他显然是号召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不要脱离人民。
在长诗中，诗人塑造了两位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妇女的形象，图鲁别茨卡雅夫人和伏尔龚斯卡雅夫人。这两个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的丈夫因为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些坚强的俄国妇女却要突破—切障碍赶到流放地的矿坑中去陪伴丈夫。诗人指出了这些妇女表现了刚毅、坚贞的性格，不管是伊尔库茨克的省长，还是伏尔龚斯卡雅的父亲，都不能磨灭这种性格，涅克拉索夫赋予了这些善良、勇敢的俄罗斯贵族妇女以优秀的品质。她们对沙皇专制制度抱着坚决的不妥协的态度。如图鲁别茨卡雅就咒骂皇宫是“阴暗的屋子”、骂沙皇是“刽子手”。为了去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她毅然在放弃一切贵族权利与财产的文书上签字。诗人通过先进俄罗斯女人的梦境与沉思，显示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关怀。在长诗第一部中写道：“她梦见了田陇间和草地里一群群的穷人，／她梦见了伏尔加岸上纤夫们的呻吟……”，先进贵族对人民的同情，决定着他们走向祭坛。
在七十年代歌颂二十年代的革命家，诗人的意图是清楚的。他在《图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的结语中说：
啊，那未来的诗人不会忘记他们，
但现在我们却提到了他们的命运，
它将在我们中发亮，比一切都更光辉……
遥远啊那通向命定的牢狱之门的路程。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中指出：“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 ④。从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中，人们可以学到对革命的忠诚。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农村封建势力依然嚣张，农民生活依然贫苦，这一切构成了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内容。涅克拉索夫说：“我想在一篇连续性的故事里阐述我所知道的关于人民的一切”，并认为表现这一切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史诗”⑤。
这部关于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时期的农民史诗，不仅是一部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提出了什么是幸福，以及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重大社会问题。诗人在长诗中认为，幸福不在受压迫被欺凌的农民中，更不在寄生腐化的地主官吏里，幸福在为人民自由民主而从事的斗争中；涅克拉索夫在诗歌领域中，对“怎么办”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部长诗是俄国诗歌中最成功的描写农民的作品，是农民形象的最佳画廊。诗人在长诗一开始就概括了农民普遍的贫困与要求。
七个在俄国找幸福的农民，
他们家住勒紧裤带省，
受苦受难县，
一贫如洗乡，
来自肩挨肩的七个村庄：
补丁村、破烂儿村，
赤脚村、挨冻村，
焦土村、空肚村，
还有一个灾荒村。
他们来处的地名表明着俄国到处是饥饿与痛苦；他们去各处找幸福，显然是对1861年改革的否定。长诗进而指出农民贫苦的根源：“他收割的粮食堆成山，可自己只吃了一丁点儿……干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等得活刚干完，看哪，站着三个分红的股东：上帝、沙皇和老爷！”这里，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虚伪性。
涅克拉索夫在农民悲惨生活的概括图画的基础上，塑造了一系列农民的生动形象，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裸体的老人亚金，是最贫困的农民的代表，虽然他正直、热诚，但处在生活底层，他所具有的只是劳动和痛苦；这，只有到死为止。诗人写道
春去秋来三十年。
他顶着炎炎日头，
好比在油锅里炸；
遇到风狂雨急，
他躲在耙底下。
老亚金活一天，
就扶一天犁，
有朝一日死掉了，
也就象犁拐上
掉下了—块土坷垃。
涅克拉索夫不像同时期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站在贵族立场上把农民的劳动美化，而是站在农民立场上写农民劳动的沉重和它带给生活的痛苦。诗人描写亚金褴褛的外貌，指出他同大地母亲的联系：他长得象泥土，喉是土块，脸如砖，手似树皮，发象荒草。他“眼角和嘴边的皱纹／象干旱的土地裂了缝”。被榨干的人和被榨干的土地，在亚金老人形象中得到统一。诗人追述亚金的历史，则概括了当时农民的典型命运：不仅受地主官僚压迫，还要受新兴资产阶级剥削，同老板打官司，被关进监牢，家破人亡。
诗人反对把农民表现成逆来顺受的奴才。亚金就说过，农民有满腔怒火，如雷霆和血雨，有待爆发。涅克拉索夫描写了有着反抗精神的农民的智慧、活力、阶级同情心、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憎恨和斗争力量。在吉铃、彼得罗夫、萨威里的形象中，涅克拉索夫集中表现了俄罗斯农民的精神面貌与内在力量。
吉铃是作为农民利益卫护者的形象出现在长诗中的。这是一个公正而受农民尊敬的人。有一次为了买下一座磨房，他同商人斗争，借助广大农民支援的戈比和卢布，战胜了竞争者。诗人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边的。诗人赋予吉铃以善良公正的品质，他认为广大农民应该在智慧和社会意识上，至少得提高到吉铃的高度。通过吉铃的磨房制度，诗人表达了“平等”的思想。但诗人不理解，吉铃正是上升着的富裕农民，一旦从农民兄弟中分化出去，他就是新的剥削者。
俄罗斯大勇士萨威里的形象是俄国文学中革命农民的典型。涅克拉索夫接受了勇士歌和雷列耶夫《伊凡·苏萨宁》的传统，塑造了高大的俄罗斯农民形象。如果说在吉铃形象中，诗人只是通过人物死在狱中的原因，暗示农民起义的话；那么，在这位公开反对统治阶级的萨威里形象中，就直接指出了斗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果说，在农民彼得罗夫形象中，诗人只是以这位农民的暴烈言论，宣泄群众积压多年的隐恨，痛快淋漓的咒骂老爷贵族的话；那么，在萨威里形象中，诗人则公开地号召革命，要人们去埋葬地主统治阶级。
萨威里是俄罗斯壮士同受难庄稼汉的集合化身。诗人给了他一副巨熊般的外貌，胡子茂密，头发蓬松，如果直起腰，会把屋子顶个窟窿。他年青时，力大无比，扎死大熊。他同大众一起抗捐抗税，遭到鞭打，但维护集体，绝不屈服。老爷的新管事德国佬基督安·佛格尔剥削农民更阴险毒辣。服劳役的农民忍无可忍，当工厂挖井时，萨威里带头将这条恶狗活埋掉了，然后这位人民复仇者萨威里在牢房、鞭笞和苦役中度过几十年。但是，涅克拉索夫塑造的这位暴民，是有阶级尊严和自豪感的战士。他率直地说：“烙了印，却不是奴隶！”诗人歌颂的英雄，也正是普通的农民。萨威里说的并不是神话：
俄罗斯壮士最坚忍。
玛特辽娜，你以为
庄稼汉算不上壮士?
尽管他没有汗马功劳，
尽管他不在沙场战死，
他却是壮士！
双脚锁着脚镣，
双手缠着铁链，
他的脊梁啊——
用整个森林的树来抽，
棵棵大树全折断！
他的胸脯上——
先知伊里亚驾着火焰车
隆隆飞奔，又压又碾，
壮士全都顶住了，
压弯了，压不垮，
压不垮，压不倒，——
难道说不是战士？
萨威里的光辉形象使诗中其他农民形象失色。
可贵的不仅仅在于涅克拉索夫用萨威里的斗争道路向当时农民树立生活榜样，而且还在于诗人通过萨威里的嘴发出革命号召：既然“不忍——砸锅！／忍过——完蛋！”那么俄国农民为什么要被鞭打一生呢？
我们看到：萨威里形象中固然概括了当时俄国农民憎恨地主阶级，要起来暴动，由消极忍耐到公共反抗等典型特征，但也需看到人物的另一面。他具有宗法观点和宗教情绪，反抗是自发的，革命性不成熟，对未来感到绝望。这正是宗法制农民的两面性的表现。尽管如此，诗人依然把萨威里形象作为体现长诗中心问题的有力因素。诗人指出，通过人民革命建立起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幸福的。萨威里的幸福在于他在斗争中能献出自己。由于检查制度，涅克拉索夫不能把萨威里的形象和大规模农民起义联系起来。在创造了这一形象三年之后，也就是反动派镇压民粹运动最厉害的时候，诗人在长诗中的“两个最恶的罪人的故事”里，又表现了鲜明的革命思想。他认为真强盗不是被迫起义的农民，而是地主阶级。要想洗却“强盗”个人的“罪恶”，必须向农奴主老爷开刀。这就大大补充了萨威里形象的意义。
在长长的农民形象画廊中，涅克拉索夫还刻划了完美的俄罗斯农村妇女的形象。在《严寒，通红的鼻子》里，诗人写过劳动妇女的形象，但善良而弱小，只是恐惧的化身，在《俄罗斯女人》中虽写了坚强英勇的女性，却出自贵族之家。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里，结合了上述两种妇女的特点，另创造了勤劳而英勇的农家妇女新女姓的形象。
玛特辽娜·柯察金娜是典型的劳动妇女。她健壮、丰满而美丽，目光严厉，仪态端庄，她少女时代比一般农妇的命运稍微“好”一点，嫁的丈夫还可爱。但从根本上说，在阶级社会里，“女人幸福的钥匙，／女人自由的钥匙，／让上帝自己丢失了！”玛特辽娜的命运象古歌中唱的那样，也是异常悲苦的：公婆责骂，小姑欺凌，丈夫动手打，地主管家调戏，沉重的劳动压在身，只剩下逗人的小儿子可以解闷，但因顾了劳动，婴儿被猪群咬死。这位妇女除了受政治、经济、精神各方面的压迫外，再加上每年生一个孩子之苦，可见，这位“幸福的”农妇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诗人又指出；劳动与不幸并不能压垮俄国农妇。诗人展示了玛特辽娜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性格。在她咒骂那些魔鬼官吏的话中，就倾泻着人民的愤怒的抗议。不过涅克拉索夫写的这位农妇，没有达到革命高度：她向统治阶级中人物乞求帮助，即表现她消极的一面。
长诗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格利沙·杜勃罗斯克隆诺夫是比普通农民更有文化、有革命觉悟的人，诗人以杜勃罗留波夫为原型写这个人物，概括了别林斯基以来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特点。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长诗中心的革命思想。诗人指出，为人民事业朝着明确而崇高的目标进行忘我斗争的人就是在俄罗斯过得幸福而自由的人。诗人指出了格利沙与人民的联系：他是助祭的儿子，家中穷到没有盐而以泪代替的地步。这位瘦削的神学校学生，假期回乡就帮农民耕作。诗人赋予他的人物以高尚的精神面貌：格利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唱的《纤夫》曲和《俄罗斯》歌，表现了他对人民悲惨命运的关怀和他同祖国忧患相关的心情。格利沙歌颂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但又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忍饥受难：
俄罗斯昏睡着，
一动不动！
但是她地下
燃烧着火星，——
不唤而起，
不召而来，
一粒粒种子
汇成了山峰！
亿万大军
正在奋起，
无敌的力量
终将得胜！
你又贫穷，
你又富饶，
你又苦难，
你又全能，
俄罗斯母亲！
认清俄国地下之火和它的全能，这表明格利沙确信现实可以改变和光明未来必然降临。
涅克拉索夫把格利沙表现为一位卓越的启蒙活动家和革命宣传家的形象。这位青年经常开导农民认清现实，他编新的歌曲让农民快乐起来。这些歌，乐观有力，气势磅礴，是指导人们走向崇高斗争目标的号角。他了解歌曲的作用：“伟大的真理在这支歌儿里火焰般燃烧！／明天我就唱给大老粗们听，……／一支好歌，也能使受尽压迫的穷人们／精神振奋……”找寻幸福的人们听了这样的歌就会鼓起无穷的力量。格利沙的形象体现了真正幸福与快乐的原则，涅克拉索夫对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作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回答。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全部创作中的艺术珍品。在这部长诗里，表现了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
长诗是俄国农村生活的巨大画卷，它展示了众多的形象。诗人在贯彻他刻划典型的基本原则(指明人物的阶级倾向，在阶级冲突中表现人物)之时，并不热衷于细致的工笔画或者堆积大量的细节来突现他的人物，常常是抓住一个或几个主要情节、场面，在关键时揭示他的人物的精神世界。火灾中亚金不抢银钱而抢救图画，吉铃向人民求援战胜商人，萨威里带头埋葬德国佬管家，这些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长诗并没有写完，但并不因此而在结构上就没有统一性。长诗虽无终结，但结构是完整的：
这首先在于它有统一的思想与构思：人民中没幸福，要过好日子必须摧毁旧势力。这个思想把全诗统一起来。
按情节看，它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线索串连法，似乎是情节无固定、无止境的：七个农民找幸福，见到各种人，走过无数地方，听到许多故事和歌曲。这样的情节决定了长诗组织和体裁上的特点：长诗由许多小故事构成，它们之间没有统一的中心主人公和中心故事。
如何把这些小故事组成完整的统一体，一方面是在结构上起作用的七个旅行者的线索串连起来的，更重要的是长诗的基本思想在起作用。七个流浪农民可以继续走访下去，但长诗在写出了各种农民、地主和格利沙之后，基本思想就已十分清晰了，在结构上也就达到了完整性。
说长诗的基本思想串连各个故事，并非说长诗中的各个故事与各个人物之间就没有直接的连系。从现有章节看，它们是有联系的。
第一部的序诗写争论的实质，提出了最主要的社会问题。第一部的正文则把农民与地主的“幸福”对立起来。《农妇》一章是农民生活的具体化。在这里，诗人深入一个农民家庭，揭示了几代人的遭遇。《最末一个地主》一章，则充分揭露了地主和它的奴才的丑相。《全村宴》集中描写革命知识分子格利沙，以乐观的调子结束全诗。
由此我们看到：在结构中，诗人使用对比方法：地主与农民之比、痛苦与斗争之比、奴才与暴民之比、现实和理想之比，甚至章节标题上也有对比(《苦难时代苦难的歌》和《幸福时代幸福的歌》如相比)。在这些对比中，诗人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与面貌，指出正确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表达人民的理想与愿望。
长诗的艺术手段是多样的，对话与叙述占主要地位，但诗人并不满足叙事诗对事件的叙述法和描写人物的对白，更常常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叙述到农民在市集上买劣书坏画时，诗人感慨于农民精神食粮的贫乏，希望有一天农民能买回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书。这种抒情插曲，在长诗中是很多的。通过这些抒情诗段，我们不但看见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民主诗人在评论、在高唱，而且抒情与叙事结合，使诗篇更增添了光彩。诗人爱与憎的感情是强烈的，他写到农民，常用同情的、浪漫的笔调来抒发他的激情。而写到地主、官吏，则憎恨与愤怒之情，油然而生。
涅克拉索夫对地主官吏采用了讽刺的手法。他的讽刺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讽刺。这讽刺没有戏谑的性质，而是严肃的，摧毁性的抨击。诗人写反面人物时善于用夸张笔法突出其外貌和性格的特点，显示其可恨可厌。如写“最末一个地主”乌鸭金公爵，写他白衣白发，一幅扭歪的面孔，两只不同的眼睛，讲起话来，声嘶力竭，唾沫四溅；生起气来，右眼抽筋、圆睁，左眼象猫头鹰的眼一样，滴溜溜转个不停。从精神到外貌都丑恶不堪。
涅克拉索夫写大自然，不似普希金、莱蒙托夫长诗中的细腻，而是素描式的勾勒。他善于揭示大自然同社会生活的联系。诗人对自然的了解同农民的观感是一致的。他常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调描写大自然，从而显示生活的社会本质。他如此写春天：
一条宽广的沙土路，
路边两行白桦树，
伸向天边不见尽头，
景色好荒凉。
大路边一溜漫坡，
有庄稼，有牧场，
可是更多的
却是丢荒了的地。
池塘边，小河旁，
有破旧的村庄，
也有新建的村庄。……
啊！俄罗斯的森林，
开了冻的大河小溪，
春水泛滥的牧场——
在春天里多么美丽！
可是看到春天的田地，
看到黄瘦的禾苗，
却又令人心伤！
革命诗人以一幅不协调的景象，展示了农村的荒芜，表现了人民的痛苦心情。
长诗写农民的故事自然有独特风格，这风格来自人民口头创作和农民的语言。首先，长诗情节形式采自民间故事。寻找幸福的故事，是人民千百年来向往的。诗人利用这一情节，去掉了它的神话性质，使之表现革命的观点。其次，长诗使用了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体裁。如关于宝手帕的故事，口吐人言的小鸟的幻象等。特别是大量民歌插入长诗，增添了诗的光泽。涅克拉索夫运用了民间文学的很多表现手法。写到七个农民争论，则用动物故事的手法使林中鸟兽全参予其中。而且还利用了民歌：“叫吧，叫吧，布谷鸟！／叫到麦子抽了穗儿，／让麦穗噎住你的嗓子，／你就不叫了！”这就增加了情节的生动性和风格的清新特点。玛特辽娜因丧子而痛哭并咒骂官吏们时，便用了一连串的“哭辞”。诗人使用英雄歌谣的描述法，如写农民狂欢，长诗用歌谣否定又肯定的描述法：“不是狂风在吹哇，／不是大地在晃，——／是节日的人群／吵吵嚷嚷，踉踉跄跄”，至于长诗使用民间文学传统数字表现法的地方(如七个农民争论时，“飞来了七只夜猫子，／蹲在七棵大树上，／瞧着人打架呵呵笑！／七双黄澄澄的圆眼睛／恰象十四支大蜡烛”)，使用反复手法和夸张手法的地方就更多了。
长诗是使用人民语言写成的，以“树皮鞋”、“草席”这类“高雅”诗人少用的词来表现人民的生活，是涅克拉索夫的艺术创新。长诗是诗人研究人民语言二十年的结晶，其语汇之丰富、句式变化之多样是罕见的。他使用人民语言与民间文学语言相关的。诗中使用了大量的格言、谚语及民间文学的固定形容词。长诗语言质朴、口语化程度高，因此，易为群众所听懂。
长诗的韵律也与民间诗歌相一致。不同的是长诗不是用一种，而是用多种民间诗歌的韵律写成的。而且诗人还独创了一些格律。无韵脚的重音诗体是民间诗歌的特色，也是这首长诗的基本韵律。当然这部长诗的韵律还有变化（二音节、三音节的不等）。涅克拉索夫创造的三个抑扬音步和两个无重音音节收尾的形式是很独特的。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从思想到艺术，都开创了俄国诗歌的一代新风。诗人本人的创作及其活动，都表明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天骄。
[注]
①《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240页。
②《涅克拉索夫研究》（俄文版）1948年版，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5年印刷。
③《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5页至第307页。
④《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2页。
① 环节》1043年3-4期，苏联科学院，第659页。
（马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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